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财经》：张老师，您曾指出，英美国家的文化传播经验最值得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对其加以总结和借鉴。
张文木：是这样的。英美国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经验比较丰富，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比较圆熟的国家。从工业革命之后到今天，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英国和美国统治世界已经200年，他们逐鹿世界的历史和统治世界的手段值得任何国家借鉴学习，尤其是通过文化传播控制世界的手段值得各国学习和警惕。
《环球财经》：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文化传播战略都相当重视，总体而言，文化传播战略应该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两者如何协作呢?
张文木：国家战略是实施国家政治路线的工具，文化传播历来是与其政治目标相呼应。国家间文化交流的核心内容都贯穿着各自的外交战略，都是与其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捆绑在一起的。
我们以日本为例。如果对近代日本“学术”及其“研究成果”加以关注，会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其长期军备的必然，也是日本对华战略中意识形态“宣传战”的结果。
194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日本人特意“邀请”梅兰芳出场唱花旦，因为他们知道，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觉中普遍雌化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梅兰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阴谋，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
然而，在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长期的和平生活已使一些青年人忘却了这些血写的经验。一些“艺人”已经不清楚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爱国主义。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品质的高下不仅仅在于技巧，更在于气节，更在于他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舍生取义的伟大民族精神。
革命理想高于天
《环球财经》：日本作为后起列强，对华侵略方面已经非常看重“文化侵略”手段，那欧美列强在这方面应该也不弱吧?
张文木：当然如此。这方面最老谋深算的是英国。英国人按照自己的意图编造世界的能力接近于天才想象，其文化传播堪称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编撰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如“剑桥中国史”系列)到塑造国际文化观念(如汤因比的历史观)、国际主流经济学(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生物学等工程，几乎全被纳入其文化传播的战略之中。
英国人不在乎世界是什么样的，只在乎他们的传播的受众心目中的世界与其编造的“世界”与是否合拍，最终在文化领域各国都要遵循英国各式“皇家学会”认可的标准。通过这样的标准，英国掌握了文化领域的量裁权和话语权。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只是英国“谋略派”时好时坏的学生。
具体研究新老帝国主义强国对外的文化传播实施策略会发现如下特点“内外有别，外松内紧”：在自己国家内讲统一性，在国际上则要求多样性;在自己国家内扶强抑弱，在对手国家中则扶弱抑强。这一战略的目的是“在本国内部确立一种罗马式和平，对外则为罗马式的掠夺性帝国主义”。
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全部压迫者政治的核心。英国人在印度将甘地捧为“圣雄”，在南非将曼德拉捧为“和平斗士”。这两个人的思想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可英国人却偏宣传、鼓励和强化他们思想中的“非暴力”即“告别革命”的部分，将其改造并美化为对英殖民主义无害的“普世主义”价值观灌输给英殖民地人民，增强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依附意识。列宁说：“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拿起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当奴隶。”
用一切方法模糊和虚化对手国家的战略目标和人民的理想，是西方宣传战中的重要手法。压迫民族并不怕被压迫民族有“梦”，而是怕他们有理想。马丁·路德·金说他有一个“梦”，美国资本家可以为他塑像。马丁·路德·金的“梦”至今也没有给美国黑人带来解放，而共产主义理想却给1949年之后的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就和光明前景。压迫民族也不怕被压迫民族谈“人性”，而是怕他们谈“人民”。失去了文化自觉和“人民”的概念，国家就自毁了精神长城，侵略者就可长驱直入。近现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史说明，是有理想和文化自觉的中国人民实现了我们民族救亡图存的理想。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革命理想高于天。”
重视语言学的战略功能
