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性格与城市建筑场

 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 赵鑫珊

　　主持人：阮教授提醒我们，抛弃了传统建筑的城市，会丢失很多记忆，也是缺少历史感的。我们要尊重历史，也要尊重城市的个性。接下来，长期关注中外建筑艺术的赵鑫珊先生，就将论述“城市性格与城市建筑场”。欢迎!(全场鼓掌)

　　我这个人比较敏感，建筑能打动我，我会哭。在座的各位，我劝你们，打开你们的五官去感受吧

　　我想提出两个概念：城市性格和城市建筑场。

　　我们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预计再过20年，中华大地上会冒出上百座中小城市，这当然很好。但有一点我特别忧心，因为我们的很多城市现在都没有什么个性，建筑风格都差不多，这就增加了城市的痛苦、建筑的痛苦。我希望接下来讲的这些内容对城镇化估计会有点参考价值。我只能从上海讲起。

　　1981年，我从北京迁居到上海，至今已经31年了。我亲眼看到上海第一批高层建筑拔地而起：从推倒旧的，然后打地基，到一层层盖好。当时我骑自行车经过那些工地，用心观察眼前的一切，比如延安东路的联谊大厦、新锦江和东方明珠的建成，再就是“新天地”的旧貌换新颜。

　　一个人有性格，一座城市也有。我们可不可以说，上海的性格就是把全体上海市民的性格相加起来的算术总和?有这么简单吗?当然，城市性格的根同全体市民的素质和性格的总和有关联。离开后者来议论城市性格便是空谈、虚谈。城市性格远比市民全体集合的性格相加要复杂得多!

　　上海这座城市是西方和东方文化交织在一块儿的，它保存的一些东西是让人留恋的。所以，上海这座城市的性格是和建筑分不开的。

　　我这个人比较敏感，建筑能打动我，我会哭。在座的各位，我劝你们，打开你们的五官去感受吧!用你们的耳朵和眼睛，我会用我的耳朵去听建筑。触觉也很重要，你们往往忽视了触觉，把触觉晾在那。今天我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大厦参观，看到那个大理石用得特别棒，我不知道是人造的还是天然的，如果是天然的话，我内心里面有三个惊叹号，上帝真棒!造大理石造得非常好。如果是人造的话，我更要给三个惊叹号，人真聪明，不亚于上帝!我就用手去触摸、去感受那些大理石。所以我老婆说，她说你每写一本有关建筑的书都是你给建筑写的情书。

　　城市性格是一座城市的历史，加上今天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和文化秩序相互作用的产物。城市建筑是城市性格的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城市性格，它的欲望涌动、进取、不满、恋旧、回忆、惆怅和忧伤，会表现和外射在建筑物上，尤其是一些有个性、有代表性的建筑符号中。

　　上海建筑大致分两个时期，由两个部分组成：从上海开埠到上海解放，英国人和法国人把他们的建筑语言符号带进了上海滩;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千万栋现代建筑拔地而起。新旧上海的建筑合二为一，我都热爱。

　　人性里有“喜新恋旧”的结构。一座有魅力的城市，理应反映、也满足这种结构的需要。这便是今天我们偏爱“新天地”、紧靠外白渡桥的原英国总领馆景区和思南公馆的原因。因为这些新景区成了我们“喜新恋旧”的建筑符号。我们创造了这些有品位的符号，反过来，它们也塑造了我们，营构了城市的性格。

　　在这里，我想谈两个细节。没有细节，城市性格是空洞的，干瘪的，更谈不上生动。

　　先说说古希腊罗马柱式和巴洛克雕塑图案。什么是巴洛克雕塑?中共“一大”会址石库门的门楣上便有这种艺术符号。它和西方柱式合在一起在上海滩安家落户，是东西方建筑文明相互碰撞的见证。碰撞也成就了性格，包括今天的碰撞。没有这些符号，上海的性格不仅缺了一大块，建筑场也少了重要的元素。

　　再说第二个，思南公馆修缮、改造的前后对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改革开放最初十年，上海拆掉了太多有价值的老建筑，后来才开始觉醒。思南公馆项目是觉醒的一个例子，几十栋法国别墅被保存下来，并做到了“还原历史，超越历史”。这八个字恰好满足了“喜新恋旧”的心理需求。

