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生于邹鲁，一生活动主要在齐鲁之地，从齐鲁文化的角度探讨孟子的成长和思想的来源，厘清二者的关系，是以往孟子研究中少有涉及而应深入挖掘的重要课题。
一、孟子与邹鲁之风
孟子为战国时期邹国人，邹与鲁毗邻，但文化渊源并不相同。根据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考定：邹，也做邾，邾娄，是一个东夷土著的小国。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认为其为炎帝神农氏的苗裔，与黄帝后裔的鲁是两支不同文化。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鲁僖公之母称，“邾灭须句”为“蛮夷猾(乱)夏”，是“周祸”。次年，鲁国“伐邾，取须句，反其君”，则是“礼也”。可见在鲁人看来邹实为文化上的“异类”。细检《孟子》及以前的文献，都没有“邹鲁”并称的记载。这反映出在孟子之前，邹、鲁实际表现为两支不同质的文化。
“邹鲁”并称，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与孟子同时而稍晚，这说明：1.在孟子晚年，所谓“邹鲁之风”已经形成。这应与孟子一生努力传承创新儒学密不可分。2.“邹鲁之风”是以崇尚儒学、传习六经的士风为主的，充分展示出儒学故乡的特征。3.“邹鲁”并称，邹在鲁前，这反映出邹文化在邹鲁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巨大影响力。
前人探求孟子思想渊源，多关注到鲁文化的巨大影响，绝非偶然。鲁国本为周公封地，是周王朝在东方的文化中心。春秋时期，鲁秉周礼，有“周礼尽在鲁”之说。孔子创立儒学，大办教育，更使鲁成为繁盛的文化重心之地。孔子去世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故乡鲁国，成为儒家发源地和孔门弟子及后学聚居讲学之所。这对孟子产生了极大的文化吸引力。同时，孟子为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裔，与鲁国又有一种血缘的亲情。孟子葬母于鲁，曾住鲁守丧三年;其为子思门人的弟子，系统接受过儒学教育;孟子一生极崇拜孔子，以孔子继承人自居，以传播孔学为己任，这都反映出鲁文化对孟子的培育和思想上的巨大影响。
然而，孟子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邹国度过，从孟母三迁教子到成年后“始而设教，继而周游，终而归老”，邹文化的影响，几乎伴随他的一生。他思想的形成应该也与邹文化有密切关系。从现有历史文献考察，我认为其主体思想“仁政”的形成，与邹国文化传统具有直接关系。
战国之邹，附庸鲁国，国小力薄，但在文化上却渊源有自，丰富深厚。其为东夷土著，始终保持了夷人的文化传统。《说文解字》：“夷俗仁”。《后汉书·东夷传》注引《风俗通》：“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由于资料缺乏，邹国是否一直沿袭这样一种“仁”俗，难于详考，但《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了邹穆公在与鲁国冲突失败后，不忍处置老百姓的仁义之举。贾谊《新书·春秋》也记载了邹穆公仁政的具体举措：“无淫僻之事,无骄燕之行……自刻以广民,亲贤以定国,亲民如子”，致使“鲁、卫不敢轻，齐、楚不能胁”，穆公死后，“邹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刘向《新序·刺奢》则记载，邹穆公说粮食本来就是老百姓辛苦种出的，作为国君，“取仓之粟移之于民”，是天经地义的。从邹穆公的作为看，邹国应有一种“仁”的传统习俗。邹国以弱小之国，安然存在于大国争雄间，与他们传承“仁俗”、善行仁政有直接关系。在《论语》中，孔子上百次提到“仁”字，但“仁政”二字却从未出现，论国君如何行仁政的话语也不多见。孟子久居邹国，“聚徒讲学”，出仕为官，四十余岁方才出邹，游齐、适梁、访滕、过薛，大谈仁政理想与治国之术，邹文化传统对他思想的影响应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说，是邹鲁文化的结合，培育了孟子，而孟子的出现和文化上的突出成就，又使战国时期的邹、鲁文化进一步整合、提升，形成了“邹鲁文化”或“邹鲁之风”。
二、孟子与稷下气象
在孟子一生中，对其影响最大的诸侯国，邹、鲁之外，当属齐国。孟子曾三次游齐，长居稷下学宫，是其周游列国中，往复次数最多、居留时间最长之地。
孟子游齐，正当齐威王、宣王在位之时。他们在政治上实行改革，唯才是举、励精图治;经济上，通货积财，工商并举、甚富而实;军事上，“带甲数十万”，有战如雷电，解如风雨之强势，大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以一统天下之志;在文化上，则大行礼贤下士之风，建造稷下学宫，招贤纳士，“高门大屋尊崇之”。齐泱泱大国的景象，对来自邹鲁之地的孟子产生了极大吸引力。
