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与民族认同

演讲者：杰弗里·哈芬(Geoffrey Galt Harpham) 

时间：2012年6月1日

地点：清华大学

演讲者简介：　杰弗里·哈芬(Geoffrey Galt Harpham)美国著名学者，1968年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1974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国家人文研究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主任，该中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和最有影响的人文学术研究中心之一。同时担任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客座教授。著有《怪诞：艺术与文学的矛盾策略》(1982)，《伦理的阴影：批判与公正的社会》(1999)，《语言：现代性的批判神物》(2002)。 

　　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而这些根源朝着很多不同的方向延伸。我们今天所用的现代概念是多种不同传统、不同文化交汇和作用的结果，这就赋予了人文学科这一概念以深厚的历史深度和多样性。

　　今天，我想跟诸位谈谈人文学科(humanities)这一概念以及它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我将主要谈论在美国的情境。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而这些根源朝着很多不同的方向延伸。我们今天所用的现代概念是多种不同传统、不同文化交汇和作用的结果，这就赋予了人文学科这一概念以深厚的历史深度和多样性。

　　“大众的通识教育意图并不是要批量生产雇员或者工人，而是要造就自由的人，他们能够为自己选择最想从事的事业。这就是通识教育的意图之所在，它要造就自己的公民，这些公民能够为自己决定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里的假设——如果不总是事实的话——是：这个世界对所有的人都是敞开怀抱的。”

　　现代人文学科的知识考古

　　我首先要指出三个重要时刻作为思考人文学科这一概念的历史起点。

　　首先当推古代雅典时期。在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主要的雅典思想家和戏剧家如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当然也包括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以及其他无数的先贤哲人，都思考过正义、伦理、政治、艺术的本性、生命的意义、真理的追寻等重要问题。与之前那种十分落后的生活方式相距不过几代，雅典人却创造出这种思考方式，意在生产出关于自我的知识和一种对自己在社会中所承担角色的理解与认识。那时，只有少数雅典人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成年男性公民不超过三万，致力于哲学思考的更是寥寥，但就是这为数极少的群体却产生出持续影响后世直至今日的深邃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人文概念中，我们仍旧可以看见雅典人的影响，尤其在哲学领域。

　　历史上对我们理解人文学科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二个来源发生在两千年之后，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对中世纪教育传统的一种反拨，中世纪时期只是十分狭隘地训练医生、律师和神学家。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想家试图打破这种狭隘僵化的模式。他们提出另一种教育模式——人文学习，意在创造出这样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都能令人信服、权威性地就公众所关心的话题阐发自己的观点。人文主义的理想是塑造一种有道德的公民品格，这要通过对语言、历史、艺术和哲学的研究和学习而实现。人文主义者受到我前面提到的古希腊文化的启发。但是，他们与以前古典时期的计划有所不同：它主要不是哲学性的，而是政治和文化的，而且包含很强的历史性。

　　现代人文学科的第三个源头是19世纪的英国，那时，伟大的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认为：通过对文学与艺术的研究和学习所展示出来的“文化”，是反对他所谓的“无政府”和失序状态、保持社会稳定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较之科学，阿诺德等人更注重对文化的追求，他们认为科学是不具有想象力的，因为它只注重对事实的研究。阿诺德尤其对科学研究评价颇低，对他而言，科学研究固然有价值，但与文学研究的价值相比却极为有限，因为文学研究比科学研究能更多贡献于个人的道德发展，文学关涉的是人的整体。在英国，这种对科学和科学研究的偏见一直持续到晚近时期。直至1950年代，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还主要是以文、史、哲领域的学者而非科学家闻名于世，当然也有少数例外，如牛顿、达尔文和卢瑟福等。

　　这三股源头——古典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维多利亚时期——都糅合在现代人文学科的学术概念中了，人文学科包括诸如哲学、历史和艺术研究等多种学科。这些学科都是我们借以理解下列问题的主要方法：人类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他们都想象出了什么东西?于是，人文学科也就成了我们作为人类理解自身的最好方法了。

　　我们今天所说的学科成型于19世纪率先出现在德国的那些研究型大学。按照德国的传统，“Geisteswissenchaften”或者“精神科学”一词被用来描述所有能够揭示人类精神的学科，包括哲学、神学、法律学、社会学等，但艺术学习却不包括在内。晚些时候，法国开始以一种不同方式来组织知识。法国的“sciences humaines”或人类知识，包括经济学、历史、心理学、政治科学和语言学等，与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极为接近。在英国，“文科”或“文学艺术”等术语似乎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术范畴，而是直接来自马修·阿诺德关于文化的概念。每个术语都反映了民族文化与传统。

