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个展览，展品借自德国三家最大的博物馆。展览题目是《启蒙的艺术》。东西很多，我印象最深是康德的皮鞋。德国人都很高大，他的鞋怎么那么小?
康德喜欢散步，定时定点，一边遛弯一边想。有个学生说，这双鞋让他激动不已。直到收到国家博物馆送的图录，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他在家里穿的，跟拖鞋差不多。
启蒙，中国话的本义是教育小孩，让他们早点开窍。比如汉代蒙学，就是教小孩背《苍颉》、《急就》。后来的《三字经》、《千字文》，还是这样的课本。过去坐馆的先生都是边教边打，背不下来就拿戒尺打手板，用烟袋锅子敲脑瓜。打是启蒙的一部分。
什么叫蒙?《易经》六十四卦，首乾、坤，次困、蒙。困是万事起头难，蒙是人生糊涂始。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见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其实人是生而糊涂，因为糊涂，才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什么人最糊涂?传统看法是两种人，“女子”与“小人”，孔子称之为“难养”(《论语·阳货》)。“女子”是全称的妇女，“小人”是男人的大多数(相对于“君子”、“大人”)。还有一种，是于丹曲解的“小人”，即意识混沌、尚未开窍的小孩，《易经》叫“童蒙”。
现在，国家也有这种划分。有些国是“聪明国”，有些国是“糊涂国”。
“聪明国”对“糊涂国”说，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帮你们这些不开窍的国家启蒙，你看多好，但问题是用什么方式启蒙：你是启蒙，还是欺蒙?启蒙的启是启发的启，不是欺负的欺，欺骗的欺。
启蒙(Enlightenment)，在欧洲语言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照亮(古义)，即把黑暗变成光明;一个意思是启发(今义)，即通过启迪和教化，把糊涂蛋变成聪明人。
“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性”，康德如是说。这是展览的口号。德国总统的致辞强调这句话，德国大使的致辞也强调这句话。但启蒙的初义却与光有关。
咱们这个地球，一半亮，一半黑，你那边是白天，我这边是黑夜。太阳最亮，照到哪里哪里亮，没错。但有光就有影，哪怕一个乒乓球，照样一半白，一半黑，你说照到哪里哪里黑，也没什么不对。
太阳不是无影灯。
启蒙是投射光明，但启蒙也有阴暗面。图录的第七部分就叫“阴暗面”，内容主要是霍加斯、皮拉内西、戈雅等人的画作，表现监狱、酷刑和战争。有趣的是，它的题辞出自《浮士德》，是魔鬼先生靡菲斯特的话：
我是部分的一部分，部分原本是一切，
我是黑暗的一部分，光明本来生于黑暗，
傲慢的光明，如今跟母亲黑暗
争夺空间及其古老的地位。
启蒙的黑暗面是什么?有人说，是理性走向反面。启蒙者是少数聪明人，但被启蒙者却是芸芸众生。傻子经过启蒙可不得了，就跟鲁迅说的一样，马上直奔奴才住的小黑屋，动手就砸墙(《聪明人、傻子和奴才》)。比如法国，那是启蒙的天堂，但群众是洪水猛兽，他们杀国王，灭教会，血腥恐怖，把整个欧洲都吓傻了，觉得与其让这帮傻子参加革命，还不如把他们搁一边，新富跟旧贵妥协。这种说法，不仅是19世纪的说法，也很符合当下的口味和时尚。
其实，比这个问题影响更为深远，恰恰是总统致辞中提到的，启蒙在世界范围内的后续发展，特别是它对欧洲以外所有落后地区的意义：
在启蒙时代，一方面欧洲人在为自身能更多地参与政治生活、为宽容和正义而抗争，另一方面欧洲各国却利用技术优势，在亚洲、非州和拉丁美洲扩大势力范围。这是当时欧洲人很快就注意到、然而却不承认的矛盾之处。
当年的启蒙怎么启?大家可以看展览。今天的启蒙怎么启?大家可以看电视。大家不妨比一比。
现在，“聪明国”怎么教化“糊涂国”，凡是长眼的，大家都看到了：
一是耍钱，把你的钱都耍到他的口袋里，不知不觉。
二是玩弹，兵不厌炸，把你炸到听话，听“聪明国”的话。
每个国家的动乱和灾难，都是它的阴影。
