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思维阻碍中国人的创造力

　　一个时期以来，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口号，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可是，这个口号已经喊了10多年了，创造大国依然还没有到来。这就有点像原始阿卡迪亚人追赶太阳一样，当他们追赶到一座似乎是太阳栖息的山顶时，却发现太阳离我们依然非常遥远。实现创造大国的梦想也是一样，如果不彻底改革我国的教育模式，不消除制约中国人创造性的各种束缚，建设创造大国的目标，不是离我们更近了，而可能是愈来愈远了。

　　究其原因，我们不能不从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来分析，这种特征集中地体现在根深蒂固的模仿思维。回顾我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道路，最典型不过说明了这个问题。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我国制定了“三来一补”政策，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实际上，与其说是制造大国，毋宁说是模仿加工大国。我国走的是一条模仿国外企业的道路，依葫芦画瓢地按照国外的设计生产他们需要的产品。这种模式是利用我国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引入外国先进的技术、产品和原材料，以建立我国的工厂企业。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深圳出现了最早的一批“三来一补”的企业，后来在沿海各地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无可否认，这种模式见效的确很快，对我国经济初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我国的计算机、手机、家电、汽车、机械、服饰、食品、鞋帽、礼品等行业，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是，这种模式的弊端是外商赚得了大钱，而中国的企业仅仅获得了小利。更严重的是，助长了我国企业界的依赖思想，窒息了中国人的创造力，这就是我国长期走不出制造大国窠臼的主要原因。

　　其实，这种模仿思维也反映在各个方面，几乎成了中国人的惯式思维。本来“硅谷”一词是由美国《每周商业》杂志编辑唐 霍夫勒(DonHoefler)发明的，首次出现在 1971年1月11日的《每周商业》刊物上。“硅谷”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词汇，用以形象地指称这个高新技术园区，因为园区的许多企业都与高纯度单晶硅制造的半导体和电脑有关。硅谷的英文是SiliconValley，硅是一个化学元素，而谷是从圣塔克拉拉谷得到的，它的确是位于帕拉托和圣荷赛之间的谷地，是名副其实的。

　　美国人既不喜欢说古老语言，也非常蔑视模仿的做法，而崇尚冒险和创新精神。例如，美国另外还有两个科技园：一个在波士顿，叫128街科技园;另一个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叫“硅原”，因为它处于达拉斯平原，他们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也建立了许多科技园区，但都不叫硅谷，如英国的剑桥科技园、曼彻斯特科技园，法国索菲亚科技园，德国的海德堡科技园，日本著名的筑波科学城，韩国的大德科技园，印度著名的班加罗尔科技园，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等等。

　　然而，中国却非常喜欢克隆国外的时髦的品牌，于是“硅谷”首先就在中国北京诞生了。中关村是我国最早兴起的科技一条街，后被称为中国的“硅谷”，但人们颇有微词，姑且不论它的地理位置不是谷地，而且中关村科技园并没有最象征硅谷的芯片企业。不仅仅如此，带有“谷”的各种企业也纷纷出笼了，武汉市就冒出了一个颇为知名的“光谷”，据说还是一个知名的专家提出来的，这不是典型的模仿又是什么呢?所谓的光谷是从街道口到关山的科技一条街，这里既没有山谷，而且以“光”也不能概括这个园区的全貌。

　　更离奇的是，还有什么“生物谷”、“药谷”、“农谷”、“欢乐谷”、“青春谷”等，应有尽有，真是泛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说，德国莱茵河与莫塞河交汇的科布伦茨市的一个地方叫做“德国角”，于是有人挖空心思来类比，把武汉市长江与汉江交汇的南岸嘴叫做“中国角”。难道一个“中国角”就能够提高一个城市的地位，能够促进其经济发展吗?这也是模仿思维作怪，除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以外，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这种模仿思维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广东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最早发展起来的经济产业带，它是指珠江的西江、北江与东江入海时冲击沉淀而形成的三角洲，包括了广东省辖属的 8个市，简称为“珠(江)三角”。后来，全国各地都模仿这种模式，于是又出现了“长(江)三角”(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49个市区)、“渤(海)三角”(包括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京津冀部分地区)、“黄(河)三角”(包括山东的6市19个县)、“西三角”(包括重庆、四川和陕西的65个城市)和“中三角”(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的41个城市)。中三角是后来者，宣称要后来居上，打造中国经济的第四极。然而，由于安徽地理位置特殊，既要立足长三角，又要挤进中三角，明显的是左顾右盼和左右逢源的心态。

　　为什么一定是三角经济区，难道不可以是“一字形”、“菱形”、“矩形”、“正方形”或是“圆形”的经济区域吗?这些所谓的“三角”，除了珠三角以外，都是跨越多个省市，地貌、气象、资源和方言都不相同。因此，除了宣传造势以外，我怀疑这种“摊大饼”的模式到底有什么实效，决策与管理的效力到底是高了或是低了呢?到底是独立自主好，还是相互掣肘好，道理是明摆着的。目前，欧洲多国经济陷入危机，人为拼凑起来的欧元区，越来越受到一些国家的质疑，也许就是前车之鉴!

