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里的中国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英文版

　　
剑桥大学出版社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带来什么?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聚焦中国。

　　相比新闻报道而言，出版有更大的展开性和丰富性。图书作为最传统、最广泛、最普遍的文化载体和沟通桥梁，可以让各国读者更完整、更真实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日渐成为中国回应世界关切的有效媒介。

　　然而，中国图书的海外之行曾经步履维艰。

　　翻译难，这个影响中国图书向海外进军的痼疾，长期困扰着国内出版界。为此产生的笑话也不胜枚举。《水浒传》最早的外文德译本被翻作《强盗和士兵》，《聊斋志异》日文译名为《艳情逸史》，英文译名为《人妖之恋》，意大利文版更译为《老虎做客》。

　　有专家表示，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许多词汇的历史演变非常复杂，翻译要做到“信、达、雅”非常困难，再加上中外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更增加了翻译的难度。

　　英国是翻译出版中国图书较早的国家，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在英国出版的《论语》及《孙子兵法》，还有稍后的《西游记》、《红楼梦》等，但是在英国的图书市场上，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书也并不多。英国国际出版顾问、教育家保罗·理查德教授认为，“文化差异可能是主要问题”。

　　如何寻找一流水平的翻译者，提升中国图书的品质，扩大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影响力，如同一道艰难的课题，摆放在中国出版人面前。

　　出版“走出去”的有益探索

　　2006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推出；2009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推出，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开始对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进行探索。

　　经过几年的实践，“两个工程”初步形成了“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工作体制和机制，即由政府部门提供政策支持和翻译费用资助、出版企业和国外出版企业自主协商洽谈项目、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

　　截至目前，“两个工程”共向国外推荐中国图书5938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与57个国家、412家出版机构签订了695项资助协议，涉及1798个项目，36个文版。“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与14个国家、31家出版机构签订了44项资助协议，涉及图书657种，8个文版。

　　仅在2011年，“两个工程”共与29个国家124家出版机构签订了240个资助协议，涉及240个项目，文版20个，资助金额超过1500万元，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骨干工程。根据33家成员单位提供的版权转让协议统计，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各成员单位2011年全年共向海外输出版权3236项(不含港、澳、台地区)，比2010年增长25%，创下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以来的历史新高。

　　几年来，“两个工程”的各成员单位不断完善图书走出去的政策、体制、机制，促使我国图书输出数量快速增长，贸易逆差明显缩小，进入国际图书市场的中国图书质量、影响力不断提高，一系列精品图书逐渐开始为海外读者瞩目。

　　《论语》、《红楼梦》……众多传统文化精品通过“两个工程”传播至海外。

　　《中国共产党历史》、《创新2050：科技革命与中国的未来》、《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大国复兴之路》、《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和体制变迁》、《中国共产党建设90年》、《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人民币读本》、《大国责任》等一大批反映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各领域发展的图书，也很快通过“两个工程”进入国际图书市场并发挥影响力。

　　学术巨制《中华文明史》的海外出版

　　由著名学者袁行霈领衔主编的学术巨制《中华文明史》，正是在“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的推动下，才得以在海外出版发行。这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2006年，《中华文明史》(四卷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书由北大国学研究院组织撰写，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四位著名教授担任主编，历经7年辛勤劳作，总计165.6万余字，是一部涉及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科技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众多学科的重要学术著作。

　　早在该书撰写过程中，袁行霈先生就与远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康达维(David Knechtges)教授开始接触，讨论将《中华文明史》翻译成英文的可行性。

　　虽然一些国际出版机构对这套书很感兴趣，但由于翻译出版费用较高且市场前景不易判断，均感到很难独撑该书的出版发行。

　　“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实施后，《中华文明史》被纳入首批推介。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剑桥大学出版社宣布启动“剑桥中国文库”项目，其中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史》英译本列入“文库”的首批出版计划。2010年，北大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经过多次洽谈协商，就授权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正式签署了版权协议。

　　在各方的努力下，英译本既原汁原味地反映了《中华文明史》的本来风貌，又能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意趣，出版效果十分理想。

