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
时间：2012年6月23日
地点：首都图书馆
演讲者简介：刘 东，男，祖籍山东。1955年生于江苏徐州。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起任教于浙江大学，1984年起任教于南京大学。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9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起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起任职于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矿业大学客座教授。
本文潜入严复、辜鸿铭、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内心世界，去探寻他们当年进行文化选择的动机，去研究他们为什么一方面基于对外部世界的渴望，而展开了对于西方学术的追求，而另一方面却又在获得了世界性视野之后，反倒得以从另一种高度来回看故国的文明，并不约而同地获得了对于国学的富于创意的灵动理解。事实上，正是在这种“跨越与回归”的双向活动中，诞生了早期清华国学院的基本精神。也正是这种“跨越与回归”的典型回环，凝结和象征着中国文化在两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和未来空间。
不断地听到诸如此类的说法：早期清华国学院是一段神话，乃至是一段不可复制的神话。对此，我在本院恢复之初就曾公开作答：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祯、吴其昌、高亨、刘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那曾是一段梦幻般的经历，这种梦幻般的文化内容，究竟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为什么早期清华国学院的师生，在那个国步如此艰难的岁月，不仅并不代表中国文化的衰落，倒是代表了中国文化的顽强上升呢?而当下此刻的读书人，又为什么在这个“和平崛起”的年代，坐视中国文化的直线下滑呢?
“洋”与“土”的辩证
而今距离那个神话般的年月，已经过去了八十余载，就连他们那些同样传为佳话的门人，也已悉归道山。尽管在国学院的众多门生中，同样不乏一代宗师，而且其总体学术阵容更是令人啧啧称奇;然而，如果从格局与气象来看，仍然不能不承认：当年国学院里的四大导师，仍然是难以逾越的高峰。
本院早期的几位著名导师，具有一种相当齐整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在其治学生涯的前期，都曾相当投入地沉浸于西学，以至后来他们虽然身为国学院的导师，但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在当时的国人中仍然遥遥领先。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偏又正是这样的一批人，却要转向到传统的本国学术上来;而且，正是借助于他们的这种转向，才产生了以清华国学院为代表、以不断与世界并长争高为特点、具有顽强内在生命力的国学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开阔的世界眼光，却并没有让他们数典忘祖，所以他们虽然放眼全球，却照样可以把根扎在故国，去深耕中国文化的土壤。
以往，受制于激进主义的话语限定，人们往往把这种想着传统的回归，说成是一种心理上的老年现象。然而到了今天，舆论的气候不觉已斗转星移了：在相当广泛的阅读大众中，围绕着早期清华国学院的神话，围绕着其“三大巨头”(梁、王、陈)的治学精神，围绕着其文化努力所开出的学术路向，突然产生了持续的高涨热情。
置身于这种蓦然回首的心态中，我们自然也要去抚今追昔：当年到底是为了什么，会把人家更深一步的学术进取，反而判定为“落伍”和“倒退”呢?接踵而来的，还有这样一种暗自流行的简单化理解：总是误以为只有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才是源自于外部世界的，而与之相互对峙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则必然是源自本土的，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充其量也只属于对于外部冲击的反弹。在我看来，正是受制于这种过于简单的框架，人们才理解不了早期国学院的几位导师，弄不清他们的思想究竟是在拥抱世界、还是在背离世界，是在紧跟潮流、还是逆潮流而动，是继续有所进取、还是走向了没落。
真实的历史情况，要远比这种理解复杂得多，因为上述的两种思潮，都有可能在本土找到资源，也都有可能从域外获得援引。具体而言，像吴宓、梅光迪、张歆海这些人，他们经由白璧德而可以上溯到安诺德(今译阿诺德)的师承关系，使他们正是在哈佛这样的西方学术重镇，反而得以更加真确地了解到，原来西方也并非只有启蒙话语，而同样也有尚古主义，并非只有对于今人的炫耀，而同样也有对于古人的尊重。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在“土”和“洋”的关系上，产生出吊诡的、辩证的、颠覆常识的转换。比如，这种“舶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就必然要基于其内在的理路，去重新反思中国本有的文化传统，以及对于这种传统的现代毁弃。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顺理成章地领悟到，为什么既经历“文革”、又经历改革的国人，偏偏是到了历史发展的这个阶段，惨痛地看清了毁弃传统的恶果，才真正弄懂了早期清华国学院的“超前性”，才从心里真正认同当年四大导师的文化选择。也才能领悟到，其实并不是梁启超等人当年走向了“倒退”或“反动”，而只是因为他们沿着学理前行得“太远”，使得他们的同时代人无力去跟上;同样，也不是梁启超等人对不起他们的时代，而是深陷于各种陷阱与纠结中的那个年代，当时根本就无力去响应他们。人类的文明历史，既可以说是一个由“先觉”觉“后觉”的进程，也可以说是一个由“后觉”拖“先觉”的进程。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只有清华的这四大导师，实则从孔夫子一直到我们现在，这种基于认知能力的冲突历史，都在一刻不停地重演着。