　　人的思维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模仿思维仅是其中之一，它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中也确实有一定的作用。例如，某些科学技术发明就是从模仿某种动物行为开始的，但它只是起辅助作用的。但是，如果模仿思维在国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旦形成了惯式思维，那就会阻碍人们的创造力，我国的情况便是如此。中国人模仿思维的特征是千百年以来形成的，分析这种思维产生的根源，对于我们肃清其影响是非常必要的。那么，中国人的模仿思维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呢?据我分析，主要的原因有三个：

　　首先是文化的原因。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着语言文字的影响。这正如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这一点现在是十分清楚了。”中国文字起源于象形文字，最初人们模仿某种图形用以记事，后来几经演变成为方块汉字。因此，汉字起源于模仿已是无疑的了，幼儿自习字开始时，就是模仿或临摹某种字帖，于是在思想上无形中就嵌入了模仿的因子。本来，长于抽象思维的民族，其想象力应该是很丰富的，也更具有创造精神。可是，我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发展，而是受到了小农经济、极权主义和经学文化三位一体的束缚，从而导致模仿思维，最后走向到形式主义。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国学术界、教育界、企业界的抄袭、剽窃屡屡发生，甚至有人形容中国就是一个“模仿剽窃的天堂”。

　　其次是科举教育的影响。我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止于清末，历时1300多年，曾产生了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举人。虽然废除科举制已经100多年了，但是科举的考试目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等对我国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不同的是，仅仅是以现在科学文化的课目代替四书五经和僵化的八股文而已。实际上，应试教育就是科举教育的翻版，千百年以来潜移默化，代代相传，根深蒂固。它们最大的弊端是，把受教育者引入到读书做官和功利主义的方向，使分数和文凭成为人生的最大追求。其结果必然是，不求独立思考，因循前人的思想，从而扼杀了青少年们的想象力。

　　根据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21个国家调查结果，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第一，而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想象力则排名倒数第一。这种巨大的反差是我国教育模式造成的，由于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人们习惯于循规蹈矩，从而丧失了中国青少年思想飞翔的能力。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一直高歌猛进，其经济发展的规模，正逼近美国。但是，在科学技术创新方面要追赶美国，可能道路依然非常遥远。正如一个著名经济学家评论说：“如果说帮助美国保持其科学技术霸权的盟友，那就是中国教育的模式。”

　　再次是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它的特征是：家长制、自给自足、小而全、不计成本，攀比模仿、没有法制观念、不尊重知识产权、嫉妒和算计别人等。时至今日，“山寨货”在中国大行其道，就是这种小农经济最集中的体现。“山寨”一词，是由讲粤语的香港传入到大陆的，其意思是依靠模仿、冒牌或是盗窃生产的小工厂或家庭作坊，由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被称为“山寨货”。其实，这些“山寨厂”并不是由乡下山寨生产的，而是香港或是沿海一带唯利是图的不法商人制造的，他们以此迎合和满足大众追求时尚和廉价的心理，因此具有较大的销售市场。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国家有关部门对山寨厂与山寨货，居然采取了暧昧的态度。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面上也高喊尊重知识产权，坚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但另一方面，又容忍山寨厂的存在，允许山寨货流通，甚至严肃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还专门报道了北京某市场山寨手机热销的现象。为什么对明显是剽窃的山寨货不采取禁止呢?因为这些山寨厂涉及众多的就业人员，也关系到国家GDP的增长问题，所以采取了明禁暗不禁的态度。这是令人深思的，暧昧就是容忍，是变相地提倡，这不就是承认了模仿和剽窃的合法性吗?事实上，容忍剽窃就是扼杀创造性，这怎么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尊重呢!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人的德行与思维惯式，似乎已是千年之冰封，要根除已经嵌入到文化和教育中保守的“基因”，要革除这些痼疾是极其困难的。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结果使自己什么也不会创造，那他一生永远是模仿和抄袭。”因此，改变中国人模仿思维必须从幼儿教育开始，大力提倡自由教育理念，让学生们的想象力和个性得到彻底解放，把每个人与生俱有的潜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创造大国之梦，这也是实现中华伟大复兴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