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馆，英国酒吧

　　一

　　“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要说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这吃吃喝喝的饮食文化功不可没。君不见，凡有华人之处，必有中餐馆，中餐馆随着华人的足迹遍及全球。其独具特色之处不仅在于美餐佳肴，还在于集饮茶、喝酒、用餐于一身。而室外清一色的汉字招牌，室内盘龙图案的木雕、石墙，明清风格的鸟笼式大红灯笼，以及桌上的竹编小篮、竹节小碟、瓷器餐具和竹筷……中国文化尽收眼底。中餐馆是中华文化的使者，同时传播中国的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和汉文字。其中又以茶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

　　唐朝茶文化东渡日本。公元805年，日本僧人最澄引进中国茶，与同样来自中国的禅宗结合，遂有驰誉世界的“日本茶道”。1610年，荷兰人把茶这一“神奇的树叶”带到欧罗巴，中国茶随即风靡欧洲。欧洲诸国中，英国人最讲究喝茶。

　　我国广东人晨饮“早茶”，午吃“午茶”。英国人则有喝“下午茶”(Afternoon Tea)、“傍晚茶”(High Tea)的习惯。即便是开一天短会，也少不了有上、下午两次“茶歇”(Tea Break)。有客造访，主人必烧水、沏茶招待。据闻，在欧洲，饮茶量最高的是英国人，日均饮茶四杯，而西班牙人日均饮茶量却是零杯。英国人颇似我国古代文人，“宁可三日无书，不可一日无茶”。

　　源于18世纪的“伦敦社交季”(London Season)是英国上流社会举办各种社交活动最多的季节。舞会、晚宴、音乐会、茶会(Tea Party)等社交活动中，最频繁的是茶会——同样是以饮茶会友、欢聚一堂，却不像宴会那样“大张旗鼓”，耗时费钱。到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茶会已成为英国社交活动中的重要形式。1877年，清政府在伦敦设立公使馆，张德彝代表公使郭嵩焘赴茶会。此公原以为只不过去喝喝茶而已，殊不知目之所及广厦长筵，茶、酒、咖啡、水果、食品等饮食一应俱全，绅士淑女数百人摩肩接踵，让他大开眼界。19世纪，英国国力如日中天，上流社会的奢侈豪华由此可见一斑。到了20世纪，“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已是江河日下，盛极一时的茶会也走向衰微。

　　二

　　英国没有茶馆，茶会衰落后，就缺失了以茶会友、欢聚的场合。

　　作为茶发源地的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茶馆的起伏兴衰，见证了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中国的茶文化可以追溯至四千多年前的周武王。与英国上流社会的茶会不同，中国的茶文化包括社会各阶层。宋代茶文化深入市民阶层后，全国各城镇纷纷设立不同档次的饮茶处：茶担子、茶摊、茶亭、茶室、茶馆、茶楼。也许只有三国时的茶宴可与英国的茶会相比。除了挑着担子，沿街叫卖大碗茶的茶担子外，包括茶摊在内的各种茶馆都是国人人际交往的场所。就以茶亭为例。江南夏日酷热，平民出城外行，并无车马代步。走得满头大汗，口干舌燥，喜逢路边凉亭(亦称“茶亭”)，在这阴凉处歇脚，更有大碗凉茶解渴。三五个萍水相逢之匆匆过客，在此相聚片刻，随即各奔前程。这小小茶亭就是最廉价、最简便的公共社交场所了。

　　旧时京城最便宜的饮茶处是茶摊、小茶馆。前门、天桥一带，三分钱一碗的大碗茶最受穷人欢迎。上世纪80年代前门的“大碗茶”已是如今名扬天下的“老舍茶馆”。外国游客来京，这是必不可少的去处。北京现有茶馆五百多家，不仅数量空前，其装饰之豪华，价格之昂贵，让我等工薪阶层望之却步。但是，高档茶馆却以幽静的环境、高雅的气氛、上等的茶叶和服务吸引了八方来客。在低徊婉转的古筝、古琴声中，茶客在此洽谈生意，情侣在此谈情说爱。与昔日“大碗茶”、小茶馆相比，这类有雅座的茶馆多了几分高贵，少了几分普罗。