　　没有历史积淀的厚重，城市没有集体回忆，她必然是浅薄的;若是不能超越历史，赋予她新时代的精神和新的时尚韵律，那么，百年上海就不免老态龙钟，缺乏生气。

　　今天，思南公馆同“新天地”并列为上海两个富有城市性格的建筑符号。若是你要再加上第三个，便是田子坊。这三个景区合在一起，从一个侧面表征、刻画了上海城市的性格。三个景点有差异是件好事，大上海有多重性格，每个人对这三个“文本”的解读是不同的，允许有差异，因为世界就是我们感觉的复合。

　　我一再呼吁，上海的新建筑应把建成年代镌刻上，这是档案。人有出生年，建筑也是有生命的，应有竣工日

　　我们都知道，有电场、磁场和万有引力场，那么建筑有场吗?有!

　　比起电磁场，建筑场要复杂得多。因为构成建筑场不仅仅有建材参与，也有人的心理因素的加入。电磁场则纯粹是物理性质的。

　　外滩建筑场和城隍庙以南的光启南路一大片建筑场，给人的感觉、印象很不相同。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建材和建筑风格造成的。外滩建筑场由花岗石构筑。如果银行、海关大楼的建材是木板、泥巴墙和稻草屋顶，它们营造出的场便是另一番情景。

　　建筑场还有一个微妙的元素，那便是时间。同样是一座由大理石构建的大楼，若是建于1854年和建于2012年，其场强和场效应会很不相同。若是把“1854年”镌刻在门楣上，它的场强和场效应便会凸显出来。当然，这是我的感觉印象和心理反应，我确信它有代表性。

　　我一再呼吁，上海的新建筑应把建成年代镌刻上，这是档案。人有出生年，建筑也是有生命的，应有竣工日，百年后，人们便会体会到这个竣工日的珍贵。

　　上海的老建筑有这个好传统。在许多建筑物上都镌刻有“A.D.1925”或“1928年”的字样，A.D.是拉丁文，表示公元后。这是西方人带来的好习惯。我观察过，最早的年代为1918年，最晚者为1937年。骑自行车经过，我经常会在这些阿拉伯数字面前停下来，回顾历史。这些建筑年代作为时间元素有力地同建筑糅合在了一起，加重了城市历史的厚重感，使其更有品位。

　　建筑场和四周环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树种。

　　上海的树种主要有梧桐和白玉兰，给人矮而胖的视觉印象，似乎缺少崇高、挺拔和雄壮的力度。这不仅影响了城市建筑场的品质，也削弱、软化了城市性格。

　　建筑和树木是相互依存的。门前有株亭亭如盖的百年大树，能有力地增强建筑场的场强和场效应。我在北京西郊住了二十多年，那里道路两旁有四层楼高的白杨树，让我难忘。我用双臂去抱树干都抱不住。深秋北风乍起，树梢直指蓝天白云，万叶吟风，沙沙作响，一直回荡在我的心坎，成了我的精神导师，引导我成长。很遗憾，我在上海31年，上海种的树似乎没有给我太多的启示。

　　我们的城市还有一个欠缺,那就是钟声的贫乏。我指的不是寺庙或教堂的钟声此起彼伏，而是报时的声音。1981年，我住在武进路一带，深夜，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经常传入我的耳朵，提醒我，人生于天地间，我的使命是什么?海关钟声成了寺庙、教堂钟声的代替品，有代替品比没有要好，钟声应该被纳入建筑场的范畴。

　　建筑场也应包括咖啡屋。上海是座国际化大都市，不能没有咖啡屋。据统计，上海有两千多家咖啡屋，而巴黎有四万多家。有人预测，周末的巴黎若是把咖啡屋统统关闭，估计会有近百人自杀。那么，上海呢?

　　我常路过茂名南路，在32号曼巴尔咖啡屋俱乐部，我习惯在那里草创新书稿的写作提纲。我问过自己，若是上海的咖啡馆都关闭，我到哪里去海阔天空地想心事?我已经同上海的城市性格和建筑场融合在了一起，就像咖啡和牛奶，在一个杯子里。(全场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