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分离》让世人看到每天在伊朗上演却不被外界知晓的情境，这是当下寻常伊朗人面对的矛盾和困惑。

　　《一次分离》获奥斯卡奖后，这个电影淡季就出现了一个热词—— 面纱后的伊朗电影。

　　自《一次分离》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伊朗电影遂成这个电影淡季里的热词，十多年前曾吹过的那阵伊朗季风，隔了多年时光呼啸着回来了。《一次分离》的最后，是一段在法院长廊上的空镜头，伊朗的现状太复杂也太纠结，所以电影留了一片欲说还休的白。其实导演阿斯哈·法哈迪拍摄的这段尽在不言中的结尾，未尝不是给伊朗电影立像：难以被概括，难以被总结，仿佛平静而暗流深潜。

　　孩子们都很好

　　自阿巴斯和马克玛尔巴夫之后，帕纳西和马克玛尔巴夫家的姑娘在欧洲影展活跃多年，伊朗导演并没有离开过，却终究不如一尊奥斯卡小金人的影响力，是因为《一次分离》，人们感叹伊朗电影的浪潮又卷起，追忆起十几年前的《小鞋子》。然而，从乡野之远的《小鞋子》，到德黑兰中产人家的《一次分离》，伊朗电影划过了一道独特的弧线，那是一条“从娃娃抓起”、“农村包围城市”的曲折路线。

　　上世纪80年代末，时任伊朗文化部长的哈塔米喊出“电影不是清真寺”的口号，伊朗电影从长年政治封锁的冬眠里苏醒，其后的十多年里，伊朗制造的“儿童电影”小心翼翼地凑上世界电影版图的一角。从80年代末经整个90年代，孩子是伊朗电影最为人熟悉的面孔——《哪里是我朋友的家》、《天堂的颜色》、《小鞋子》、《苹果》、《白气球》，在广袤贫瘠的山村，孩子们的欢喜和哀愁代言了伊朗电影的情感。

　　对于上一辈的伊朗导演——也就是阿巴斯和马克玛尔巴夫这代人而言，这是无奈的选择。在伊朗，拍电影必须要遵守的繁文缛节让外国人叹为观止，比如：如果拍摄室内戏，不是夫妻的男人女人不能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上;成年男女不能有任何肢体接触;成年女人不能在电影里唱歌跳舞;9岁以上的女孩和13岁以上的男孩，不能和成年的异性长辈有任何肢体接触……其实伊朗现实生活并没那么死板，电影却必须遵守这套清规戒律，逼得导演没法拍都市男女，只能到农村去，到孩子们中间去。

　　在这番不得已而为之的退让和权衡中，伊朗电影摸索到一套别样的风格、发出别样的声音：诗意地呈现这个国度的风土，用一种隐忍的态度讲述个体面对的困苦和动荡。阿巴斯以三部曲《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长流》和《橄榄树下的情人》，创造了他独特而感人至深的电影语言，用半纪录半虚构的方式，关切生存、记忆和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用影像保存时间刻印在生命中的痕迹。马克玛尔巴夫不像阿巴斯那样寻找到自己确凿的表达风格，但无论《无辜时刻》或《坎大哈》，乡村或沙漠的风景美如斯，而梦境般的抒情总被粗暴现实打断，低垂的面纱后藏着危险的真面目。他和阿巴斯是殊途同归的，他们试图在动荡过后的废土中找到幸存的美，也不回避这美根植于痛苦和残酷。

　　乡村包围城市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伊朗政府方面积极地输出电影，政客把“乡村儿童片”当做重塑国家形象的一部分，既满足西方审美对异邦情调的想象，又用孩子无辜清新的脸改善欧美观众对伊斯兰国度的偏见。1997年，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得金棕榈奖，和哈塔米当选伊朗总统只相隔一星期，这两桩事成了里程碑式的标记，让伊朗“进化”成现代国度。

　　但就像一位在美国大学里执教的伊朗裔教授说的，试图打破偏见的结果是造成新的偏见，欧美大众对伊朗的认知是电影里的“农夫，山泉，有点田”，而那个真实的国度正在经受城市化带来的各种困扰，大部分民众生活在城里，大量新移民涌进德黑兰这些大都市。所以，《小鞋子》、《天堂的颜色》和《醉马》这些在海外市场票房不错的电影，在本国成了笑话。《天堂的颜色》里美轮美奂的乡村，在伊朗国内已经濒临绝灭，至于五颜六色的璀璨花期，每年只有十来天，这部催泪感伤剧的时空背景根本是很假的。所以伊朗国内一度出现“国人不看国片”的尴尬局面，阿巴斯的电影只在黑市流通盗版碟，而伊朗电影市场大量消费好莱坞和宝莱坞的影片。

　　其后，上世纪90年代末在影坛露面的那群导演比他们的前辈直接得多，开始用生猛的态度面对城市里的尖锐问题。阿巴斯编剧、帕纳西导演的《白气球》仍然是孩子寻找的视角，但这次没有终点的旅程，从乡村转移到德黑兰的街巷里。帕纳西在2000年之后的三部电影，《生命的圆圈》、《深红的金子》和《越位》，涉及的话题都是伊朗公共领域里的禁区：监禁、流产、自杀、不公平的婚姻制度、女性的被压制和被剥削，不得不出卖身体和青春。马克玛尔巴夫的女儿萨米拉不像帕纳西那么激进，她以年轻女孩的幽默和温和，在《苹果》里呈现的，是伊斯兰女孩艰辛的成长和自我认知，很委婉地切入了那个社会存在已久的两性不平等。包括《蕾拉》、《成为女人》在内、世纪交替的几年里出现的这批伊朗电影，核心话题是女人，西风吹拂古波斯，全球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改变和重组，很大程度集中爆发在女性身上，包括《一次分离》也是，两性之间的对峙和分离是之后阶层矛盾和信仰挣扎的导火索。

　　题材重心从儿童转向女人，也是伊朗电影由诗意栖息转接城市土壤的地气，回到城市，回到数百万中产人群中。《一次分离》的男主角在不久前的一次采访里说：“欧美影评人提起伊朗电影总是山村、沙漠、贫寒人家的孩子和戴面纱的女人，而法哈迪让世人看到每天在伊朗上演却不被外界知晓的情境，这是当下的伊朗，也是寻常普遍的伊朗人面对的矛盾和困惑。”一位在北美教授波斯文学的教授认为，这部投资30万美元的电影能在伊朗国内创造票房纪录，根本原因在于它关注日常，“它谈论的是大部分伊朗普通人关心的问题，这个国家不是田园乡，它受着各种意识形态夹击，内在冲突不断，难让人定论。”

　　就这一点，过滤了不必要偏激情绪的《一次分离》确实为伊朗电影、甚至为更广范围的电影创作确定了理性的方向：现实而不琐碎，用节制的手法呈现生活内在的紧张，不回避尖锐的问题，不制造虚假的和解，委婉地传递价值判断。就像法哈迪说的：“解读有千万种，而创作者的本意是关心复杂社会里复杂的人，这是‘人’的命题，而非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