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是一个大概念，对于我这样常年在外的人来说，旅行就具有了两层意义。一层是我自身的行走和旅居邻邦的状态，另一层则是一起上路旅行的伙伴儿。至今为止，我最愉快的旅行都是与旅行伙伴儿一起完成的，有了伙伴儿就有了故事，有了故事就有了愉快!
这些年，作家莫言是我旅行时的最大伙伴儿，前后数次我们一起出游日本，无论是冬天零下14℃的北海道，还是人头攒聚的东京，以及盛夏炎热的京都古城，有了他就像有了一部小说一样，十分魔幻十分真实。
去年春天，莫言寻访了川端康成的故居，地点是大阪府。当时，我从神户开车到国际关西空港接他。莫言一见到我就说;“在飞机上没有话说，憋坏了。”然后他先笑起来，马上问;“你说当年的川端康成是不是也这样，到哪儿都有犯憋的毛病，话不多吧?”
显然，作家莫言的赴日寻访从他一下飞机就开始启动了，不同于一般游客，他始终是一半儿文学一半儿现实的感觉。早在14年前，我们一起寻访过川端小说《伊豆的舞女》的所在地，住在川端当年写这部小说的旅馆里。旅馆是一座木制的小楼，楼上人一走路，恨不得全楼都跟着“咯吱咯吱”地作响，有时分不清是楼外的风声，还是楼内的脚步声。第二天清晨，莫言醒来，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你说我睡着了吗?”
人是否睡着，除了他本人以外，别人能有谁知道呢?或许他仍然沉睡于小说当中。
川端康成是日本文学史上的顶峰人物，中国作家当中除了莫言受川端小说的启发以外，余华也说川端小说几乎就是他的老师。作家之间的沟通很多都是来自现场的，即便是一个生者寻访一个死者，这一沟通的模式也不会发生改变。
川端自幼失去父母，寄养在祖父家，从小郁郁寡欢，很孤僻，跟外界也很少联系，而他这段辛酸的童年是在大阪度过的。关于这段经历的记载，目前有他写的《我的故乡》和《十六岁》，还有一次应林语堂的邀请在台湾做过的讲演说得都很清楚，这大概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
我跟莫言一行寻访到川端故居是在一天的下午，晴天、无风。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川端家一位远房的侄女，满头白发，腰弯弯的，说起话来却蛮有力气。她手里拿了一根拐杖，带着我们往很远的地方眺望，她告诉我们川端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越过一道围墙往远处眺望的，他不喜欢看近处的东西，宁愿一个人什么也不做，站在原地一个劲儿地往外看，一直把眼睛看得直勾勾为止。
我记得川端在他的一篇杂文里讲过这段经历，当时的情景大致如下：祖父的家破产了，相对富裕的生活一下子都被毁掉了，一直为他家做保姆的女人也不得不离开了，但是，有一天，当他觉得心里凄凉，突然发现当保姆的那个女人站在墙外跟他打招呼，而且还送给他吃的，自从那以后，川端喜欢往远处眺望，也许是为了等待某种温暖的到来。
事情就是这么平铺直叙，听起来没有更多的曲折，不过，当中国的一位作家悄然走入了川端的经历的时候，其中的沟通也就开始生成了。莫言说：“了解一位作家最先应该了解他的经历。”这句话显然道出了我们这次旅行的缘由，莫言一边听川端老侄女热心的解释，一边向川端康成文学纪念馆的馆长提出了不少问题。至于这些问题是关于什么的，我没能记住，一路上，莫言问我：“你说，当年跟川端一起玩儿的小朋友现在都去哪儿了呢?”
看来，莫言不太相信川端小时候非常孤僻的说法，至少他觉得他应该有伙伴儿，哪怕不多，那他也应该有!
从川端故居出来的时候，老侄女拿出了川端生前的手稿给我们看，其中有一封川端写给读者的信，字迹清丽，似乎有一股强烈的友情非要传达出来不可的样子。我仔细地看着这封信，想起刚才莫言询问川端小伙伴儿的事情，忽然觉得，与其说川端孤僻，还不如说他恰恰是最容易被友情感动的人。
作家莫言，一个生者从中国而来。川端康成，一个吸了煤气而自杀身亡的日本作家。当这两个人处于某一个时间段，一方从另一方的经历当中有所察觉的时候，文学的沟通也就完成了。更何况，这样的沟通是在莫言跟我在旅行当中实现的，对我而言，走向内心的旅行最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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