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汉学家朱迪特

　　近日，《欧洲时报周刊》介绍法国早期汉学，述及华人黄嘉略于十八世纪初年将中国清朝张匀的小说《玉娇梨》(又名《双美奇缘》)译成法文的轶事，颇引人注目。其实，十九世纪法国浪漫派诗人泰奥菲尔·戈蒂埃的女儿朱迪特在这方面也有一段离奇经历。

　　1864年，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天京陷落后，中国山西秀才丁敦龄为躲避清军镇压，应澳门主教加勒利之邀，到巴黎参加编纂一部汉法辞典。不料，他只身到达巴黎时，加勒利主教突然去世，无人接待这位远道而来的流亡者。此时，高蹈派诗人泰奥菲尔·戈蒂埃恰在火车站，遇见无处可去的丁敦龄，遂将其接到家中，待为上宾。自此，丁敦龄成了戈蒂埃之女朱迪特的中文家庭教师。

　　朱迪特在《回忆录》里这样记述父亲与丁敦龄的相识：此公在巴黎陷入经济困境，不懂法语，戈蒂埃慷慨提出买船票送他回国，但这位中国秀才表示，太平军残部受官方清剿，他曾参加反抗清军的战斗，身上还留有几处创伤，有家难回。于是，父亲出于同情，邀他留在家中做清客，兼教汉语。1872年，戈蒂埃去世，朱迪特依旧维持同丁敦龄的师生关系。丁氏于1886年辞世，最后由朱迪特为老师举办葬礼，将其掩埋在戈蒂埃家族的墓地。

　　朱迪特始终对他的中文老师满怀感激之情，追忆逝者说：“他用远方祖国的种种珍闻来滋润我的内心，我们一同诵读中国诗人的作品。他向我描绘那边的风土人情，奇幻般地讲述异国流传的神话，让我的想象里充溢东方光洁的梦境。多少年流逝了，但我不改初衷，依然是一个中国女性。”

　　朱迪特自称为“转世的中国公主”，沉浸于丁敦龄向她展示的“芸窗外垂柳依依，燕子在黄河畔翻飞”的乌托邦境界，日后名扬法兰西文坛。

　　这位“中国公主”将她的法文名字音译为“俞第德”，取“高尚美德”之意，作为自己的中文笔名，署在给雨果的初版《白玉诗书》上。《白玉诗书》刊印于1876年，是朱迪特在丁敦龄指导下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心得结晶，书中荟萃了她翻译成法文的《诗经》和唐诗宋词百余首，诸如《将仲子》、《南山》、《鸡鸣》、李白的《清平调》和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念武陵人远，烟锁重楼”。 此书里以情诗为多，约50首，组成书中译者最珍视的“爱情篇”。朱迪特在她所著《奇异的民族》里称中国是“诗人天堂”，中国诗歌为“天赐之福”。她是最早翻译中国诗歌的欧洲女诗人。《白玉诗书》甫成，即被译成英语和德语，很快在西欧传播开来。奥地利著名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曾选取其中的中国古诗，当作其《大地之歌》的歌词，凝结成欧洲浪漫主义文艺的珠玑。《白玉诗书》流芳128载后，于2004年又在巴黎重版。

　　1868年，朱迪特开始在《自由报》上连载讲述中国康熙年间反清复明奇事的长篇小说《帝龙》，通过塑造几个反抗满清暴政的男女形象，具体阐明孔子的“仁义”观。1893年，她在巴黎“阿·高兰书局”出版了另一部小说集《东方花丛》，其中一篇《祭扇》取材于中国《今古奇观》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今古奇观》这篇“警世通言”先是由传教士登特高勒译成法文，刊于杜赫德编辑的《中华通志》。 伏尔泰将庄周的《蝴蝶梦》写进他哲理小说《查狄格》的“鼻子”一章，表达与道家一样的“逍遥无碍”，弃绝亲情。朱迪特反其道而行之，揶揄庄子行道法分身隐形术试妻的蠢举，以田氏化鸟收束庄子的“蝴蝶梦”，表明庄周并未“成大道”，凸显出她并不接受中国旧封建礼教中的“妇道”教诲。 正为此，她觉得孔子在选编《诗经》时不该排斥女性追求自由的爱情篇章。

　　自1849年起，巴黎掀起一股股“东方热”，各家报刊竞相连载泰奥菲尔·戈蒂埃的“中国狂想”作品。 朱迪特也不断发表以中国为题材的创作。 除《帝龙》和《东方花丛》外，尚有多种奇幻小说，丰润法国人的“东方梦”，让他们漫游萨迪的“玫瑰园”，其中主要有《篡夺者》、《爱的郡主》、《伊斯坎德尔》、《白鸽》等。 在戏剧领域，她跟“中国迷”彼埃尔·洛蒂合作，先后写出《天之娇女》和《卖笑妇》，都陆续搬上巴黎舞台。

　　戈蒂埃宠爱女儿朱迪特，坦言“她是我最完美的一首诗”，将之视为自己文艺生涯的“最后希望”。诗魔波德莱尔称“朱迪特真不愧是我挚友的好女儿”。 在她一生中，朱迪特确实继承父亲的“中国情结”，以丰硕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成绩名署“费米纳”女性文学奖评委会。雷米·德·古赫蒙在《回忆朱迪特·戈蒂埃》一书中认定“朱迪特是当今最优秀、最富有法兰西气质的作家。她的文笔自然流畅，淳朴而又深含韵味，有着女性细腻的质感，言所欲言，让人浮想联翩，沉浸于无言的梦境”。 事实上，比起法国文坛的三位“中国诗人”克洛岱尔、谢阁兰和圣·琼佩斯来，朱迪特要真诚得多。 维克多·雨果也曾献给这位国色天香的女性两首诗，亲切地直呼其名“朱迪特”，庆幸道：“咱俩在天穹毗邻”。

　　不过，朱迪特并无雨果的乐天派气质。 她“红颜薄命”，最终因夫婿卡蒂尔·孟泰斯移情别恋而对爱情绝望，离婚后终生没有再嫁。 她自称：“吾独立而生，独立老去，独立而死”。这位高洁女性深感生不逢时，总生活在“巴黎的抑郁”中，与世界“进步”格格不入，甚至对现代社会心怀恐惧，害怕听见工业纪元机器的轰隆声，比后来人先预感到了世界进入摩登时代的物化灾难。

　　去年，法国纪念戈蒂埃诞生200周年，同时怀念其女朱迪特，一位为中法文学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玉女”。《诗经》曰：“云谁之思，西方美人”。 凡读过《白玉诗书》的东方诗歌爱好者都会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