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要讲“礼”

　　演讲人：彭林

　　时间：2012年10月

　　地点：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

　　演讲人介绍：彭林 1949年生于江苏无锡市，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著有《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中华传统礼仪概要》、《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十五讲》、《礼乐人生》等，主编《中国经学》，点校的古籍与文献有 《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经释例》、《观堂集林》等，发表论文120余篇。

　　说到“礼”，很多人可能马上会联想到鞠躬、作揖、迎来送往等等，这种看法很片面。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谈一谈我们中国的“礼”，它的特殊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话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我们学术界的一位泰斗——钱穆先生说的。 1967年一位美国学者到台北拜访钱先生，请他谈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次谈话，后来整理成了一篇题为《一堂中国文化课》的文章发表了。

　　钱先生在一开头就说，中国文化说到底，可以归纳为一个字：“礼”。西方的“礼”主要是指人际交往的一些礼节。可是在中国文化里面，“礼”的涵义很丰厚：建立一个好的国家制度叫 “制礼作乐”，这个制度一旦被破坏叫 “礼崩乐坏”;人跟人之间怎么交往，要依据“礼”;个人怎么修身，离不开“礼”。钱先生说，与西方的“礼”相比，中国人所说的“礼”，背后是整个传统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之处。几千年以来，我们中国除了个别时候处于分裂状态，大的趋势是统一的，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钱先生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方言与风俗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形态，就是“礼”。这个形态是西方人所没有的。西方人按照方言和风俗来划分国家。方言和风俗不同，就是不同的国家，所以他们都是小国寡民。如果按照他们的做法，那我们不知可以划分成多少个国家，可以组成一个联合国。

　　在中国人看来，风俗只是地方性的、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自古以来有一句话，叫“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过年，有的地方吃元宵，有的地方吃饺子，有的吃糍粑，风俗迥异。我们方言可以互相听不懂，风俗可以彼此不一样，可是在“礼”这个层次上，则是举国认同的。所以钱先生讲，“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离开了“礼”来谈中国文化，可以说无从谈起。

　　礼义不行，教化不成

　　“礼”是修身和教化的工具，是要让你“修身践言”、“行修言道”，它的核心是要教人懂得“辞让”和“忠信”。一个社会没有“礼”，就没有了分辨是非的标准。

　　我先来谈一谈“礼”在中国人观念里的地位。在中国人看来，“礼”首先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

　　全人类几乎都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人怎样定义自己。西方有学者说，全部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一点：人是什么?在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有一头叫斯芬克斯的怪兽蹲在路口，凡是从它面前走过的人，都要猜一个谜，猜不出来就要被它吃了。谜面是：有一种东西，早晨起来四条腿，中午的时候两条腿，到了晚上变成了三条腿，这是什么?无数的人猜不出来被吃掉。终于有一天，一位智者出现了，他就是古希腊三大悲剧之一的主人公俄狄浦斯。他说谜底是人，因为人童年时代在地上爬，所以是四条腿;成年以后直立行走了，所以是两条腿;年老后身体衰羸要拄个拐杖，所以是三条腿。西方人对这个故事津津乐道，说它体现了一种很高的智慧。但是“斯芬克斯之谜”并没有说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以一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学科、许多学者在继续试图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古人有没有讨论过呢?有! 2000多年前，我们有部书叫做《礼记》，就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的记载，有人把人定义为有语言的动物，人会说话。儒家反对这种观点：鹦鹉不也能说话吗?它说的话可能比一两岁的小孩还要多，可是谁都明白，鹦鹉再能说话，也只不过是一只飞鸟。猩猩也能学人说话，可是这改变不了它是畜牲的事实。那么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儒家认为，人是能够按照“礼”的要求来生活的动物，言行举止都有合于道德理性的规范，这就是“礼”。《礼记》说：“今人而无礼，不亦禽兽之心乎? ”尽管你的身体已经进化到人的这个阶段，可是你的心还停留在禽兽的阶段，这样的人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人。 《礼记》又说：“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 ”这句话很深刻。 “”这个字大家今天不太常见，念yōu，母鹿的意思。 “父子聚”，通俗一点讲，就是鹿爸爸跟鹿儿子的性配偶是同一个。这要落到人身上，那就是乱伦，可是畜牲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有智者出来，“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我们跟禽兽不同在哪里?我们是按照礼的要求来生活的。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因而我们身上不可避免地残留着动物的野性，如无序、贪婪、恶斗、残忍，等等。要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就必须学会用道德理性来抑制、最终消除我们身上的野性，这个手段就是“礼”。

