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与担当：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

　　演讲人：吕一民

　　时间：2012年11月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 

　　演讲者介绍：吕一民，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副院长。师从我国著名史学家、法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沈炼之教授。著有《大国通史——法国通史》《一九一八——一九三九年的法国》《法兰西的兴衰》《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等。

　　尽管时下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生存方式已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变化，但前辈传给他们的担当道义和社会良心的精神在他们身上仍一定程度地存在着。从这一意义上看，法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终结，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会“终结”。

　　“人们通常会把理想的知识分子称作‘社会的良心’。我们有时候在感叹‘世风日下’的同时也会感叹‘士风日下’。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目前特别有必要在知识人(知识分子)中倡导坚守良知，勇于担当。”

　　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三大关键词

　　“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这一研究对象包含“20世纪”、“法国”和“知识分子”三个关键词。在此，我想通过对这三个关键词的阐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为何有必要关注、乃至研究它。

　　首先来看“20世纪”。在已经过去的所有世纪中，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光彩夺目而又剧烈动荡的世纪。不过，研究历史的人往往习惯于强调自己长期重点研究时段的重要性。但是对于20世纪，我们至少可以说，它在已经过去的所有世纪中，是具有唯一性的，它是在座各位亲身经历过的世纪。另外，大家以前似乎有一种偏见，觉得现当代史没什么可研究的，历史研究的对象越古越好。但是，现在不认同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事实上，研究现当代史是有悠久传统的。如西方史学史中必定会提到的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是例证。而且，时下对现当代史感兴趣的学者也越来越多，比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早年以研究近代史为重点，出过由《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组成的19世纪“三部曲”，但他后来也逐渐把研究重心下移到现当代史，还出过一本学界评价颇高、在国内读者中也有不小影响的著作《极端的年代》。

　　第二个关键词是“法国”。在欧美大国中，法国相对来说与中国相像的地方更多一些，有极个别法国学者甚至把法国称为“欧洲的中国”，至少，两国间的交往之久、相互影响之大是不容否认的。老一辈革命家中有很多人，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当年都在法国生活过，至于曾经留法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就更多了。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法国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大革命政治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容小看，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左派”、“右派”、“红色恐怖”、“白色恐怖”等术语，要追根溯源的话，都来自法国大革命。法国对中国的影响还可以举不少例子，如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杂志的外文刊名是法文的“青年”，又比如《两只老虎》这首歌也源自法国儿歌《雅各兄弟》。

　　第三个关键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在传媒中出现频率极高的术语，尽管如此，学界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的界定，至今仍然众说纷纭。目前，大家认同较多的是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提到的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研究知识分子史的头号权威、巴黎政治学院教授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媒介”，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在于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联结在一起。因而，“知识分子”可以是记者、作家、教师和学者，也包括部分大学生，他们都是文化的潜在创造者和中介。

　　但是仅满足上述定义，只是从社会学意义和文化功能上定义的知识分子，仍不足以成为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对象。“知识分子”还必须满足另一个条件：“介入”，也就是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参与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直接参与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直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担当角色，成为“当事人”，和其他社会政治因素发挥同样作用。例如担任政府公职参与制定政策，或是支持某一派政党，宣传其政治和社会主张，在公共领域内为该政党争夺公共舆论等。其二是“见证”，通过公共领域和意识形态内部的争论，知识分子能将当时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焦点社会问题反映出来，或者梳理清晰。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既可以起到概括阐明社会问题的作用，也可能由于他们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不同的思想倾向，起到放大或缩小问题的作用。间接参与指的是他们本身不直接参加前两类知识分子活动，但是在知识界发挥影响，对一个时代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定位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化氛围的一个要素。

　　人们通常会把理想的知识分子称作“社会的良心”。我们有时候在感叹“世风日下”的同时也会感叹“士风日下”。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目前特别有必要在知识人(知识分子)中倡导坚守良知，勇于担当。关于“良知”，存在多种定义或说法。我想，良知主要指的是天赋的道德观念。说到担当，作为知识分子，显然应该要有责任感，有一本翻译成中文的关于法国知识分子的著作，书名叫《责任的重负》，作者是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他后来不幸患了“渐冻症”，他在得病后的所作所为与取得的成就，使他被誉为“人文学术界的霍金”。这不由使我想到一位令人尊敬的华人学者——许倬云先生。许先生的身体状况不太好，行动不便，但他所取得的成就却令人钦佩，他不仅学术成就显著，还被人誉为“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

　　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四季歌”