这本图录，正文前面有一组文章，共九篇，中德两国的作者都有。其中彼得·克劳斯·舒斯特《光亮与阴影：论艺术中启蒙的辩证》很有意思。这篇文章就是讲光与影的关系。
该文提到著名的索尼巴尔MBE，一位尼日利亚裔的英国艺术家。他是大英帝国勋章的获得者。MBE就是这个头衔。一般讲启蒙的阴暗面，都是讲法国革命。此公不然。
插图21选自他的雕塑系列《启蒙时代》(2008年)。他怎么表现启蒙大师?真是大不敬呀。我们都还记得吧?金融危机大爆发前，2007年，市场万能高奏凯歌、自由主义响彻云霄，亚当·斯密被印在了20英镑的钞票上，地位跟英国女王一样。他的名言是“看不见的手”，但插图中的他，我们可以看见手，却看不见头。没头，当然是无冕之王。
插图22选自他的摄影系列《理性沉睡，心魔生焉》(2009年)。他的灵感来自戈雅。这个系列是从戈雅《随想曲》的第43图直接翻出(请对比插图7、11、12)。戈雅画“理性恶梦”，这个“春秋大梦”做了几百年，已经成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他的作品，五幅一套，五大洲，一洲一梦。插图22是《非洲梦》。画面上，有个白人老头正伏案昏睡，衣服还是亚当·斯密身上那张皮，上身黄，下身紫，周围是蝙蝠、猫头鹰和猞猁，全是代表黑暗的动物。这回，头倒是有了(白毛歇顶)，你能看见他的头，但看不见他的脸。
对后一系列，索尼巴尔的解释是：
启蒙时期是将人类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时代，……我们的关于民主的传统观念，在这个时期内得到了重新定义，和自由主义的理想一起，在启蒙时代里浮现出来。但是，这恰恰是自由民主的傲慢，经常被用作一系列战争——最近一次即伊拉克战争——的合法化借口。……来自一段殖民主义时期的证据是再熟悉不过了：他们，其他的人，是一个“不文明”的民族，而我们，受过启蒙教育的欧洲人(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一定要努力地教化他们。然而，正如莎剧《暴风雨》中凶残丑陋的奴隶，他们拒绝被教化，因此我们就要用枪炮将民主强加在他们的头上。这样的行为其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自由民主的傲慢已经导致了最不理性的种族灭绝行为。在《理性沉睡，心魔生焉》画作中，我从戈雅的那些蚀刻印刷版画中取得了文本及其形式构成。我将原始的表述作了翻转，重现在睡着画中人的桌子上，并且在它的后面放了一个问号，这样用法语念起来就是，《理性沉睡，美国心魔生焉》原始语句变得夸张，我特别在这里使用法语，因为就是法国人给美国送去了自由女神像。……在最基本的措词中我联想到，脱胎于理性启蒙外表的、非理性的侵害，就像是一场你无法理解的赛跑，会令“理性”入睡并从中释放出魔鬼——并且“魔鬼”一词在这里可以用任何数量的暴行来代替。总而言之，你们的文明进步的意图，并不一定会产生出文明进步之结果。(95页，译文如此，有些句子好像不太通顺)
什么叫“我们的关于民主的传统观念”?它是怎样被启蒙运动“重新定义”?这事值得刨根问底。
西方有个说法，凡是没经启蒙的国家都不民主也不文明，不是“黑暗帝国”，就是“长不大的孩子”。比如德国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就说过，非洲没有历史，中国、印度、波斯是过于早熟的小孩。中国最糊涂，印度其次，波斯又其次(见王造时译《历史哲学》)。
波斯是希腊的老邻居，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它并四大帝国，立数十行省，领土以伊朗和伊拉克为中心，西有叙利亚、土耳其，东有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五国，南有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埃及、利比亚，多少文明古国，全在它的版图之内。但就连这个昔日老大，在黑格尔看来，也不过一只脚刚刚跨进历史的门槛。只有进入古典欧洲(希腊、罗马)，历史才大放光明。
他为空间赋予时间的意义——凡在欧洲之外，都属于过去，都属于黑暗。
