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死历史”看成“活历史”

　　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政治体制从旧体制中脱胎而出，这就是以皇权为代表的君主集权制度。这种制度强调地方要服从皇室中枢。从秦始皇统一六国至清末的两千多年，我国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政治体制。

　　君主集权制度，在我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两汉时期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在他的统治下，我国以文明和富强闻名于世。唐代不同于两汉，与秦代也有很大差异。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以及域内各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创造力，促进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发展、普及。辽金元的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各有特色。明代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而体制的弊端更加突出。到了清代，特别是统一新疆后，国力更加强盛，文化传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列强入侵，清朝统治逐渐失去了活力与生机。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自上而下进行革新运动成为幻想。1911年辛亥革命终于敲响了我国君主集权制度的丧钟。

　　我国的君主集权制度曾经对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形成过一定的制约，但成效不大。我国古代有法制，但缺少法治。君主把法制作为治民治吏的一种手段，自己则凌驾于法制之上。正因为如此，同一制度体系，在不同君主手里可以有不同的效果;一治一乱，有天壤之别，反映出人治的弊端。

　　我国的君主集权制度在历史上有利于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安宁，其中的科举选官制度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为社会各类人等开辟了入仕的途径，形成了由下层社会到上层社会的政治通道。特别是科举制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上层官员队伍的知识文化水平，为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贡献。

　　科举制的宗旨是择优，重要的功能在防劣。有学问的人可能考中，但智力不足的人很难通过考试。还有，由于科举制以演进方式不断调整改良，基本面(考试、严格监考)不动，不会造成制度“翻烧饼”现象。后人对科举制的批评，有些未必准确，有些则是真知灼见，如顾炎武斥责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只读范文而不读《五经》原典是舍本逐末，很有道理。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君主集权制度和科举制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许多思想家探索如何治国安邦，如何提升国力，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如何选才用人，如何看待天人关系，如何记录历史，如何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保家卫国，如何寻找心灵的安顿处等。这些都折射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轨迹。

　　中华文化传承与史学的繁荣昌盛密切相关。春秋末期，孔子把鲁国史官所作的《春秋》整理成有独特思想的历史著作，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的开端。西汉时期大史学家司马迁创造了史学的纪传体例，写出了《史记》。东汉时史学家班固把司马迁的纪传体作了一些调整，以纪、表、志、传的体例写出《汉书》。魏晋南北朝至明末，史学成为全面记录中华文化的独立学术部门。唐至宋、元、明，每个朝代都由史学家撰写前一朝代的历史。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善的编年体通史著作。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前，史学著作更加突出了对现实社会与文化传承的反思。我们说中国史学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记录，这并不过分。

　　我们看历史，要力求把“死历史”(过去的事)看成有生命的“活历史”。只有从多角度去研究它，我们才能够从历史中找到智慧，从而有益于对现实的考察。

　　(作者为著名思想史家、西北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