　　虽然对何谓“知识分子”仍然众说纷纭，但人们在谈到“知识分子”时，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一些法国知识界著名人士的形象：愤然宣布“我控诉!”的左拉、被誉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的萨特等等。显然，上述人士已被世人奉为知识分子的楷模。与此同时，法国知识分子似乎有太多理由被同道所羡慕，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拥有那么高的社会地位。

　　事实也确实如此，法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法国社会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几乎时时刻刻都成为法国传媒(有不少时候甚至是国际传媒)关注的焦点。时至今日，类似现象依然存在。例如，大家都知道LV在法国指的是什么(路易·威登)，或许不知道在法国还有位其姓名被简称为众所周知的BHL的知识分子，他就是贝尔纳-亨利·列维。他在2011年利比亚事件爆发后，在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与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列维有如法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的“第二外交部长”，其相关言行不仅受到法国媒体，而且还受到整个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从各自特点来看，这四个时期可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春天的万木萌发，夏日的赫赫炎炎，秋季的硕果累累和冬令的萧杀悲凉。所以，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亦可称为一首“四季歌”。

　　首先来看第一阶段，德雷福斯事件时期。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显然应以发生于19、20世纪之交的“德雷福斯事件”为“起点”。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德雷福斯事件”为法文“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的“诞生”提供了语境，更重要的是，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在充当“社会的良心”、“介入”社会生活所采取的手段及表现出来的特点，大多可在这一时期找到先例。例如，知识分子内部的“两极化”;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持久对立;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与反理智主义之间的斗争;20世纪法国知识界突出的“左倾化”特征等。

　　第二个阶段是大战与危机的年代。从1914年至1945年，法国除了20年代外，基本处在大战与危机的阴影笼罩之下。法国知识分子在这30来年时间里的发展历程大致又可分为四个阶段：1、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绝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都投入到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其中有的直接上前线浴血奋战，而更多的则在“国内战线”积极投入战争。当然，也有个别知识分子始终坚持反战立场，其中主张超乎混战之上的罗曼·罗兰最为引人瞩目。2、192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跟党派走得越来越近，著名学者朱利安·邦达为此写了一本《知识分子的背叛》。3、1930年代，当时法国知识分子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少法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抵抗运动，这些人的斗争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类：拿枪与拿笔。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还有一些则走上为维希政府效劳、甚至与纳粹德国合作的道路。

　　第三个阶段是“辉煌的30年”。二战结束后的最初30年(1945—1975)，法国在社会、经济等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有鉴于此，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福拉斯蒂埃将其称为“辉煌的30年”。二战结束后，法国的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可以萨特名字命名的时代，“萨特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亦可被视为战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辉煌的30年”的同义词。1943年，萨特在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存在与虚无》，当时，这部厚达七百多页、语言晦涩的哲学著作并没有怎么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仅仅过了两年，存在主义哲学就风靡法国知识界，《存在与虚无》一版再版，萨特的名望与日俱增，他因此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哲学大师。不过，萨特的声名鹊起，固然首先得归因于他的存在主义思想正好契合时代的需要，但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多面手”乃至“全才”形象也起了很大作用。在此时期法国的文人学士中，只有萨特成功填平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鸿沟。

　　最后一个阶段是20世纪晚期(或曰“终结”时期)。1980年代初期，法国知识界的两大巨星萨特与雷蒙·阿隆相继谢世。在这前后，数名在年龄上要比他们小一辈的知识精英也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是虽生犹死。这一切，使得此期的法国知识分子不时与各种追悼仪式打交道，并经常沉浸在悲痛中。总体上看，进入20世纪晚期的法国知识分子似乎已失却了20世纪早期与中期时的激情。由于受全球性政治气候的影响，在战后长期控制着法国知识界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势力在明显削弱。当20世纪进入尾声之际，由于国内外局势均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导致此期的法国知识界亦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例如，“非政治化”现象进一步突出;知识分子中左-右之间的分野日渐模糊，传统的“左派知识分子”已然消失;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科技知识分子的中心化趋势加剧，知识体制对知识分子的束缚愈益严重;知识分子更热衷于与媒体打交道，并因此不惜屈从于市场法则，弱化自己的独立性。如果说，上述特点可以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终结”的注脚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发生在“世纪末”的下列事例中看到，在法国知识界内部，以左拉、萨特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余韵尚存，法国当代知识分子仍保持着一份对公共的关怀：集体要求法国政府用外交手段或其他手段对发生在波黑或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进行干涉;发起“无国界医生”、“世界医生”运动;隆重纪念左拉的《我控诉!》发表100周年;组建反“全球化”组织“征收金融交易税以援助公民协会”(ATTAC)。鉴于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尽管时下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生存方式已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变化，但前辈传给他们的担当道义和社会良心的精神在他们身上仍一定程度地存在着。从这一意义上看，法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终结，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会“终结”。