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但历史，从西往东看，反而是越往东越黑。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全都灾难深重，直到今天，也是轮番挨打。西方后来居上，反而成了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在西方文明面前，我们都是“小孩子”(真有意思，老人反而变成了小孩)。
中国国家博物馆，当然是“小孩子”的博物馆。“聪明国”的东西一点儿没有，其他“小孩子”的东西也没有。
过去，在海外，我经常被问起：为什么你们的博物馆要拒绝国际化，光展你们自己的东西。这是好问题。每次这么问，我都说，道理很简单，近百年来，我们没有抢人的资格，只有被抢的资格。1949年后，西方用铁幕罩着我们，说我们就是铁幕，老百姓衣食不给，哪有闲钱到外国买古董。抢既不能，买又没钱，我们只能望洋兴叹。
现在，中国的博物馆，借展越来越多，有进有出，这就是国际化。这样的国际化，我看挺好，远比把人家的东西搁自己家里好。
《启蒙的艺术》，东西就是借自德国。
小孩最爱听好人、坏人的故事。东方的传统是“专制”，西方的传统是“民主”。我们的老师给我们启蒙，这是基础课。民主和专制，就是这种一黑一白。但有趣的是，启蒙运动一开始，热衷的却是专制。
欧洲是“启蒙的灯塔”，没错。不过，遥想当年，他们也曾被中国启蒙。我们也曾经是他山之石。比如这本图录，前面有德国总统的致辞，他一上来就承认，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是“一股推动力”，“在启蒙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欧洲的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正好在我国的明末和清代。当时，来自传教士的报告对他们很刺激：凡是他们责之深而恨之切者(如教会专制和贵族跋扈，国家分裂和封建割据)，中国似乎都没有;凡是他们听着新鲜看着好玩期盼已久十分短缺的玩意儿(如君主权威、文官政治、考试制度)，怪了，怎么中国都有。中国的专制被夸大，被美化，被乌托邦，真让咱们不好意思。
图录讲中国，主要在第四部分“他乡与故乡”。“反认他乡是故乡”，见《红楼梦》第一回。这个题目起得好。他们的启蒙艺术好像哈哈镜，可以折射当时的中国印象。
西人所谓乌托邦，很多是托梦海上。我们的梦也是。秦始皇的梦是海外三山。“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长恨歌》)。秋瑾说，“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她说的三岛是日本。《河殇》也是乌托邦，梦也在海上。
所以，顺理成章，图录是拿表现法国海港的画作当这一部分的序幕。
想当年，中国对欧洲影响最大，不是瓷器，不是丝绸，不是园林，而是大帝。大帝，意义有二，一可打击教会专制，二可打击封建割据。我们有康熙、乾隆，他们有路易十四、腓特烈和彼得大帝。
图录的第一部分是德国的宫廷生活。这一部分，有腓特烈大帝的像(见图版002)。奥威尔在《动物农场》里写了个坏蛋，暗指希特勒，就是借他的大名。
中国的专制，特点是众生平等，唯我独尊。它尊的不是上帝，而是世俗的统治者;世俗国家也不归封建贵族管，而是由一个网状的庞大官僚机器来支撑。网络的顶端是皇帝。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走向帝国，秦始皇为中华帝国办的头一件大事，就是铲除这类贵族。只有铲除这类贵族，只剩一个贵族，才有所谓“皇帝”。
这种专制主义，对症下药，正好可以治他们的病，欧洲叫绝对主义(absolutism)。
他们的启蒙，一开始是这么启。
欧洲启蒙，光看展览，好像只是个文化运动。其实。他们的启蒙，先是给自己启，后是给别人启。前者靠革命，后者靠战争，都离不开暴力。不光靠风花雪月、琴棋书画，纯粹的文化运动。
中国的特点是世俗化很早。士农工商，第一是士，先是武士，后是文士，文士，即读书人，地位最高。四民之中没有僧。魏源说，“英官教印度庶民，名归四业：一僧，二兵，三商，四役”(《海国图志》卷二十)。僧是僧侣，兵是武士，商是商贾，役是贱民。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情况差不多。僧都是放在第一位，贵族武士都是放在第二位。