《环球财经》：谈到文化传播战略。我国从2004年起用孔子学院体系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孔子学院曾多次被他国质疑为间谍机构，类似的事件在英国、德国、美国都有发生。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文木：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在面对英美优势文明的时候，应该重视对本国语言的保护和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汉语的对外传播是非常必要的。需要看到，即使是近乎纯技术的科目语言学领域，也被英美纳入其文化传播战略。改造被征服国家的语言，是他们征服其他民族的重要步骤。原来在世界占支配地位的阿拉伯语、汉语、梵语等语言，在近代被英语、法语和拉丁语等取代。这些语言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将欧洲人的价值观输出到的世界，削弱或消灭了其殖民地的原生意识，强化了依附意识。
西方国家征服其他民族的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用民族问题制造内乱和分裂;分裂这些国家的常用的方法是率先分裂、肢解它们的语言。他们通过资助一些对目标国家的民族生活习俗和语言结构进行研究，最终“研究”出许多与其国家共同体相排异的种族元素，并由此推论这些种族与他们所处的国家本“不兼容”，然后就进行炒作性宣传、鼓噪，在必要时不惜鼓动出兵推动其独立倾向。
近代英法美等国在不断整合统一本国和本地区政治形态的同时，不断从民族问题入手碎化世界其他地区，如巴尔干、中东及非洲。由此不难看出西方国家语言学研究具有的战略功能。
希特勒对英国娴熟地运用文化传播推进政治目的作法羡慕不已，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在英国，宣传被作为第一级的武器使用;在我国，却是失业政客的饭碗，或者至多不过是一些腼腆的英雄们的一种职业。结果宣传对我们来说，其效果等于零。”
文化传播有国界
《环球财经》：近年来，英美等国一直在各国推进各种花色的颜色革命，在干涉他国时经常鼓吹的一个口号是“人权无国界”。有一句话应该可以与之相对“资本无国界，但资本家有国籍”。在文化传播领域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文木：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前一种矛盾决定了国家间的斗争及贯穿其间的生存博弈是绝对的。不管这种斗争采取什么形式，它都是人类文明进步基本动力。后一种矛盾决定了前一种矛盾在国家抗力接近的条件下，是有和平转化空间的。
这就是说，关乎民族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政治要求是研究文化传播问题的绝对前提，其他如所谓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所谓“人类”共性的话题无疑也是存在的，但只能是在国家政治前提下话题，是政治的延伸。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在文艺宣传中的政治目标，这并不是什么“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是国家文化传播战略的必然要求。
理论的正确与否需要经验过滤和检验。在国家层面，所谓的“文字的人性”要让位于民族生死存亡。在经验、特别是关乎生死的极端经验面前，人就容易接近真理并达成共识。文化传播始终贯穿国家政治战略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就是历史上大量发生过的生死经验。
在这方面，古希腊和中国战国时的齐国都是前车之鉴。黑格尔说：“希腊人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结果希腊的自由之花被罗马的金戈铁马征服。有文化的希腊人沦为奴隶，成了罗马的诗人、著作家、罗马人工作场所的监督、罗马人子女的教师。齐国曾是秦国最强的对手，就在秦国力行铁血统一的时候，齐国却沉醉于“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公元前288年，秦国捧齐国称为“东帝”。当秦国大军抵至齐国城下时，齐国竟不战而降。黑格尔说“文雅和修养根本是不合罗马人本性的”，事实上，“文雅和修养”也不是历史的本性。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环球财经》：谈到秦国、齐国这些战国史，历史上一些说法将秦国污之为“暴秦”。很多中国学者喜欢纠结于所谓的“王道、霸道”。今古对比，发现传承古罗马的英美基本上是“名为王道，实为霸道”，200年灭国无数了。
张文木：在国际斗争中只会“五讲四美”是不够赢得胜利的。道义在革命时期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在建设时期就需要不断赢利来支撑;没有实际利益的获得，仅为道义而没有利益的牺牲最多只是一种斯巴达克式的殉难。
诱导对手走向失败的文化传播的方法不能简单地仅仅用道德标准来评判。对被压迫者来说，它是反抗的需要，对压迫者来说，它是统治的需要。战国时秦穆公就知道“立庸君以弱晋，得城池而强秦”。为了安抚与弱化中原汉族知识分子，满清统治者在明十三陵中选出好面子、特清廉却治国无方颇有戈尔巴乔夫范儿的崇桢墓地予以高规格改葬并多次隆重修缮，用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普世理念虚化汉民族的反抗意识，以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
同样的事物，在毛泽东这里完全就是另一种视角。毛泽东也重视明史研究，特别是注重汲取其中的国家兴亡经验。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明史中，毛泽东最赞赏明成祖朱棣而少正面提及崇桢。毛泽东多次到明十三陵，曾有三次凭吊朱棣葬墓长陵。1951年4月他在长陵赞扬明成祖“敢在北京建都，敢把自己的陵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个皇帝长住土木行宫，理政练兵，很少在京城金陵办公，不忘戎武，这很不容易了。”1964年5月12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看《明史》最生气”，“除了明太祖、成祖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都不好，尽做坏事。”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应对西方文化传播战略
《环球财经》：我国对外贸易已经略超美国，排名世界首位，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对外交流非常广泛，与西方各国尤其是英美的交往不可避免。如何有效应对英美的文化传播战略呢?
