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起源以来，人类文化以积极形态发展，但是对文化的狭隘解读必然会导致社会纷争和冲突。推进文化遗产的公众教育的必要性在于：虽然人类有其特定的区域、文化、语言或宗教身份，但“多重身份”这一概念让我们可以把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这反过来也要求我们培养相互尊重的态度，积极欣赏他人及其文化。
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卡宁厄姆(Alexander Cunningham)组织印度考察团于1862年在印度开展考古调查，此次调查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调查中国僧人法显和玄奘的记录。
“……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类型从如此简单的始端，过去，曾经而且现今还在进化着”。(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
“我们像原始人一样认为日升日落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无法想象围绕我们岛屿的波浪也会在其他海岸留下珊瑚和珍珠”。(18世纪著名的东方学家威廉·琼斯)
上文引述的达尔文的观点，虽然是针对生物多样性，也同样适用于文化界。人类文化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两百多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它以无数最美丽和最精彩的形式跨越时空。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网。过去文化多样性有时会产生不和谐和冲突，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无法避免。幸运的是，凭借自我纠正的能力，人类迟早会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1784年威廉·琼斯爵士在加尔各答建立的亚洲学会就是这样一项举措。他不知疲倦地提倡和执着追求的东方学研究，是为了消除在英国盛行不衰的狭隘的文化观，以及消除那种正如上文所述的对狭隘文化观的温和的责备方式。对威廉爵士而言，学习和学问并不是出于好奇的本能，而最终是为了加强世界各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理解。事实上，威廉爵士和后来的学者对东方文明的研究在欧洲引发了又一次文艺复兴——即《东方的文艺复兴》，如同雷蒙德施瓦布1984年的同名著作。
毫无疑问，现代工业和科技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温馨而舒适，但这仅仅是相对而言。事实是，世界上仍然存在因经济不平等而产生的严重问题，这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难题。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讲，我们的世界也反复面临着由文化偏见和成见引发的危机。事实上，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这一情况值得彻底反思。
文明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进行了全面定义，甚至非专业人士都很容易理解。他写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考古记录和各种史料揭露了人类文化的时空变化。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世博会从视觉上展示了由于17和18世纪的科学发现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促进的人类的成就。换言之，展览的目的是“对全人类在这一伟大任务到达的时刻进行真正的考验，提供真实的画面，是所有国家进行未来发展的新起点”。(乔治·斯托金，《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
当然，过去的150年见证了更多的工业和技术进步，这些进步令人叹为观止，见证了人类的创造力，是人类的技能和能力的大型保留节目。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当代世界一切都很好吗?还很远。首先考虑的是大自然对我们做了什么。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随时都会面临各种自然灾难给人类带来痛苦和苦难。我们仍然需要面对火山喷发和构造运动，山体滑坡和洪水，龙卷风和海啸。此外，还有一系列由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引发的问题。不是所有周游列国、在飞机座椅上悠闲地享受美味午餐或晚餐的人都记得地球上还有数百万人饱受饥饿折磨。当然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正在制定中，但是还没有形成彻底解决的方案。
但世界上还有一系列与自然灾难、贫困或经济剥削无关的问题。上个世纪，戈登·柴尔德创造了“人类创造了自身”这句话，事实上，我认为柴尔德的本意是强调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推进了人类的所有发展和进步，但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幸的是，正是这消极的一面上演着掠夺者的游戏。我们所有的人都熟悉以往它是如何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种族冲突、宗教仇恨和文化偏见。这些问题我们现在仍然无法避免。在这些冲突中，文化遗产往往成为争论的焦点，索赔还是反索赔?对文化遗产的狭隘观念已经引发了人类暴动和社会混乱。
虽然自然世界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缩小，而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隔阂却不断扩大，这一切严重干扰了世界社会的正常运作。我们扪心自问：这些不幸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显然，心理上的优劣感，对他人的不信任，宗教和文化上的仇恨造成了这一切。这些心态反映在文化遗产上面是狭隘的、地方性的。换句话说，这种狭隘的做法源于宗教、种族、政治以及我们赋予文化遗产的社会标签。
多重身份的互补性
我认为，不论哪个地区或国家，一定要考虑到公共教育的基本方面。其中一点是强调人类文化遗产的共性。虽然人类学和考古学是在广泛的、抽象的层面研究人类文化，但确实是在研究人类文化。从更新世起，受地理和文化因素影响，文化呈现出多种形式。在这种背景下解释文化多样性的起源，甚至不识字的社会群体都避免评论文化的优劣。我用一个简单但极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1993年，一位村里的半文盲Shri Siddaramappa Gowda在参观我们德干高原的Budihal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时候，他被我们的实习生的外表差异震惊了。他被告知这些学生有的来自印度不同的地区，还有的来自遥远的日本，欧洲和中东等地区，我们的农民客人暂停了一会儿，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反感，用他自己的辨识和理解力，对自己提出的多样性疑问进行了解释：“这些差异确实存在，但是由自然和地理因素造成。”