欧洲的四民之序，本来是一僧(教士)、二兵(贵族)、三商(工厂主和商人)、四役(工人)。革命改变了四民之序，解放的主要是商。马克思提倡的无产阶级革命，他要解放的是役，即工人阶级。这是启蒙精神的继续。
不过，欧洲革命并不曾将革命进行到底。今欧洲44国，还有12国是君主国。教会势力被分解，有点家为巫史的味道，但教会的力量依然强大。
这是欧洲保守主义的根子。
西人所谓的普世价值(ecumenical value)，它的本义是三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合一，普天之下都信同一个上帝。这是他们理解的“大一统”。
宗教还是最大的文化。
欧洲所谓的“蒙”是他们的中世纪。
中世纪有什么问题?启蒙学者说，主要是教权大一统，政权四分五裂，教士和贵族压制了第三等级，市民阶层抬不起头。
教权大一统怎么治?靠宗教世俗化和宗教多元化。政权四分五裂怎么治?靠中央集权和民族国家。
这个蒙，咱们不用启。两千多年前，我们就政教分离，政在教上。国家大一统，那是现现成成。宗教多元化，也是现现成成。
只是19世纪，他们对君主制烦了，对中华大帝国烦了，群起而反专制，才有革命，风起云涌，波及全世界。革命是更大的启蒙。他们的革命分两步走：先是申君权以反教权，后是申民权以反君权。只是在后一步上，中国和世界才踏上了同一班车。
中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对皇权，很彻底，也很客气。彻底，是彻底废了，一风吹，不拖泥带水。客气，是交权不杀，优待皇室，溥仪还住在故宫里。
我们和西方是殊途同归。
从此，中国史才真正加入世界史。我们的历史和欧洲的历史才终于掺和到一块儿。
现在的伊斯兰世界，很多国家还是以部落长老制为基础。沙漠和草原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往往一盘散沙。蛮族入侵后的欧洲，情况差不多。凡是缺乏国家大一统的地方，一般都是宗教大一统。
欧洲有没有大一统的帝国?有。一是马其顿帝国，二是罗马帝国。
马其顿帝国是学波斯。很多研究波斯帝国史的学者已指出，“希腊化”是“波斯化”。亚历山大之前就有“希腊化”，那是万邦来朝的一部分。波斯帝国是车书一统的大帝国，很像中国。亚历山大灭波斯，接收的是波斯帝国，但他一死，马上就土崩瓦解。这只是个昙花一现的帝国。
罗马帝国倒是真正的帝国。欧洲的统一之梦一直是托梦于罗马帝国。但它的遗产只是宗教大一统，而不是国家大一统。欧洲的传统是小国寡民，自治基础上的联合。有一位法国专家来北大演讲。他说，即使罗马帝国，也是靠城市自治，内部很松散，希腊和罗马，照样是两大块。
这是他们和中国的最大不同。
17、18世纪是欧洲的启蒙时代。启蒙启出了革命，启出了战争，也启出了欧洲统一的梦想。
雄鸡一唱天下白。19世纪，高卢雄鸡为欧洲报晓。法国革命像传染病，把整个欧洲都传染了。耶拿战役，法军打败普鲁士，攻入耶拿，黑格尔刚刚写完他的《精神现象学》。他说，我看见了这个“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贝多芬受法国鼓舞，他的《英雄交响曲》，本来是献给拿破仑。但结果怎么样，他们都被法国革命吓坏了。
图版201：法国巨人(大革命)的毁灭。画面上的巨人，正被英国天神雷劈电砍。他一脚踩着《圣经》，一脚踩着埃及金字塔，旁边是断头台。
欧洲的统一之梦，先是法国做，后是德国做，都被英、美击破。法、德两国都是出大帝的地方。它们有这种冲动，但拿破仑和希特勒都失败了。
其实，即使今天，欧洲也没有“车书一统”。统一只是货币统一(欧元)、防务统一(北约)。
我们这个世界，要说普世，美元最普世，美军最普世。欧盟和北约，抓钱抓枪，也是抓这两条。但小一统要服从大一统。
做梦也得听领导安排。
中国的启蒙是什么?这是我想谈的另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问，中国是不是经过启蒙?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
一种说法是根本没有。如果你说启蒙只是欧洲范围内的事，与其他地区无关，如果你拿西方标准一把尺子量天下，我们当然没有：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科学，没有哲学，没有宗教，没有国家……，有也等于没有，就像崔健唱的，我们一无所有。既然没有，咱们就不用讨论了，倒也省事。