严复“倒向”了辜鸿铭
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回忆：“……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兰大学毕业，归国后有一时也是断发西装革履，出入于湖广总督衙门，可是后来却不晓得什么缘故变成那一副怪相，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
周作人当然会嘲讽辜鸿铭。不过，如果沿着刚才的分析，那么即使从他的那种嘲讽中，大家也应当能够想到，辜鸿铭正是先“跨越”又“回归”的，换句话说，他最初以西学来名家，而且正是凭借着他从中悟出的道理，他才转而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知道，正是因为他的西学造诣，才使他得以进入著名的张之洞幕府。
说到辜鸿铭的跨文化治学，又必须引进一个参照系，那就是他的同乡严复：他们都曾醉心于西学，此后又都由西转中，也都在进行跨文化的交流，他们也都在1910年，被清政府以“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而分别赐给了文科进士。1936年的《国闻周报》刊载过一桩逸事，讲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其实，严复本人在私底下，也同样为此而叫苦不迭——“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锋气者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而朝宁举措乖缪，洹上逢君之恶，以济其私，贿赂奔竞，跬步公卿，举国饮醒，不知四维为何事。至于今，不但国家无可信之爪牙，即私人亦无不渝之徒党，郑苏戡五十自寿长句有云：‘读尽旧史不称意，意有新世容吾侪。’嗟呼!新则新矣，而试问此为何如世耶!”(《与熊纯如书·六十三》)
我们还可以接着往下推想，在辜鸿铭痛斥严复的背后，又埋伏着这样的潜台词：唯有我才真正了解西方!而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再看一段摘自严复的名篇《论世变之亟》，他在这里首创了极化处理的文明二分法，从而开了中西对比的先河，并且给了国人以深重的影响：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由于严复被推许为“近代西学第一人”，此后的人们就误以为，他无疑是在描述一件确凿的事实，而又正因为这样，对于那些西学修养还不如严复的人来说，他们就很少再为这种论断的西学根底操心了。真正让他们操心的是，究竟如何把历史的钟摆，从严复所说的明显荒谬的这一极，推向严复所说的妙不可言的那一极。在这个意义上，其实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就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样大，因为他们充其量只是在手段和途径上不同，而他们所要达到的共同目标，早已被严复以短短的一篇文章决定性地刻画和制定出来。
正因为这样，我们眼下就更有必要对比着严复和辜鸿铭，去重温从哈佛学成归来的吴宓在《悼辜鸿铭先生》中发出的知人论世之言：
溯自吾国知道西洋留学生以来，留学生之能究心西洋文学哲学而探明西洋思想精神者盖鲜。严几道(复)晚年议论，颇多透辟精深之见解，然此实得自中国旧籍，而非得自西洋。严氏之于西洋思想，仅知旧世纪及19世纪之功利主义及进化论天演论。其所介绍传译者，为孟德斯鸿、斯密亚丹、约翰弥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此非西洋思想精神最精要之部分，不待详说。而其对于吾国之影响如何，亦不难判定。若辜鸿铭氏则有进于是。辜氏身受英国之教育较为深彻长久，其所精心研读之作者，为英国之卡莱尔、安诺德、罗斯金以及美国之爱玛生等。故其思想出严氏翻译西籍时之上。由吾人观之，辜氏一生之根本主张及态度，实得之于此诸家之著作，而非得直接之于中国经史旧籍。其普崇儒家，提倡中国之礼教道德精神，亦缘一己之思想见解确立之后，返而求之中国学术文明，见此中有与卡莱尔、安诺德、罗斯金、爱玛生之说相类似者，不禁爱不忍释，于是钻研之，启发之，孜孜焉，举此中国固有之宝藏，以炫示西人。此其中又以国家主义(爱国思想)为之动机。
说到这里，再来回顾严复老年充满自疚的书简：“鄙人早习旁行，晚闻至道。旧所纂著，不皆折中。睹兹风波方深悔惧，而公等猥以输进哲理，启发人文目之，盖其过矣。”(《与杂志社书》)那么，就算说他后来好像有点“倒向”辜鸿铭，恐怕也并不为过吧?
对于严复本人而言，这当然也属于一种“跨越与回归”。他毕竟在展开着进学的过程，还在修正着自己的过失。然而他在这里所表现出的“回归”，却显得比较消极和无奈。历史的巨大玩笑表现为，对于严复早岁的无心之失，人们至今都还在趋之若鹜。而对于严复晚年的幡然悔悟，人们在当时就做出了判定，认为他走向了没落与反动。这当然是因为，正是基于由他本人所创造与推行的那种简化框架，严复的早年选择就较易理解和同情，从而也就注定会有更多的追随者，包括那些手握权柄和号称权威的追随者;而相形之下，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之下，对于严复的晚年文化醒悟，就需要更为复杂的问题意识、更加深厚的学术根底，和更为平衡的判断能力，从而只属于一个小众群体。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由认知能力的鸿沟所导致的悲剧!
(作者：清华大学清华国学院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商务印书馆“百年学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系列讲座中的讲演稿整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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