　　其次，“礼”还是我们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个根本标志。唐朝时佛教和道教盛行，儒学处于衰微的状态。眼看我们的本位文化要被其他文化淹没，于是韩愈站出来大声呼吁回归中国文化的“道”。韩愈在他的《原道》中说，春秋时期，中原的华夏民族文化最先进，周边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民族统称为夷。当时诸侯盟会有一个规矩，“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什么意思?你原本是中原的诸侯，可是你却向落后民族看齐，倒退到了夷狄之邦的水平，那就把你当夷狄来对待;相反，你原来是夷狄，可是你通过学习，在文化上达标了，那就把你当作汉文化的一员看待。在韩愈看来，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在于“礼”。

　　再次，“礼”是修身和教化的工具。我前面说到，人身上或多或少地带着动物的野性，那么如何去掉呢?只有通过“礼”。这个“礼”不是教你点头哈腰、鞠躬作揖，而是要让你“修身践言”、“行修言道”，这才是礼教给我们的最本质的东西。我们现在常说，“让文明成为自觉”、“做文明有礼的现代人”，口号很好，关键是怎么做。礼义不行，教化就不成，因为它的核心是要教人懂得“辞让”和“忠信”。

　　“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对于一个国家来讲，“礼”是不可或缺的。 《荀子》说，“国无礼则不正。 ”公共汽车上，年轻人坐着，老人站在他面前，他不知道让座，他不以为错;百货商场里光着膀子四处转悠，他也不以为错。没有“礼”，就没有了分辨是非的标准。所以《荀子》说，“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人莫之能诬也”。说白了，“礼”就是规矩、规范。前几年，就有人批评说，如今的社会是一个“失范”的社会，说白了，就是“失礼”的社会。

　　最后一点，“礼”是对我们人性的合理约束。人都有喜怒哀乐之情，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情感当中。但是，你一定要学会理性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古人讲，“发乎情，民之性也”，情是人性使然，天然合理。但是，情绪的表露一定要 “止乎礼义”，合于道德理性的要求。

　　内外兼修，知行合一

　　“礼”是以对方的存在作为前提的。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一定要考虑到他人的存在，而且要为他人着想，要懂得尊重别人。既要有文化修养，又不要迷失了美好的本性。

　　道德是抽象的范畴，看不见、摸不着，怎么使它落实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变成大众的自觉行为呢?古人把道德分解成了很多德目，如忠、孝、信、尊老、尊师、敬长，等等，把它变成能够学习、比较、检验和提升的操作系统，教人一方面通过读书明理，另一方面通过践行知礼，达到内外兼修的目的。《礼记》说，“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它不是局部的、短暂的真理，而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的，具有恒久的合理性。

　　那么，“礼”体现了哪些人文精神呢?第一就是培养博爱之心。在2000多年前成书的《孝经》里，已经出现了“博爱”一词。人要有爱心，它该怎么培养呢?从爱父母开始。你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你生命中的每一步父母都倾尽了心血，爱父母是最应该的，也是最容易做到的，所以对父母要孝。但是，孝不是狭隘的，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对父母之爱推广到天下人的父母身上，这就是“博爱”。

　　第二就是敬。《孝经》说，“礼者，敬而已矣。”意思是说，所谓“礼”，无非是表达敬意罢了。内心的爱，应该能够被人家感受到。天安门升国旗时，为什么大家要肃立，要脱帽，要行注目礼?那是为了对国旗表达敬意。外国元首来访，为什么我们要铺红地毯、放礼炮?那是为了表达对国宾的敬意。