另一种说法是有。启蒙波及全世界，西方的影响哪儿哪儿都是，怎么能说没有!比如咱们这个北京城，金元明清是古都，当然有很多旧建筑。但故宫、太庙、社稷坛、天地坛、日月坛、先农先蚕坛、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玉泉山，民元以来，绝大多数都成了对民众开放的公共设施，不是改博物馆，就是变公园。博物馆和公园就是打外国传入。
中国的新，有些是全新，比如天安门广场。我见过的汉学家都说是学苏联老大哥。但叫我看，怎么看都像美国的华盛顿：人大会堂像国会山，中国国家博物馆像史密森学会(围着大草坪一圈的美国国家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像华盛顿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像林肯纪念堂。除方向不同，一个坐西朝东，一个坐北朝南，没什么不同。事实上，这个广场是中国人的集体设计，连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出过主意，根本没苏联什么事。
另一种新是翻新，比如北京的马路。有个法国朋友说，这也是学苏联老大哥。他说，这都是共产党的设计。你们的马路又宽又直，让人迈开步子就刹不住脚，无心在路边坐下喝咖啡，当然也就无法交头接耳谈政治了。我认识的汉学家，谁听了都说有道理。但中国人，谁听了都莫明其妙。其实，北京的棋盘街，那是古人的设计，近现代只是在上面铺了柏油，下面修了下水道，路边树了电线杆子和路灯，有些加宽，有些打通，如此而已。
古今的关系，一般是这样，但大家总是分不清，连我们的老师都分不清。
我理解，中国的启蒙是个大词，不光是北大、清华，不光是商务、中华，不光是知识分子，不光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它也包括革命，它也包括战争，它也包括全民族的动员和劳苦大众的觉醒。
中国的启蒙运动，过去都说是五四运动。这事在辛亥革命之后，不在辛亥革命之前，和西方的顺序不一样。非当革命背景，只能排在另一场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过去，大家都这么讲。
五四运动的背景是战争与革命，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是十月革命。当时，大家的共同点是弃旧图新。弃旧图新是为了救国。其领军人物，既有李大钊、陈独秀这号人，也有鲁迅、胡适这号人。启蒙是为了凿破混沌，但启蒙本身也是混沌。我们和欧洲一样，保守和激进同样来自启蒙，都是启蒙的遗产。中国的启蒙，其实不止一次。“文革”后的启蒙也如此，当时大家都是启蒙派。现在怎么样?左右分化之局已定，剑拔弩张的气氛又出现。
五四运动是个伟大的运动，缺点当然有，而且不少。它也和西方的启蒙一样，同样有阴暗面，但我还是要说，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当年，但丁用意大利文写《神曲》，马丁·路德用德文译《圣经》，这就是他们的白话运动。
中国没有统一的国教，儒教没有群众基础，不像基督教，一开始就起于大众，因此根本不是宗教(耶稣会也不认为它是宗教)，更不是普世宗教，但它在中国影响太大，对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想当官或已经当官的人)影响太大，确实是个主流意识形态，就像马克思说黑格尔哲学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欧洲比较，只有一件事差为近之，这就是打倒宋以来的那个孔家店(注意：不是打倒孔子)。
现在，全世界都风靡保守，我们这儿也一样，闻左色变。洋务可以叫启蒙，立宪(君主立宪)可以叫启蒙，五四不能叫，五四以后不能叫，1949年后更不能叫，所有左翼文学和左翼史学都在推翻打倒之列。这股风从台湾来，从蒋家王朝的遗老遗少来，从某些美籍华人学者来。