　　人文学科与美国的通识教育

　　在同一时期的美国，一种不同的理解十分流行。20世纪初，“人文学科”一词宽泛地指称古典语文的研究——也就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语言文学的研究。二战后，有关人文学科的现代概念突然成了关注焦点：在同盟国获胜后，有人开始着手想象他们希望创造出什么样的民族国家。但是，如果不首先回忆另一个战后时刻，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现代、二战后的人文学科概念，这个时刻就是美洲大陆上各殖民地在反抗英国的革命战争中获胜之后。

　　在这一时刻，好几位最具影响力的公民对他们想要创立什么样的国家做了深刻反思。日后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不但精通建筑、农业——当然还包括政治——而且对哲学、文学和历史也造诣深厚，还精通多种语言。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虽然不如杰斐逊有学问，却对学识褒赏有加。1780年他写给妻子的一封信，因为表现出他对这个新兴国家的进步的远见卓识而闻名于世：

　　我必须要研究政治和战争，我的儿子们才能有研究数学和哲学的自由。我的儿子们应该去研究数学和哲学、地理、自然历史、造船、航海、商务和农业，以便给他们的孩子们以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挂毯和陶瓷的权利。

　　当然，并不是亚当斯当初的所有梦想都实现了。我们仍旧在“研究”政治和战争，而且很多人也在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比那时做得更好。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人再次开始想象他们能够建立的社会类型，以及因此所需要的教育制度。此时人们所提出的教育制度是一种大众的通识教育制度，全国的学生，不论是在中学还是之后的时期，都将接受从政治到陶瓷等领域的一系列教育;在这种教育制度中，人文学科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美国人想要创立的教育制度中，知识被分为三个宽广领域——自然科学和数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每个领域都至关重要，但人文学科却被看作整个教育体制的核心和灵魂。正是在人文学科中，学生们要学习的不仅是自己国家的成就，而且是全人类的成就;正是在人文学科中，学生们要学习各种文化;正是在人文学科中，学生们才得以学习、判断并阐释文学与其他艺术领域的伟大作品。战后人们的视野中，这种教育应该被提供给每个学生，不论是乡村小学校还是城市大学校，也不论它位于富庶地区还是贫困地区。这种教育理想在实践中从未完全实现过，但是，它曾经是也仍旧是整个美国的抱负。

　　在美国语境中，人文学科带有自己的显著特点。人文学科是一套学科，主要包括文学和艺术、历史、哲学等。这些学科被认为是十分珍贵的，因为它们不仅为学生们提供某种知识，而且被认为能够有助于塑造他们的性格。通过哲学，学生能够学到对普遍重要性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技能。通过历史，学生能够了解自己的文化和他国的文化。通过艺术学习，学生能够熟悉创造性想象的运作过程、学会欣赏美和美的品质。通识教育也包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在这种语境中学习人文学科的结果就是：学生能够成为一个完全成熟、全面发展的个体，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也对生活中的种种可能性都能应对自如。

　　这一体制很显然是用以教育美国人的。在这个国家中，每个人都被认为应该接受教育，而不仅仅是培训。大众的通识教育意图并不是要批量生产雇员或者工人，而是要造就自由的人，他们能够为自己选择最想从事的事业。这就是通识教育的意图之所在，它要造就自己的公民，这些公民能够为自己决定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里的假设——如果不总是事实的话——是：这个世界对所有的人都是敞开怀抱的。

　　这便部分解释了通识教育在美国如此重要的原因。在学习人文学科的过程中，某种程度的自由判断是必要的前提。与那些或可称为“标准答案”的学科(在这些学科中，将某个固定的方法运用到某种问题上就可以得出正确答案和结果)相比，人文学科则鼓励学生进行一种迥然不同的分析，这里的规则灵活多变，问题则不是那么规范定准的。

　　在我所谈论的通识教育体制中，当学生从一个课堂转向另一个课堂、从一个科目转到另一个科目时，他们被迫用不同方式思考问题，更深层的价值是，他们在回应不同种类问题的过程中养成了良好的思维习惯，这些习惯被用不同方式加以型塑，需要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当这些学生离开教室、开始他们的生活时，这些习惯就能够使他们在思考问题时更具灵活性和创造性。正因此，在美国，即使著名的科研机构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等，也都要为学生提供良好的通识教育。