　　钱穆先生说，“礼是以对方的存在作为前提的”。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一定要考虑到他人的存在，而且要为他人着想。《礼记》中有句话非常经典，“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这里的“自卑”不是卑躬屈膝，而是谦卑的意思。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调的位置，把对方放在一个受尊重的位置，即使对方是贩夫走卒，他都有做人的尊严，都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

　　我在清华有一次早晨起来跑步，经过一条马路时，看到一对清洁工夫妇在扫马路，一个多小时后，我从另外一条马路跑回来时，看到他们还在扫。我于是停下来跟他们聊天，其中一位告诉我，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他们多干一点，孩子在学校生活就好一点。我听了之后，差点落泪。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后来我在课堂上给同学讲这件事，我说你别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进出校门不拿正眼看门卫，见了清洁工就认为他们是下人。如果你们那样看待他们，你们的书就白念了。每一个人都有人格尊严，不管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们一不偷，二不抢，三不贪，完全凭自己的劳动吃饭，人格何等高尚!

　　《论语》告诫人们，要做君子别做小人。这个君子自有检验标准，不是你说是就是的。《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在其存心也”，君子的心里面装着两件东西：“君子以仁存心”，他是一个仁者;“君子以礼存心”，对人礼敬有加。 “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人都渴望得到别人尊重。这个尊重，是通过我首先去尊重别人，然后得到别人的尊重。先从我做起，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社会和谐就能够真正实现。

　　第三是内外兼修。中国人的“礼”是要教会你内外兼修，两者之中，我们中国人更看重“内”。

　　孔子讲过一句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所谓“质”是指人类朴素的本质，“文”是指仪节、文饰。有些人大字不识一个，但是他勤劳、诚实、有爱心，大家都会说他本质很好。但是如果仅止于此，往往会流于粗俗。可能有人会反问，朴实难道不比这虚头八脑的“文”更好吗?这个问题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被人提出过了。《论语》说，卫国的大夫棘子成问孔子的学生子贡：“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 ”君子保持质朴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有文采?子贡说，虎豹有健硕的躯体，这是它们的质，而身上还有斑斓的花纹，两者相得益彰，让人一看赏心悦目。如果把虎豹皮上的花纹都去除掉，跟犬羊的皮挂在一起，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礼记》上讲，“德辉动于内，理发诸外”。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个文明时代，社会文明在进步，所以我们身上要有跟这个时代匹配的一套文化，例如人跟人交往的礼节，公共场合应有的规范等，古人称之为“文”。但是，一个人如果过分地追求“文”而忘记了朴素的本质，那也不行，容易变得虚浮、造作。两者要平衡，孔子说要“文质彬彬”，既要有文化修养，又不要迷失了人的美好的本性，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最后，学礼要知行合一。《荀子》里有一段话很经典，讲君子跟小人的区别，“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喘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君子的学习是，入耳入心，并且诉诸行动，动静之间，都体现出一种修养。小人之学就不一样了，“入乎耳，出乎口”，这里进去，那儿出来。那么《荀子》批评了，“口耳之间，则四寸耳”，这多大一个地方，“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堂堂七尺男儿老是把功夫做在嘴上面。“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学者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现在的人是学给别人看的。朱熹后来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什么叫为自己，什么叫为别人呢?读书就好比人饿了要吃饭一样，吃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读书是为了满足精神境界的需要。他说有些人家里有很多好吃的，他不吃却摊在门口给人看，这就很奇怪了，对不对?