　　知识分子史成为法国史学研究新热点

　　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自20世纪中叶以来，始终是国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其中，被世人奉为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楷模的法国知识分子，更是有关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对象。在20世纪晚期的法国，在政治史重新焕发生机和社会文化史日趋升温的背景下，甚至还诞生了一门新的以研究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为重点的史学分支——知识分子史。

　　法国知识分子史的萌生首先归因于新史学派第三代的领衔人物雅克·勒高夫的开拓之功，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出版了名著《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该书问世后，一度引发了法国史学界对研究知识分子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里奈利等年富力强的学者共同努力下，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在法国进一步受到重视，知识分子史亦逐渐成为20世纪晚期法国史坛的“显学”。1986年初，西里奈利在法国新锐史学刊物《20世纪》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偶然还是必然?一种正在建构中的史学：知识分子史》，引人瞩目地打出了知识分子史的旗号，并对这一新的史学分支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与特征作了初步阐释。198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史学研究机构——当代史研究所建立了一个由来自不同学科的中青年学者组成的专门研究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团体，表现极为活跃。有关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著作往往甫一问世，即在史学界乃至在整个文化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法国不少著名刊物，如《新观察家》《快报》《争鸣》等也曾以专辑或专栏对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展开广泛、深入的探讨。

　　学界时下普遍认为，知识分子史属于政治文化史学的范畴，其研究领域由政治史、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而成，因而，其研究方法需在保持史学研究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对此，西里奈利的一些观点颇具启发性。

　　西里奈利认为，在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过程中，有三种研究方法最值得倚重，或曰必须要运用下述三套工具：“历程”、“社交性”和“代”。“历程”指的是在法国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将各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加以梳理;“社交性”是指对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结构的独特性进行考察;而“代”则是从代际更替的角度，把握知识界内部的新陈代谢。

　　法国学者通常把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作为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亦由此开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同时研究三种知识分子的历程。首先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名知识分子，例如著名作家路易·阿拉贡和安德烈·纪德、身兼教授和记者双重身份的雷蒙·阿隆、从作家转变为政府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著名哲学家和文学家萨特等。其次要研究知名度稍逊一筹的知识分子，例如一些作家、著名记者、知名教授等。这些人在法国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在知识分子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采取集体行动的时刻，这些知识分子是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最后，还特别要注意挖掘一些以前被忽略的知识分子，西里奈利称这些人为“启发者”，他们的名声并不显赫，但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例如“德雷福斯事件”时期，巴黎高师图书馆管理员赫尔在左拉之前挺身而出为德雷福斯伸张正义，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说服很多人加入支持德雷福斯的阵营，这些人中就包括后来在事件中起重要作用的左拉。法国知识分子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要走向，事实上正是由这些“启发者”定位的，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些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法国知识分子的发展脉络才会比较清晰。

　　要全面展示法国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还需要对一些同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历程开展研究，例如1920年代中期的巴黎高师文科班，其中有后来成为左派知识分子领袖的萨特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的阿隆。这些具有相同精英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在毕业后采用了不同的“介入”社会的方式，充实和影响了法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发展。

　　法国史学界较多使用的“社交性”概念源于社会学。首先将这个概念引入法国史学研究的是法国著名史学家莫里斯·阿居隆。法国学界普遍使用“社交性”概念来研究法国知识界内部结构的独特性，其中法国知识分子“介入”社会政治活动的重要阵地——各种杂志和出版社，一直是研究对象的首选。每本杂志和每家出版社，都有相对比较固定的编辑和作者群体，形成知识界内部的各种小团体。然而，西里奈利认为，这种团体网络性特点并不能完全概括法国知识界“社交性”结构的全部特征，因为在知识界的各种小团体形成和运转过程中，知识分子之间的情感因素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法国知识分子的新陈代谢——“代”的现象，也即代际更替的现象，并不是简单的年龄更替的自然现象，其实质是知识界内部新陈代谢的实现方式。重大的社会历史和政治事件，作为各代知识分子的起点，将各代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史的坐标上进行了定位。通过细致的经验研究，西里奈利进而探寻了影响知识界代际更替的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法国丧失了大量的青壮年人口，为出生于1905年左右的一代知识分子迅速进入知识界提供了便利条件，大大缩短了新一代占据知识界主流通常所需的时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知识界针对附敌分子的清洗运动，使得同一代知识分子的内部发生了换班的现象，和法西斯或维希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退出历史舞台，同代人中的另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占据知识界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