　　关于这一点，麻省理工学院的前校长查尔斯·韦斯特(Charles Vest)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当辅之以活泼有力的人文精神时，科学训练才能变得最强。很多国家——主要是中国，但也包括印度、新加坡、芬兰等——正在奋起直追，在科研创新方面即将赶上美国。但是，美国暂时拥有的一个优势是：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大学“是用十分狭隘、高度实用性和以技术为中心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而我相信，相比之下，美国所具有的优势至少在未来数年里仍旧能够保持，这是因为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工程师时，是将他们置于一种科学教育和工程教育与人文学科、艺术和社会科学互相掺杂的氛围中进行的。我相信，这种教育方式卓有成效地提高了我们毕业生的创造性和革新性。”

　　对人文学科而言，我也想说同样的话：人文学科也与科学技术同样受益于这种伟大的教育氛围。如果美国的人文学者在人文研究的某些领域内领先世界的话，那么，部分原因是，就像科学家一样，这些人文学者并不是被要求过早地专研某个领域，而是要同样修习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和心理学课程，这些课程会将他们的平均成绩拉低，但也会使他们通过经受挫折而愈加坚强，也使他们了解并尊重那些定量方法和学科所具有的挑战性。

　　全球化时代的人文学科

　　今天，我们都是职业学者和教师，并不认为我们的行动会与地缘政治事件有什么联系。对很多人来说，教育的关键似乎是经济性的而非意识形态的，学生在接受昂贵的教育后需要找到稳定的工作和有经济保障的未来。很多美国学生为他们的未来感到焦虑，致使他们更偏重于实实在在的一技之长而非阐释的自由。在一个全球化世界，很多学生较之父辈或祖父辈更少关心所谓的美国“例外论”，而将注意力更多放在了如何在一个迅速扩展的全球性市场上进行竞争。

　　就像通识教育这一概念一样，美国的人文学科正遭受到好几个群体的压力，如那些认为高等教育的主旨是让学生获得一份工作的人;那些认为我们今天的真正挑战来源于政治和军事而非文化方面的人;那些认为世界是一个黑暗而充满威胁的地方因而安全是首要问题的人;那些认为文科教育尤其是人文学科代表着一种我们根本享受不起的奢侈的人。

　　我完全能够理解所有这些担心，但我却不同意这种结论：以人文学科为内核的通识教育应该被彻底抛弃。我尤其重视美国的人文传统。我认为，我们应该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人文学科，以适应今天的世界局势。美国的人文概念中有一点尤其珍贵，那就是：通过学习其他文化中的著作、思想和梦想而了解我们自身的奇特能力。对其他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经验进行潜心学习，能够给我们一种看待自身的新视角，而这种视角是无法通过其他任何方式获得的。

　　下面我来举例说明。多年前，我在克罗地亚做讲演。那是克罗地亚与南斯拉夫塞族发生战争的两年后。我去了奥西耶克——一座有着自豪的传统和悠久的高等教育历史的古老城市。城市中央的建筑物几乎每一栋都伤痕累累，布满了弹孔。

　　我讲演的话题是约瑟夫·康拉德写于1900年的伟大作品《黑暗的心》。这本书关注的是比利时帝国主义者在刚果造成的恐怖氛围，它也探讨普通人做出那些正常情况下都会深以为耻的行为的能力。“黑暗的心”指的既是刚果——在欧洲人眼里它是一片荒蛮之地，又指一些执行帝国主义使命的欧洲人的内心世界或者灵魂。故事的叙事者名叫马洛，他刚从刚果回来，在伦敦外的泰晤士河上划船。故事开始时，马洛示意回到河的上游并这样说道：“这也是地球上一个黑暗的地方。”他的意思是，正如在现代欧洲人眼里刚果相对于开明的欧洲是一个原始的黑暗之地一样，当罗马征服者初来英国之时，英国也曾是一个原始之地：这是一个适合被征服、被统治、被剥削的地方，因为这里的人民几乎都是次人类。

　　因此，我就问听众什么是世界上“黑暗的地方”?一个地方是怎样被看作是“黑暗”的?我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听众用该书来反思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开始谈论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世界上的黑暗。一个年轻人说：“战争”，或许他不久之前就曾是一名战斗在那座建筑物外面的街道里的战士。接下来是更多的沉默。“炸弹。”另一个人说，他看上去像是一位教师。最后，又一阵沉默之后，一个年轻女人举手说道：“强奸。”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讲座最初的五分钟之内，而这场讲座持续了三个小时。