孟子游齐也正值稷下学宫发展的高峰时期。《史记·田齐世家》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名家荟萃，人数众多，这对孟子思想的发展、创新、提升产生了巨大影响。
孟子久居稷下，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齐文化进行深入学习考察，从多个方面吸收思想成果。据统计，《孟子》中提及人物最多的是齐宣王，共23次;提到齐国大臣也有12人之多，可见其与齐国君臣交流之深广。此外，齐桓公、管仲等齐国历史上的明君贤臣也被多次提到。齐宣王在雪宫召见孟子，问及如何与民同乐的事，孟子引述一长段当年齐景公与晏婴的对话予以解说，看得出其对齐国历史文化的耳熟能详。而从思想的吸收来看，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制民之产”、“有恒产者有恒心”思想、以及“省刑罚、薄税敛”等，在孔子的《论语》中，很难找到类似论述，然而在齐文化中，却能找到这些思想的渊薮，甚至语类相同的论说。例如，管仲提出“宽政役，敬百姓”，“省刑罚，薄赋税”，主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晏婴提出：“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在民、君、国关系上主张：“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等等，都能看出孟子对齐文化思想的吸收与继承。《管子》一书是稷下学者的论文汇集，郭沫若先生早就提出了孟子的“浩然正气”说，显然是将《管子·内业》等篇中的“浩然和平，以为气渊”之语及“灵气”说，“袭取了来，稍为改造了一下。”将《管子》与《孟子》多相对照，这样的例证还有不少。
三、孟子对齐鲁文化的提升
齐鲁文化是培育孟子思想的沃土，孟子对齐鲁文化的提升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傅斯年先生说：“自春秋到王莽时，中国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齐鲁的“重心”地位，在战国时期，是以“邹鲁之风”与“稷下气象”为主要支撑的，而这两点都凸显出孟子的贡献。
战国中期，随着诸子争鸣的加剧，出现了杨、墨之言并显，儒学中衰的局面。孟子一出，批杨朱、批墨家，推崇孔子，阐扬儒学，复兴了孔子故乡的儒学之风。其次，孟子传承、发展子思学说，成为思孟学派理论的发展者、主导者、完善者，将孔子儒学体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三，邹、鲁文化的结合，使儒学的故乡由孔子之鲁，扩充到孔孟的“邹鲁”，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区域文化风气：“邹鲁之风”。这种风气可以概括为——士风崇儒;民风尚德;政风施仁。邹鲁之风，在战国秦汉及以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对中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到稷下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中有“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的记载，说明孟子地位与相比肩，明显高于其他学者的“上大夫”之位。在到访的稷下先生中，孟子是与齐王直接论辩、评说最多的人。孟子以“好辩”名世，重点实践却在稷下。孟子的滔滔雄辩，锋芒毕露，大大推动了稷下争鸣的学术风气。《盐铁论·论儒》：“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髠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就是对孟子助推稷下学术高峰的肯定。
齐鲁两支文化交汇融合，在其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有两个阶段至为重要：一是春秋末期，孔子在文化上融合齐、鲁，创立儒学;二是战国之世，借助齐对鲁的土地兼并与稷下争鸣，儒学在齐地迅速传播，使齐鲁思想文化的面貌由二元向儒化一体迅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孟子从三个方面予以促进：一是大力推行仁政主张，使儒学从诸子之学术走进了庙堂，成为政治家的治术议题。二是在与齐人及稷下先生的交流融合和辨析中，推动儒学进一步丰富发展，使之更加适应时代和历史发展的要求。三是大量招收齐人为其生徒，壮大了齐人中儒家学派的组织力量。在其后的《荀子》中首次出现“齐鲁”并称和“齐鲁之孝具敬父”的儒学一体化论说，正是孟子等推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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