　　2012年4月伦敦书展，《中华文明史》英文版正式发布，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特别举办了一场研讨会，特邀《中华文明史》中文版主编袁行霈、英文版译者康达维和剑桥大学教授麦大维(David McMullen)就这部著作展开学术对话与讨论，近百名学者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出席该研讨会，反响热烈。剑桥市中心的剑桥大学出版社书店，还在橱窗里全面展示了“剑桥中国文库”的图书，引起海外读者关注。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说，《中华文明史》英文版的问世，“就像无数中国人走到英国朋友的身边，把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百态娓娓道来。”

　　在“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的支持下，《中华文明史》日文版由日本汉学家稻畑教授主持翻译，也即将由日本株式会社潮出版社在日语市场推出。

　　和世界一流出版集团合作成果丰硕

　　“两个工程”自实施以来，中国出版界和一大批世界一流出版集团建立了深度合作，这不仅有效地提升了“走出去”图书的品质，也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图书的海外推广效果。

　　剑桥大学出版社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和学术出版社之一。该社的“剑桥中国文库”项目，是在“两个工程”推动下建立的重要海外出版工程，旨在用符合国外读者阅读习惯的地道英语，翻译中国艺术、文化和科技类精品图书,满足学术读者和大众读者的需要，进而推进中西方知识界之间的交流和讨论。为此，剑桥大学出版社专门成立了由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资深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负责挑选和推荐尚未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学术著作。

　　剑桥大学出版社大中华区总裁袁江介绍，目前共有5个项目正式入选了“剑桥中国文库”，分别是五洲传播出版社的“人文中国”书系、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高等数学引论》、外研社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美术》。

　　“人文中国”书系的英文版在2012年伦敦国际书展上华丽亮相。三个专辑(每辑10本)分别是:以思想、智慧、艺术为主的“无形遗产”专辑、以工艺和器物为主的“有形遗产”专辑和以衣食住行乐为主的“民俗生活”专辑，通过介绍各种文化载体和文化现象，勾勒出中国文化的一个总体面貌。读者可从中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和社会观念，从而对中国有一个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认识。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是一本凝聚着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智慧和心血的学术著作，体现了他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思想，对当时和今天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实践，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西方经济学界而言，它提供了一个审视中国经济奇迹和中国道路的缜密视角。2012年4月,厉以宁在伦敦书展的“剑桥中国文库”招待会上对其经济学术思想进行了阐述，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和三联书店的《天朝的崩溃》近期正在洽谈中，袁江介绍说，今后还将继续挑选和引进更多高质量的中国图书加入“剑桥中国文库”。

　　“‘两个工程’对中国出版国际化的推进作用十分显著，不仅提升了中国出版机构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使得中国逐渐迈向出版强国，而且通过出版国际化，加强了西方社会和民众对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了解。”多年的合作令袁江感受深刻。

　　国际著名科技图书出版集团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其子公司遍布全球，也是“两个工程”的重要合作伙伴。

　　由“中国图书推广计划”资助，浙江大学出版社与施普林格合作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科技进展》丛书，已全部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并在亚马逊网站销售，促进了我国先进科研成果的国际推广传播。

　　施普林格出版集团中国编辑总监叶路表示，正是在“两个工程”的大力支持下，一批拥有较高学术水准和翻译水平的中国出版物得以在海外出版发行，成为非常成功的文化项目。施普林格今后将会继续加强和“两个工程”的合作，推出更多优秀出版物。

　　此外，“两个工程”还与哈珀·柯林斯集团、麦克米伦出版有限公司、麦格希教育出版公司等众多国际知名出版机构有着密切的合作，成果丰硕。

　　“走出去”方式不断创新

　　几年来，“两个工程”不仅带动了输出和合作出版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战略合作、合作出版、外方参与策划、双方共同策划、邀请外国知名作者撰写、建立国外分支机构、收购国外出版机构等“走出去”方式不断创新，一些国际畅销书开始出现，对外出版和传播能力明显增长。

　　吉林出版集团和哈珀·柯林斯集团合作推出著名未来学者约翰·奈斯比特的时政评论类作品《中国大趋势》，从中国社会八大支柱八个角度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进行论述。25年前，他的《大趋势》让读者从一个全新角度看世界，在全球销售了1400万册。25年后，这本《中国大趋势》让读者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推出后受到海外读书界的肯定和好评。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所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山楂树之恋》，已输出到挪威、瑞典、韩国、泰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等7国。至此，该书版权累计输出13种，尤其是版权能够输出到文化品位上甚为挑剔的北欧两国，创下了国内文学图书版权输出的新业绩。

