我为什么拍《一九四二》

　　大概是在1993年，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王朔走到我的客房来，扔给我一本小说，是刘震云写的《温故1942》。我一口气看完了，非常受触动。小说写了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一场灾荒，大概有3000多万河南人向陕西逃荒，途中有300万人饿死了。但是我非常吃惊的是，在看这部小说之前我完全不了解有这么一场灾难。当刘震云要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去采访那些幸存的当事人，大家也都说记不清了。当时我就想：究竟我们是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还是说我们这个民族遭遇的苦难实在太多了?拍这个电影的意义其实挺大的，一是让我们大家了解一个曾经发生在河南的大悲剧，另外是通过这个电影，大家也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以后还会不会发生。

　　温故而知新，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个电影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自己。你看我是长得挺寒碜的一个人，因为有镜子，所以我知道我长得寒碜。倘若没有这镜子，我可能会把自己想象得特英俊，特别器宇轩昂。但是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发现跟你想的不一样。我觉得尽管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会很不舒服，但是比我不知道要强一点。所以，《一九四二》也是照见了我们民族性里的一部分不堪。当然，我们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肯定是优秀的，否则我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我不是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人，但是因为被刘震云的这部小说击中了内心，于是我跟震云说，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刘震云说不着急，再等一等。我觉得他并不是不想把它拍成电影，他肯定是对我不信任，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拍过任何一部电影。

　　时间到了2000年，元旦后的一个晚上，震云找到我，跟我说，他想把《一九四二》这孩子托付给我。我听后特别特别兴奋。于是，我们就找了很多专家、导演来讨论。大家有一个共识——这部小说是非常好的，但是它非常不适合改成电影，因为小说既没有故事也没有具体的人物，也没有情节。大家散去，我就跟震云蹲在我那工作室外头的树荫底下，我问他，怎么办?震云问我，你还想干不想干，我说想干。接着震云跟我说，他觉得把一个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工作，很多人都在做，只有很少的人在做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事，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怎么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选择用一种最笨的方法：把每条路都走一遍。

　　我们工作室六个人一起上路，沿着小说的线索，走了几个月。经过几个月的采访、摸索，剧本就浮现出来了。但是拍摄过程几起几落。光摄制组就成立了三次，大张旗鼓地选景、找演员，几经折腾。我开始意识到，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没有机会了，或者说在我有创作精力、有冲动、有体力的时候，可能没有机会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了。这期间我拍了很多其他的电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想拍的东西一直没办法拍，所以我可以全心全意地走一个商业片的道路，然后把这条道走得很通。这是一条什么路呢?就是充分尊重观众。然后，让我自己也觉得好玩，也有意思，我觉得也不恶心。就是这样一些片子形成了一个很高的人气，对我来说，就是所谓的大家说的品牌。这个品牌是什么呢?就是观众对我的电影有个基本的信任，而刚好在这种影响力最大的时候，终于在2010年又贼心不死地把《温故1942》的剧本放到案头上。

　　之所以在拍摄《一九四二》这条路上这么坎坷，有这么多阻力，这么不顺，其实是因为你没准备好。这是一个好东西，你想干可以，你要做一个很好的准备。可能到2010年的时候，觉得准备得差不多了，可以拍了，所以这电影就拍出来了。

　　我觉得，《一九四二》是我们在所有的中国电影，向着商业大潮洪流冲过去的时候，突然独树一帜地杀了一个回马枪。有个词叫小清新，我觉得《一九四二》是大清新。我们就是想做别人不敢做的那些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名利早就双收了。名利双收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就享受所有这些名利带来的好处，还有一种就是我敢于把这些东西压上去，去做我非常想做的那件事。也许在《一九四二》这部电影上，我挥霍了这么多年积累起来的观众对我的信任，但是我更相信，因为《一九四二》，我又建立起来了更大的信任。

　　我发现，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他们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走出电影院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幸福。你会觉得，跟饿死了相比，咱们今天的一些挫折、一些所谓的不幸，其实都不在话下。张国立说他演完这个戏，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就是饥饿和人的尊严。在1942年，什么是尊严?尊严就是肚皮。今天，我们国家开始变得富强一些了，我们才可以讨论有没有尊严这件事。

　　我希望，通过看这部电影，你会知道，能够活在今天，你是很幸福的。

　　(本文系作者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开讲啦》节目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