1957年，胡适当中研院院长，蒋介石祝贺，大骂五四，说五四导致赤化。胡适当面反驳，说你错了，五四是文化运动，不是政治运动。五四运动是不是纯粹的文化运动，这个问题可以讨论。蒋介石说五四导致赤化，也未必错。但五四运动的主题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弃旧图新、救亡图存。共产党的成立还在其后。如果你连自由和爱国也否定，连胡适本人也搁里边，别说共产党不接受，胡适也不接受。现在，大陆骂五四，时髦成风，跟蒋介石一个说法。难怪美国的陶涵(Jay Taylor)写《蒋介石传》，其结束语说，蒋虽賫志而殁，但他的反攻大陆，其实已经成功。
台湾意识形态，逃于共者归于蒋，逃于蒋者归于美，出不了这两类。五四不是启蒙，你说什么是?是不是只有宋明理学加美国基督教才是。比如蒋介石夫妇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国民党理解的启蒙运动。新生活运动，下场如何?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他自己都说了，停办。咱们这儿倒好，有人接着办。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和李泽厚先生的说法，叫“救亡压倒启蒙”。此说影响很大。他俩争发明权，我们不必管，重要的是，它迎合了中国的文化气氛。这本图录，中方学者高毅和徐前进对此说有评论(见图录133-134页)，属于委婉否定，读者可参看。其实，这话搁当年，大家听得懂吗?我不明白，列强瓜分中国，日本侵占中国，中国人起而反抗，怎么就挡了启蒙的道?
现在卖后悔药的，吃后悔药的，真是扯得没边儿。英国人疼皇上，日本人疼皇上，疼也不是替中国人疼。凡是想回大清朝的，日本人早就把皇上请回东北老家去了，你直接回满洲国得了。
有人说，现在应该重新启蒙，我说对呀。我看，中国的启蒙运动，时间可以放宽，范围可以拓广，就是讲到现在也不过分。
问题在于什么叫“蒙”。是不是这一百年，中国人都是糊涂蛋，现在才活明白。还是相反，大家又糊涂了，应该重新启蒙。
启蒙，读书很重要。
中国的出版物，有三本书影响很大。一本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23年)，一本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一本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都是19世纪的书。
这三本书，《战争论》传入最早，1910年从日文翻译，起名《大战学理》。此书是欧洲的《孙子兵法》，中国的讲武堂和军校很重视。《物种起源》是1919年翻译出版，讲生物战争。《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出版，讲阶级战争。这三本书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其作者都是斗争哲学的先知，人呼“三卡尔”(英文的查尔斯就是德文的卡尔)。其中两卡尔都是德国人。
《物种起源》本来是讲博物学的书，但影响超出自然科学。此书不仅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在中国也是石破天惊。它的译出虽然晚一点，但介绍却在前头。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早在1897年，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当时引起轰动，主要不在宗教，而在救亡。这是中国和西方的大不同。
救亡图存也是启蒙，而且是很重要的启蒙。
欧洲启蒙，前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是复古运动。现在研究艺术史的，都很重视复古艺术。历史上的复古多半是托古改制，文艺复兴也是。蒋百里说，“人类曷为而有复古运动?曰：对于现状求解放也。复古者，解放之一种手段也”(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
