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见闻录(上)

　　我以洪堡学者的身份，在德国访学一年，也深切感受到了德国人的“高素质”。尽管许多人将其归因于经济水平，甚至是血统，但当深究其原因时，会发现高素质的背后总有着详细缜密、符合人性的制度作为支撑。

　　一、开车的学问——一个举止有度的社会

　　柏林是个国际化大都市，交通极其发达，地铁四通八达，而且多数情况都十分准时。虽然有的地方地铁20分钟一趟，但人们可以根据地铁到达时间安排出行，所以特别方便。准时的最大好处还在于它本身的规范性，赶飞机、坐火车、上班、开会、聚会，何时出发、何时到达都是可以预期的，可以真正享受“时间由你掌控”的感觉。因此在柏林总感觉时间比较长，一天能做很多事，回想起来，与交通准时方便、节省大量时间有很大关系。柏林交通设计之科学已有很多人介绍过，比如汽车与地铁的“无缝衔接”等，就不再赘述。这里想和读者一起分享一些我乘坐公交车的经历。

　　德国的公交车设计很人性化，停靠站后会自动向马路边倾斜，以方便人们推儿童车或大箱子。另外还有一个可以放下来的板子，当有残疾人上车时，司机会下车把木板拉出来以便于残疾人上车。在柏林似乎有这样的不成文规定，私家车一般都会让公交先行。但我看见一次例外，有一辆车横在另一侧车道准备转到公交车行驶的这条道上来，此时公交车完全可以不必理会而正常行驶，但这辆公交车为了能让另一侧车道不致堵车，停下车等那辆车转弯后才继续行驶。

　　一般来讲，公交车都会等待那些跑过来想要坐公交车的人，特别是老年人、残疾人、推小孩儿的人等。有个老太太远远跑过来车都在等她，但是他们却能够做到不等那些不紧不慢、耽误大家时间的人。那些在外面抽烟，即使车来了也不着急上车的人，他们真的能做到关门开车不等客。

　　有一天临时修路，公交车在站点前十米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因为如果停在原来固有的站点，载客时则会堵住整个道路，因此司机选择了提前停车，以便于其他车照常通过。一个公交车司机都可以将合法性与合理性结合得如此之好，让那些抱守“合法性”而不顾其他的官员们“情何以堪”。

　　过马路也很有意思。如果有红绿灯的地方，行人不按照规则闯红灯，有些车辆甚至会加速行驶;而在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如果有行人，车一般都会停下来让行人先行。

　　在法律范围内作出合法与否的判断是公共服务工作者的最低标准;把握好公共服务的度，作出的行为不仅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能够客观、适度、合乎情理，才能满足现代社会公共服务的要求。我知道荷兰有个监督机构，叫做mbudsman，它的监督范围不仅包括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还包括行政行为是否合理，比如法律规定批准某个事项的法律时限为30天，相关行政机构对于几乎所有人都用了10天就履行了行政行为，唯独对于某个人是30天，那么这个人就可以以行政行为不合理为由向该组织提出申诉。试想，连这样的事情都能够得到解决，当事人当然不仅“口服”，而且也会“心服”，很多对政府的不满就这样被制度消解了。

　　二、较高的宽容度——一个心态健康的社会

　　中国人有句老话“恨人有、笑人无”，这句话在德国好像并不“流行”。无论你是否有权、有钱都与我无关，犯错误也不会嘲笑和歧视你。体现在一些小事情上，我曾看见有人逃票被抓，这里要介绍一个背景，像欧洲多数国家一样，德国的地铁与城铁无人检票，但会有人在不固定的时间查票，如果查到没有票将会苛以票价数十倍的罚款。这种随机性的惩治必然会使一些人心存侥幸心理。法律并不能也不准备时时处处发挥作用，只要能够在大多数人身上起作用即可，并且一旦违法，无论是谁，都可能被随机性而不是选择性地查处，那么就可以说达到了一种较优状态。有人逃票并不奇怪，恰恰说明作为人类，本性都是一样的。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伸长脖子”去看，甚至连抬头的都没有，似乎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这着实让我惊讶不已。

　　偶然的机会路过一所学校，旁听了一节初一孩子的课。这节课讲的是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模式，讲得十分详细。严格地讲，德国体制与美国体制有很大不同，但老师并不介怀讲授美国政治制度设计当时是如何考虑的以及相互制衡的优势与劣势，学生的思维也是发散性的，学生们自己去思考、去比较哪种模式更好以及为什么。德国的教育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讲知识，然后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然这种教育的变化也有个过程。我曾经读过一本英国人写的书，叫《众生之道》。书中十分详细地描绘了英国19世纪宗教势力影响下僵化教条、扭曲人性的教育以及由此产生的恶劣后果。我国的教育体制正在朝素质教育方向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极少数教师还没能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如，学生在考试中，对于“三国最聪明的人是谁”这一问题，只能回答“诸葛亮”，回答“周瑜”、“司马懿”、“庞统”甚至“孔明”都是错误的。回答“《背影》中最喜欢哪句话”只能是上课时老师讲过的那句话等等。这种教育模式不仅会束缚中国人的创新力，更会影响国民的整体判断力和政府正确决策的执行力。

　　当然，宽容并非无止境。2011年初，德国媒体几乎天天都在关注“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博士论文抄袭事件”。古滕贝格在接受议会质询时辩称，博士论文写作时他在议会边工作边写论文，加上组建家庭不久，身挑工作、学习、生活等多副重担，论文写作确实不够严谨，“确有错误”，但否认抄袭论文。然而，面对古滕贝格的辩解、道歉、放弃博士学位，民调结果(一家调查机构的民调结果显示，73%的受访对象认可古滕贝格作为国防部长的表现)以及总理默克尔的支持都没能抵住舆论的压力和诚实信用的社会公平底线，古滕贝格最终不得已而辞职。不管什么原因，繁忙的德国部长因博士论文抄袭而下野，在我们看来还是个新鲜事。

　　(2012年第3期《法学家茶座》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