　　这场对话不是学术性的，它没有建立起什么事实，也没有对知识积累做出多少贡献。然而，我相信它在另一种不同意义上却是含有教育意义的。听众被邀来参与一场错综复杂的认知行动，反思这部小说，反思书中所描绘的世界，也反思他们自己，这一切反思都是同时进行的。用一种“人文的”方法来学习文学，就有可能不仅仅是积累事实性信息而是有可能获得关于自我的知识，那么这种学习就能够帮助一个人感到自己并不是孤独的，也不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不论是学习工程、管理还是法律，都不会产生与此相同的效果和影响，虽然那些学科也很有价值。

　　我一直在谈论人文学科能够给予我们一种通过其他方式不能获得的自我理解。但是，我真正的论点是：人文学科同时指向两个方向。它在私人层面上将人们卷入进去并帮助他们理解自身，了解他们是谁、可能成为什么样子。但它也同时帮助我们知道：人类经验具有一种普遍性的维度。这一点也同样重要。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这一点甚至更加重要。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处在从对人文学科的一种理解到另一种理解的转换状态中。

　　冷战期间，美国和整体上的美国文化都重视人文学科，部分是因为美国人相信，美国社会是建立于个体自由基础之上的。用一种对你而言有意义的方式去阐释艺术品的自由也是更为宽泛的自由的一个方面。当然，没人是——或者应该是——完全自由的。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如果每个人都不顾其他人的利益和意见独断专行的话，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无政府状态。

　　个体自由和个体的自尊是人文学科这一现代概念的基础，但除此之外也还存在其他基础。根据这些基础，人类生活是一种集体性、合作性的事业，需要大家一起分担和完成。这是一项我们现在必须热情承担的事业。我们需要重新理解教育的作用，以及人文学科的作用。我们不能再坚持这样的观点：人文学科完全是为了传授私人的自我知识，完全是为了培育个体在思想和感情方面的自由。我们也需要思索我们如何才能够在一起和谐生活。

　　今天，通讯、技术、政治和贸易等将我们联接起来。在你们国家的危机很容易就变成我们国家的危机，而无知则会增加危险。所有国家都需要认真思索教育体制：在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在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之后我们想要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究竟什么样的体制才是最富有产出性和确实最有用的。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较之今天，我们将加倍需要更多了解世界上的其他文化和人民。尽管我们拥有与彼此联系的种种新方式，尽管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已经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太容易封闭自己，将我们闭锁于自己的文化、思想之内。凭借其世界性的维度，人文学科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种思想。

　　我说不好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需要采取何种形式的教育，但我在美国却一直坚持认为：我们必须要保持通识教育的基本概念，它包含很强的人文学科内涵。我相信，美国这种培育公民而非培训具有某种特长的技术人员的概念，对美国是行之有效的。我相信，一个邀请其所有的公民都去学习历史、研究艺术作品、反思自己的经验的教育体制自然就是杰出而崇高的。与此同时，我也相信，人文学科自身能够、也应该做出改变，而且也应该欢迎改变。

　　不可否认的一种改变，而且也是我特别欢迎的一种改变，就是我们再也没可能去坚持冷战时期的这种信念：人文学科是某个单一国家文化的特别拥有物。相反，人文学科是属于全球，属于全人类的。人类有很多故事要诉说，而诉说故事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人文学科推崇特殊性、生命个体的高尚品格、每个事件的独特性、一种思想与另一种思想之间的差异。但是，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事件都可以被聚合为一个单一的伟大故事，而认识到这一点是令人振奋的。当我们学习不同时间、地域的人类创造精神所带来的成果时，我们不是将自己置于一种不利的地位，而是增强了我们自身的力量。我们能够更加清晰、更富同情心地看待其他人，因为我们在他们当中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会更加清醒甚至带着批判性眼光审视自己。这是人文学科在今天能够发挥的最重要的功能，而这确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

　　(2012年6月1日，受清华大学外文系与国际处、文科建设处之邀，美国国家人文中心主任兼总裁杰弗里·哈芬教授到访清华大学，做了题为“人文学科与民族认同”(TheHumanities and National Identity)的报告，从而启动了清华大学文科高端讲座。 生安锋译，发表时有删节，小标题为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