　　自谦尊人，君子风范

　　与人交往，言谈举止要谦虚、低调，对对方要尊敬，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准，是其时矣。

　　君子德性淳厚，流露于外的则是谦敬典雅的风范。道理我想大家都懂，那么要让自己有君子的风范，具体该怎么做呢?我的建议是，学一学礼乐文化的知识，然后践行，做到知行合一，久而久之你的气象一定会不一样。

　　这里我举些例子。 《礼记》中对于人的言行举止都有规定。在正式场合走路，足容要恭，也就是走路的时候脚步要稳重。第二，手容要恭。大家都知道，人与人交往这手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我们给人递一张名片，要用双手递，不能扔，对不对?你把名片丢给人家，是很不尊重人的行为。拿东西、递东西要尽可能地用双手。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在座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缴费，对方给我找钱，他将一把零钱丢给我，而且自始至终都不看我，我站在那儿很生气，怎么能这么扔呢?这个钱是我的啊，我不是要饭的。就算是你给要饭的钱，也不能这样，一点尊重他人的意识都没有。我们现在不被人尊重惯了，所以也不觉得那是多大的问题。

　　还有就是目容要恭。一个人是否坦荡、正派，你从他的眼睛就能看出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孟子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紈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蝆哉? ”观察一个人，最好的莫过于看他的眼睛。因为眼睛掩盖不了一个人内心的丑恶。心地光明正大，眼睛就会明亮;心地不光明正大，眼睛就灰暗无神。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注意观察他的眼神，这个人的美与丑怎么能够隐匿起来呢?所以眼睛是很重要的。我们跟人交流的时候，一定要看着对方，这是一种起码的礼貌和尊重。还有，口容要止，声容要静。在正式场合边吃东西边讲话，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前面讲了，“礼者，自卑而敬人”。与人交往，言谈举止要谦虚、低调，对对方要尊敬，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所以古人称呼别人的时候，一定要用敬语，于自己一方则用自谦语。如今的日本和韩国的语言中，都还保留有系统的敬语和自谦语。而在我们内地，敬语已经几乎没有了。北京话的称呼当中，大概只有“您”是敬语，而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南方，6岁的小孩跟80岁的老人讲话，普遍都是用“你”，没有敬语。可是在古代中国，怎么称呼别人，怎么介绍自己，都很有学问。比如称呼人家的父母为“令尊”、“令堂”，称呼对方的子女是“令郎”、“令媛”、“令爱”，这都是尊称。讲到自己则要用谦语，称自己的父母为 “家父”、“家母”等等。

　　如今，我们在称谓上基本是混乱的，有些称谓简直是贻笑大方。比如向对方介绍自己的妻子，一般都称“老婆”、“爱人”。 “老婆”这个称呼俗了点，难登大雅之堂。而“爱人”这个词，在明清四大小说中都没有，是近代才出现的新词，这个词在港台、日本、韩国，是指情人，所以内地的“爱人”，曾经被海外普遍误解，甚至闹出笑话。还有最糟糕的，是向对方称自己的妻子为“夫人”，这是缺乏文化常识的表现。古代的称谓是非常严格的，不能混用。 《礼记》上说，帝王的配偶称“后”，母后、太后普通人是不能用的，用了就会成笑话。 “夫人”，特指诸侯的配偶。今天我们称呼对方的配偶为“夫人”，是表示尊敬，属于尊称。 “夫人”不得用于自己一方，好比人家问你“贵姓”，是对你的尊重，你不能说“我贵姓王”，而要说“免贵，姓王”，表示这个“贵”字不敢当。

　　那么，有人会问，称夫人、爱人、老婆都不对，那应该称什么才好?应该称“内人”或者“内子”。前几年，宋楚瑜先生到大陆来访问，在上海机场接受媒体采访，他说：“今天，我偕我的内人访问上海，感到很高兴。 ”他称自己的配偶为“内人”，这是合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是低调的表现。古代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相沿至今，就成了一种大家都认同的表达方式。日本人对他人介绍自己的配偶为“家内”，意思也是一样。这是中华文化圈通行的称呼。只是我们现在说话都不太讲究这个语言的分寸，久而久之，大家便都疏忽了。

　　以上谈到的礼仪知识，在过去都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多练习几次，你就可以熟练掌握了。 《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 ”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准，是其时矣。

　　(根据录音整理，经演讲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