每一个人，除非他/她是深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否则他/她是能够自我启蒙的。这种态度确定后，也就为认识文化遗产的共性做好了准备。印度第一任总理潘迪特·尼赫鲁(Pandit Nehru)和他的中国朋友周恩来总理，在其名著《印度的发现》一书中用优美的文字表达了这一观点：“我的遗产是什么?我是谁的继承人?是过去数万年间形成和发展的人性，是过去所有的思想、感受、痛苦和欢乐，是胜利的欢呼和战败的苦楚，是很早就开始现在还在延续、引导我们的人类征途……”
我们强调有必要承认“共同遗产”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抹杀或低估人们对地方、民族、地区或国家等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人类具有这样一个独特属性，不仅能掌握，而且根据时空变化多方面欣赏物体或事态。这同样适用于我们自身对语言、文化、种族、宗教等方面的认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觉》一书专门探讨身份这一主题。他告诫我们，根据孕育于宗教、社会、文化或民族的单一身份或独特身份的观点，世界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他反驳这种孤立主义或单一身份论，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多元身份”。
本着正确理解的精神，多重身份并不矛盾，而是互补的。它不承认也不同意这种会引起冲突的人性积极属性。如Sen所言：“事实上，许多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与不同群体的不同身份冲突有关……当代世界的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人类多重身份的清晰理解……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联系，彼此仍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互相交流……我们有一个房间来决定工作重点……”考虑到这个世界是充满地区特有的文化马赛克(过去和现在)，每个都包含许多更小的马赛克，如何决定其多重身份?Sen提出了一个可接受的明智方式，即保持开放的心态，并做出合理的选择。同时，在面对不同层次的集体或群体身份时，我们也可以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或宗教身份。针对亚洲首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的问题，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圣雄甘地如是说：“我希望我的房子周围自由地吹着所有的文化之风，但我拒绝被吹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虽然他希望结束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但他从未恨过英国。
Sen对我们身份互补性的观察和用开放的批判式心态的精神武器和理性选择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建议和文化遗产直接相关，简单的原因是，我们的身份大多是由我们的遗产定义。核心问题是增进对方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相互尊重。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孔子非常重视人们之间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食物和统治者的重视。古印度的伟大皇帝阿育王呼吁他的臣民彼此相互尊重。他的信条中有这样一条戒律：“尊重他人的信仰，你就是在尊重自己”。这个信条，不仅号召包容其他文化和信仰，并导致他们积极的评价。
现代和古代的文化大使
所有这些因素都值得纳入各级公共教育。旅游业是另一个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领域。由于航空业的发展、中产阶级物质世界的改善，近几十年来国际旅游发展迅速。如果能够在观光和享受同时也能对文化遗产有所顾及，游客可以发现、理解其他国家和他们自己的文化、现在和过去，他们会自动让这个世界更加和睦友好。参观Budihal遗址发掘的农民具有广阔的视野，这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说起旅游业，我脑中浮现出了1500年前两位著名的中国僧侣，他们前往印度，被誉为最卓越的文化大使。我指的是公元5世纪的法显和公元7世纪的唐玄奘的徒步之旅。他们通过中亚和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并花了很多年拜访印度所有重要的高僧以及其他佛教中心，通过与当地学者探讨，研习佛典，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他们都有详细的游记记录，亚历山大·卡宁厄姆(Alexander Cunningham)1862年在印度开展考古调查时曾以此为指导。甚至在这个时代，法显和唐玄奘仍然被视为是中印文化交流的推进者。
需要注意的是，曾有人劝阻过唐玄奘的印度之旅。他被告诫：“那里的气候会让你无法适应，男人们裸露着黑色的肌肤，缺乏礼仪，不能对望。”他不为所惧，开始了艰辛的旅程。在周游印度15年以后，他带着74部1335卷经书回到了中国并将其译成中文。毫无疑问，有这样令人惊叹的先例，论坛将作为东半球的一个交汇点，促进考古文化遗产的全球合作研究和行动——研究、保护并为当代社会提供经验。我们在此给予最好的祝福。
来自过去的启示
过去对现在的启示?是的，在这里我有话要说。我的理解是，许多世界考古记录主要关注一些简单、教育落后、非城市化社会。从定义的角度而言，他们落后于文明。这在当地也是对的， 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主要从事捕鱼、狩猎、采集、放牧或植物农业。不同于已经蓬勃发展的城市社会，它们像是星星之火，很容易熄灭，这些社会历经世界的沧桑并存活下来，是因为他们都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自己的活动，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根据对世界各地不同民间社会的比较研究，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已故的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教授出版了两本著作，分别是《农民社会与文化》(1956)与《原始世界及其转型》(1953)。他确定了简单社会主要特征：规模小、全部自给自足、平均化、团体合作、个人亲密的血缘关系、生产用于维系社会而不受市场支配、性而非英雄作为生育或生殖的一方面、道德比技术更占主导地位、以虔诚的态度对待自然、利用土地资源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采用托管的原则显示财富和权力。这些属性保障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从考古记录我们了解到，这些属性很多也是以往简单社会的特点。
我提及的这些简单社会，既不是美化它们，也不是诋毁城市和文明，更不是说要扭转现代化的时钟。当代世界面临着资源滥用、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迅猛增长的趋势， 患有“踢灰尘，抱怨你不能看到”的综合征。我只想说，保持上述列举民间社会的属性，可能给当代世界带来一定程度的节制和清醒，这可能是一个确保人类物种和其文化再持续200万年的方式之一。
(作者系印度德干学院考古学名誉教授及前院长，致力于印度考古45年，著有《新考古学及其余波：英美世界之外的视野》等专著。本文系根据其于“世界考古·上海论坛”期间在上海博物馆所做公共考古讲座的讲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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