　　浙江大学出版社与美国Waters科技公司签订《中药质量现代分析技术·中国药典一部参考手册》外文版权输出协议，版税收入15万美元，创近年来中国科技图书单本版权对外输出的最高版税纪录，这在学术出版领域实属首创。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所属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原创畅销精品《我真棒幼儿成长图画书》系列之一《他有点白》通过代理公司的推荐，被韩国大教出版社作为汉语教材引进版权，首印2万册，成为“走出去”图书首印数最多的图书之一；《白色的塔》获得法兰克福图书中心颁发的“2010年引进外国文学提名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雨露的《人民币读本》和金灿荣的《大国的责任》，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海内外学术出版界的关注。麦格希教育出版公司等国际知名出版集团签约了两书的海外版权，英文版、韩文版、日文版、波兰文版和俄文版相继售出，并计划在今明两年出版。

　　此外，为迎接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各社在对外输出版权时，有意识地重点推出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各项事业最新进展的图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的非常之路》、《在毛泽东身边》、《理论热点面对面》、《大国复兴之路》、《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中国模式”研究》、《经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朱镕基答记者问》，北京出版集团的《中国共产党建设90年》等一大批反映中国现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优秀图书输出到海外，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欢迎。

　　新世界出版社推出的党史出版物《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海内外取得巨大成功。该书自2011年3月份出版以来，已销售37万册，电子图书月点击15万次，英文版上市不到一个月即销售一空。

　　从2008年开始，合作出版已经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形式之一，各成员单位都对合作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力求有所突破。

　　外研社与麦格希教育出版公司的合作出版项目《汉语入门》，已完成前两册的编写，并于2012年1月在美国集中上市推广。外方预计今年在美国将实现销售1万册。这是外研社继《我和中国》之后，另一部进入美国主流汉语教材市场的优秀教材。

　　浙江联合出版集团的“走进非洲”合作出版项目深入推进，《非洲常见病系列》2011年推出了坦桑尼亚版和肯尼亚版，《非洲农业技术发展丛书》首批两种也分别与马里撒哈拉出版社、纳米比亚麦克米兰出版社合作出版，面向非洲中小学生的“非洲人学汉语系列”和“非洲学生读物系列”正在启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麦格希教育出版公司签署了“中国经验”丛书版权合作暨出版平台协议。该平台将采用数字出版的理念和模式，对双方合作的版权图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和推广，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教授的《朱永新教育文集》(16卷)是这一出版发行平台的首批著作。

　　推动汉语图书热潮

　　2011年9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承办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外国专家座谈会，剑桥大学出版社全球首席执行官潘仕勋、培生教育集团亚太区总裁康默伦、企鹅澳大利亚集团首席执行官Gabrielle Coyne等17位国际出版界的顶级从业者，被聘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外国专家，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工作出谋划策。“两个工程”的发展，开始进入更加良性的轨道。

　　作为“两个工程”的有益补充，国务院新闻办还自2006年起坚持实施“中国之窗”赠书项目，利用国际上通行的馆际交流渠道，构建了以国家图书馆、科研院所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等在内的分层次对口赠书体系。几年来，“中国之窗”项目已向65个国家和地区180多家图书馆赠送了16万余册图书，为外国读者阅读中国图书提供了便利，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展示和树立了中国的形象。

　　2012年7月3日，首个在国外设立的专门陈列借阅中国出版物的“中国馆”在日本创价大学正式建成，这是提升“中国之窗”品牌、增强赠送出版物的使用效果和影响力的一项全新举措。合作的模式为：外方在图书馆内提供专门场地和相关设施，设立“馆中馆”，中方在约定的期限内持续提供中国出版物，进行共建和维护。

　　法国最大中文书店之一的凤凰书店老板菲利浦·梅耶曾表示，“汉语热带来汉语教材热，要真正变成汉语图书热，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条件。”在“两个工程”的推动下，我们期待，更多的中国优秀图书能够源源不断地“走出去”，在世界范围掀起真正的汉语图书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