张文木：国际文化传播既然存在着政治斗争，那应对它时就不能不讲策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此轮中美“蜜月”期以及我们利用它在力量不对称的条件下大规模发展和壮大自己历史性机遇正在接近尾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在其间的外交斗争就更要注意政策和策略。
中国崛起十分很难，但成就巨大;而要在独立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说服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崛起，今后我们将有更长的路要走和更艰苦、更细致的工作要做。对传媒问题有深刻洞察力的美国战略思想家李普曼曾说在西方社会里“制造同意并非一种新技巧。他已经十分古老了。据说他已经随着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亡了。事实上，他是在技术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无疑，在“制造同意”的能力上，西方拥有我们无法比拟的高效传播手段、巨大的资金储备、丰富的运作经验、严密的网络体系和组织机构及由此形成的更广泛的国际受众。因而，在中国国际传播手段不足、传播经验不足的历史条件下，要说服世界接受中国，就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这是“文化自觉”的核心)的精神和“外圆内方”即不很“政治”的形式积极参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在其中有理、有利、有节地对西方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舆论长期坚持最坚决、最不留情面的斗争，同时也要尽可能地选择西方社会能接受的“普世”形式，在其中用中国的元素和解释去影响、说服更多的国家及其人民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发展。
对于西方宣扬“普世价值”，我们在国际文化传播中不必要简单地抵制，而要在其中加入我们的解释，比如共产主义也是一种“普世价值”，这从中国孔子的“大同”思想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都有相通的朴素共产主义思想。这种朴素共产主义思想又与目前西方各种“占领”运动中人民发出的呼声又有相通之处。事实上，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完全可以也能够主导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话语权。
我们反对的并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按西方标准强求的同一的表现形式。即使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西方理论家，他们对于今天西方人所谓“普世价值”也是持批判态度;现在西方的政客们对他们自己宣扬的“普世价值”也并不真信，而只是将它当作忽悠他国交械投降的工具。既如此，我们也不妨采用“将错就错”的策略，接过他们的话语反客为主：在其中注入中国解释并随中国的发展渐进赢得舆论的主导权。
没有组织路线与之配合策略是不会成功的。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国际文化传播，面对拥有庞大资本、技术和长期的外宣经验的西方传媒体系，如果我们采取拒绝的态度，不参与这些比如“诺奖”评选等机制，就等于主动放弃影响世界的机会。当然，我们在参与这个体系时又忘记甚至放弃对中国利益的维护和说明，放弃了斗争，那更是没有希望的。
《环球财经》：我们需要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不论是资源端还是市场端，都存在这一问题。我们既有通过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赢得发展空间的现实需求，还有保持独立自主的内在追求。这样的发展之路，目前已经面临严峻的考验。
张文木：事实上，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资本国家化和国家资本化分裂式并进的过程，前者是民族国家驾驭资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民族国家依附国际资本的依附道路。中国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的大战略应当是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前一种命运，坚定且巧妙地避免后一种命运。
在许多时候，用枪打不倒的对手可以用笔打倒;用笔打不倒的对手还可用嘴“吹”倒。如果读一下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就不会怀疑美国就是这样被欧洲吹倒的。关注一下近年欧美有关中国的一些过高的吹捧言论，不难发现，欧洲捧杀的目标开始向中国偏斜。对此，中国不仅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我们今天又尚不熟悉的大国文化博弈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做好准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矛盾，这些矛盾已严重制约着中国的发展;但同时也要知道，西方世界内部积累起的矛盾比我们更复杂、更深刻，似乎达到了非战争而不能解决的地步。在矛盾面前，一切反动派确实是“纸老虎”。
如果中国在未来的世界中能够通过融合性的斗争，走出一条既有共同富裕，又有效率，还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接纳的社会主义道路，那我们就可以继列宁、斯大林之后，通过中国成功的实践创造性地证明一国不仅可以建成也可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结论。这不仅是对人类认识论的贡献，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贡献，具有极大的世界意义。
（被访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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