欧洲复古是针对宗教专制。宗教改革也是。提倡理性的启蒙运动更是。科学和历史是启蒙的两大主题。这本图录，科学是第二章，历史是第三章，都是理性之发扬。德国，哲学是一大特色，但图录没有专门的章节，只有第八章的一幅画(图版192：康德纪念碑)和一双鞋(图版194：一双男士皮鞋)，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双鞋。
他们的启蒙是转圈启，意大利影响英、法，英、法影响德、俄，也包括美国。自由女神像就是法国送的。当然，仇俄论者并不承认俄国经过启蒙。
中国的启蒙和欧美各国有关，八国联军，全是我们的老师。
别的不说了。中国从德国借过什么光，值得想一想。
德国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革命和战争。比如马克思对共产党，希特勒对蒋介石，影响最大。
中国的十年内战(1927-1937年)，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是五位德国将军，最后一位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罗泰教授的亲戚。红军的顾问也是德国人，名叫李德。
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影响只在知识界。
歌德，郭沫若翻译过《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他在《浮士德》第二部的译者后记中说，他译此书，正是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我们的五四运动很有点像青年歌德时代的‘狂飙突起运动’(Sturm und Drang)”。中国的左翼文学团体，不仅郭沫若的创造社受它影响，高长虹的狂飙社，就连名字都来自这一运动。我父亲也参加过这一运动。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投身革命。
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不论学杀人(军事)的，还是学救人(医学)的，往往都兼学德文。如蒋百里就是先在日本后在德国学军事。中国的大文豪，鲁迅、郭沫若是学医的，他们都学德文。我在鲁迅博物馆看过鲁迅的藏书，不是日文书，就是德文书，英文书很少。鲁迅和德国，缘分很深。
延安有个读书会，毛泽东组织红军将领读恩格斯和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他请何思敬从德文讲授。何思敬也是在日本学的德文。
中国和德国的关系与日本有关。德国的大炮和陆军对日本影响很大，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大得不得了。
现在的青年已不读歌德。万圣书园的楼下摆着《歌德全集》，属于贱价处理，罗泰教授看了，很痛心。抗战期间，陈鲤庭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剧的前身是田汉的独幕剧，故事的原型是改编自歌德的《威廉·麦斯特》。歌德对中国影响最大，其实是这个剧。
现在，启蒙该怎么启?有人说，中国必须大卸八块，才叫现代国家;中国缺宗教，赶紧立教(立儒教为国教)，才能向西方看齐(或与之抗衡)。
这叫启的哪门子蒙?你跟中国历史比一下，这是倒退。你跟欧洲历史比一比，也是倒退。
小孩有人权，但没有选举权。大人打小孩不行，他可以报警。有个法国学者抱怨，小孩打老师，和精神病患者一样，没辙。他们没选举权，有，得等他长大。那时他再打人，就好办了。
人，女人占一半。男人，小人是大多数。没有这些人参加，民主只是一句空话。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打仗是男人的恶习(其实更准确地说，是男贵族的恶习)。这个道理可推广于国际。有些国家特macho，中国话叫“雄赳赳”。他们理解的民主，主要是给战争投票。国内投票是办这个手续，联合国投票也是办这个手续。
启蒙并不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即使今天也仍有意义，对所有国家都有意义。
小孩需要启蒙，大人就不需要吗?女人需要启蒙，男人就不需要吗?小人需要启蒙，君子就不需要吗?
