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都需要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赞比亚有丰富的铜矿，但是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必须把铜矿石通过罗德西亚的铁路运到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或南非的港口才能出口。可是，这种高昂的运费(58美元/吨)是赞比亚万万承受不了的。如果把铜矿石运到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则是最经济最快捷的路线，当时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对这种发展兄弟国家民族经济的设想是百分之百地支持的。因此，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在独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设一条连接两国的铁路。当然，在那时要实施这个计划还无异于一个梦想。
两个一穷二白的非洲国家，要修建一条近2000公里的铁路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寻求世界银行的帮助，世界银行拒绝了。尼雷尔和卡翁达也曾请求财大气粗的欧美大国和苏联帮助修建这条铁路，但是他们都吃了闭门羹。后来，英国—加拿大联合贷款团对铁路沿线作了一次调查，虽然调查几近进入设计阶段，但最后从经济角度来权衡利弊的时候，他们也打了退堂鼓。
1965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苏联撤走专家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打击，国民经济也十分困难。尼雷尔怀着试试看的心情，与毛泽东主席谈起了修建坦赞铁路的问题。孰不料，毛泽东一口答应了下来，尼雷尔真是喜出望外。随后，中国派出了考察团进行了考察和设计。1970年10月，坦赞铁路正式开工；1976年7月14日，坦赞铁路全线通车。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中国援助坦赞两国人民修建了难度使西方咋舌但质量又如此高的铁路。这一举动轰动了世界，甚至一位西方的资深记者感慨地说，只有建造了长城的人民才能修建这样一条铁路。
当然，修建坦赞铁路的艰辛是伐南山之竹倾东海之波也难以书写的。在头三年的建设中，中国每年派出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保持在12000—13000人次。在建设过程中，有60名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感天动地的事迹和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成为了中国人民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光辉榜样。为此，我驻坦桑尼亚使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每年清明节都要组织馆员和在坦的中资公司人员去陵园扫墓，以悼念牺牲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
2002年3月底的一次使馆党委会上，大使就清明节扫墓的事情作了布置：经济代表处负责墓地的清理(因为天气炎热，墓地里疯长的荒草淹没了墓碑，需要割草和清扫)，文化处负责对外宣传。
为了搞好这次外宣，我做了一点调研。很多在坦桑的中国人(其中也有不少在坦赞铁路建成后留下来的“华侨”)告诉我，每年一次的扫墓只是中国人在默默无闻地做，坦桑的报纸也很少有报道。为此，我决定今年的扫墓邀请坦赞铁路局的领导参加，同时向《每日新闻》(坦桑尼亚最大的报纸)和《乌呼鲁》报(坦桑尼亚革命党党报)发出了现场采访的邀请。为了落实采访事宜(非洲国家的记者经常会“放鸽子”)，我还亲自去了两家报社拜访了有关领导。《乌呼鲁》报的社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一听说中国使馆要去中国人的陵墓祭扫，他马上答应要派资深记者去采访，他还让我为该报写了一篇小文章，向坦桑人民介绍中国的清明节习俗。《每日新闻》的主编也很热情地表示，中国人民为坦桑修建了如此伟大的铁路，现在我们纪念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清明节一早下起了蒙蒙细雨，但是三百多名中国人冒雨来到墓地。那天来扫墓的人格外多，友谊纺织厂(1966年中国援建坦桑的最大项目)的专家几十人排成了整齐的队伍站立在路旁，中国公司的人员(很多人都是自发来的)也来了。经代处为每位来宾准备了白色和黄色的菊花，由于人太多，后来者就在墓地里采了小野花带在胸前。很多人还带了孩子一起来，但那天的孩子们表现得特别好，他们跟在父母的身后缓缓地在墓地里走动。我特地看了一下，两大报纸的记者也已经到场。
十时许，祭扫活动开始。在全体为烈士默哀三分钟后，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王永秋发表了讲话。他说，这些专家为坦赞铁路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坦赞铁路局副总局长班依克瓦女士率该局的主要领导干部也应邀参加了扫墓活动，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盛赞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并表示坦中两国人民一定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
悼念仪式完毕后，大家就三五成群地走向不同的墓碑，墓碑上写着死者的姓名、年龄和籍贯。我特地跟在坦赞铁路中国专家组组长杜坚后边，他给我讲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我们来到一块墓碑前，这个墓的主人是一位工程师。那天工程师和同事们光着膀子在一棵大树下吃饭，可能他们的说话声搅动了树上一个大马蜂窝的宿主，马蜂们像一阵乌云一样追杀中国人员，人们四下逃窜。由于工程师没有经验(没有走“之”字形路线)，眼睛又是高度近视，他落在了最后。马蜂们对他进行了围攻，千百只蜜蜂一阵叮咬，工程师倒下了……。工人们把他抬到了住地，他的全身开始肿胀发黑。指挥部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总理派出了飞机，送来了为中央领导看病的保健医生。但这时医生也无回天之力了，工程师就这样在异国他乡离开了我们。我们在一排排的墓碑前默默伫立，杜组长告诉我，死的人中最多的是司机，有的死于隧洞塌方，有的死于深山老林的车祸，还有的被毒蛇咬死，其中最年轻的只有24岁……
走出墓地的时候，我泪流满面，哽咽无语，心里多了一分沉重。由于这60名中国人不是牺牲在战场，所以他们没有被追认为烈士。但冥冥之中，我又好像听到了他们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人生的价值不是金钱财富，也不是荣誉虚名，为了非洲国家的发展，为了黑人兄弟的幸福，我们即使失去了一切也无怨无悔。
在回使馆的路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口占了一首小诗以表达我的哀思和敬意：
七律《扫墓》
细雨霏霏清明寒，荒冢寞寞卧异川。
欲剪蓝天做衣衫，无奈浮云遮望眼。
撷来小花慰先贤，君露笑颜对我言：
青山到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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