我们要知道，即使“聪明国家”里的“聪明人”，也一样有他们很糊涂的地方。比如很多美国精英，很多欧洲精英，他们对“糊涂国家”的看法就很糊涂。
奴隶，大家都以为是过去时，属于上古时期，其实一直都有。读读溥仪的书吧。偌大一个故宫，上上下下几千人，除了皇上，都是奴才，不是女人，就是太监。太监就是典型的小人。明代，太监监军，有如政委;东厂，则是秘密警察。
美国，聪明绝顶，天下第一民主国家，但它打立国之初就有畜奴传统，废奴只是不久之前(1865年)，种族歧视一直有。
美国人都承认，越战时期的反战运动是以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为先声。这两个运动就是为了解放他们的“女子”与“小人”。
奥巴马就是这么解放出来的。
这是美国的启蒙运动。
养者畜也，畜奴的畜是借自养牲口，译为奴役，无所不通。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老板眼中的人，天下就两种，养人者和被养者。被养者又分有工作没工作，不是打工仔，就是失业低保待救济。打工仔，甭管吃喝穿戴如何，是不是出有车，食有鱼，就不在奴役之中，我一直很困惑。
美国南北战争，工人和奴隶，谁过得更好，美国人也困惑。
埃及考古，爆一新闻，说过去都以为，修金字塔的是奴隶，不对，他们全是古代的工人阶级。理由是他们吃面包、喝啤酒，还有自己的老婆、孩子和房子。但什么叫奴隶?奴隶也不都是一丝不挂关在笼子里。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汉辛延年《羽林郎诗》)。霍家奴还是奴，地位再高，也是个奴。
仗势欺人者，都是“势”的奴。
“文革”后有个时髦说法，中国应该反封建，而不是反资本主义，我们只有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才有资格谈资本主义。
这种说法看似合理，其实根本站不住。我们要知道，咱们这个地球上早就没有什么化外之民。再不开化，也不属于历史，照样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
人类历史就活在你的脚下：贫富相依，苦难和幸福在一起。
上帝不是早就安排好了吗?天堂和地狱，本来就是配套设施。你把地狱拆了，天堂往哪儿摆。
图录最后，第九章，题目是“艺术革命”，内容直奔前卫艺术。作者说，作为启蒙运动的直接遗产，“艺术家需要有革命的勇气”，“直到18世纪以后的很长时间，欧洲艺术家一再投身于革命”。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有个青年艺术家小组参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像政党一样公布了自己的革命宣言。但他承认，“自18世纪以来，艺术家并没有做出革命的壮举”。
为什么没有?
原因很简单，强大的资本世界有自己的灭火器，就像我们当年的科举制，利禄所在，趋之若鹜，天下英豪，尽入彀中。纵你有天大本事，也跳不出如来掌心。
市场化的艺术叫创意产业。你是前卫也好，先锋也罢，创意的结局是产业，无伤大雅而有益卖钱。“革命”也可以卖钱。卖钱的“革命”不可怕。不但不可怕，还是娱乐大众的工具，好得很。
作者说，“艺术家在这个世界是否真能起到革命的作用，已经成为一个棘手问题。也许艺术家们自己应该寻找答案”。可见没有答案。
我和两位美国老左聊天。他们都是1968年校园运动的参加者。说起“占领华尔街”，他们很自豪，“模式还是我们的模式”。但话题转到中国，他们却说，我们也反资本主义，但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我们已达到后资本主义，你们还在前资本主义。
我说，不，不对，你们早就把我们拖下水了。你们是世界体系，我们不是，我们一直是你们那个体系的一部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吃也好，被吃也好，欢迎吃也好，拒绝吃也好，其实都在同一个水池子里。你们不要忘了，如果没有食物链的末端，食物链的顶端就会饿死。一个人，没有身子，没有腿，脑袋往哪儿搁?咱们可不是历时关系，而是共时关系呀。我们和你们是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时间表里。
我对很多左派的印象是，他们老是高高在上地反资本主义，以奥威尔叫“上等人”的态度反资本主义。他们反污染，反奴工，保护地球，保护动物，保护同性恋，就是不保护落后国家的落后人，也不反对美国对他国的金融掠夺和穷兵黩武。反金融掠夺，仅限于保自己的饭碗;反穷兵黩武，仅限于反本国人送命。
这对启蒙是最大讽刺。
我们这个世界，美国是龙头老大，为什么龙头最爱咬龙尾巴，而且是转着圈地咬?我问他们。
《浮士德》讲人和魔鬼打赌，不知满足的浮士德，最后成了魔鬼的俘虏。它的最后两句很有趣，郭沫若的翻译是“伟大之女性，领导我们走”。
现在，世界上的很多领导都换成了女士，希拉里是，默克尔也是。
问题是，她们领导我们往哪里走?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启蒙的艺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定价：996元)
补记：光与影的矛盾，中国文学多有描写，如李白的《花间一壶酒》，我的散文集就曾以此为题，写类似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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