　　三

　　爱去茶馆的中外游客一定要去四川。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江南人在国土沦丧前背井离乡，逃往大后方四川。国民政府也迁都重庆，称其为“陪都”。四川人把这些“外来户”叫做“下江人”，意为从长江下游来的人。“下江人”来到这“天府之国”，感到新奇的事不少，其中之一是四川大小城镇茶馆多。江浙也有茶馆，看过京剧《沙家浜》的人一定记得戏中的“春来茶馆”和茶馆老板娘阿庆嫂与刁德一在茶馆斗智。但是江南茶馆与四川茶馆有诸多不同，且数量远不如四川。

　　在茶馆喝茶是四川人的一种文化。茶馆大门临街敞开，室内方桌十余张或数十张。一清早就有客人来喝茶，一喝就是半天、一天。抗战时期前方吃紧，后方喝茶者照喝不误，只是喝茶时多了前线战事的话题。茶馆堂倌(今日尊称“服务员”)，清一色是男子(不似今日，在茶馆、饭馆服务员多为女子)。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客人入座后，他们在茶碗里放了茶叶，身子往桌外移动，在离茶碗近一米处把长嘴铜壶中的开水倒入茶碗时，没有一滴外流，更不会伤及客人。下江人初去茶馆，见堂倌“远距离”操纵茶壶，常作躲闪状，唯恐烫了皮肉。

　　茶客喝罢茶离去后，堂倌并不急于清理狼藉的桌面，桌上剩茶“原封不动”。只有新客光临时，才清理桌面。于是，这桌上剩余的茶水就成了过往穷人的解渴饮料。当年日子穷，也就顾不上是否卫生、得传染病之类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当年四川茶馆的一大善举。想起上世纪80年代前门卖“大碗茶”，五分钱一碗，价廉物美，也是为寻常百姓服务，生意一下子红火起来，才有今日名扬四海的“老舍茶馆”。

　　昔日四川茶馆还另有一功能，为今人所鲜知。那就是调解民事纠纷。凡有民间纠纷发生，寻常百姓多愿在茶馆解决，因为去法院打官司，收费太高。君不闻 “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民间流行语。调停纠纷的是德高望重的老者，在茶馆听纠纷双方陈述，然后作出“判决”，输理者只需支付茶钱即可。在茶馆“断案”，为我国茶馆一大特色。

　　茶馆乃三教九流、各阶层人士聚集、交流、对话之地，也是各种信息传播之处。要想知道社会动态、前线战况，茶馆是各种消息的集散中心。国民政府有令，不得在茶馆议论国事，怕的是百姓聚众谋反。有鉴于此，所有茶馆均在醒目处贴有“莫谈国事”四个大字。客人在茶馆因批评政府被捕，自然是要殃及茶馆老板的。

　　要领略今日四川茶馆之风采，成都的“宽巷子”、“窄巷子”是首选。那里既有大众化的小茶摊，也有高档的茶室。临街的小茶摊，室内室外摆着十余张茶桌，游客多爱在室外饮茶，观看神态、穿着、口音各异的中外游客溪水般在巷子里缓缓流动。这种大众型的茶馆还保留了些许昔日四川茶馆的特色。若要找个高雅幽静的去处，就到大宅门内庭院式的茶室：上等好茶，古色古香的陈设，香艳怡人的鲜花盆景，让人流连忘返。

　　四川茶馆多，有历史渊源。

　　据史籍记载，在四千多年前，四川一带就已盛产茶叶，川人早有饮茶习惯。后来饮茶之风顺长江而下，向长江中下游扩展，带动了全国各地茶叶种植和茶叶营销的发展。我国是茶树的发源地，也是最早把茶用作药物和饮料的国家。相传公元前2730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文化最初只流行于中上阶层，宋代始逐步扩展至市民阶层。茶叶的产量高了，价格也就降了下来，从高级消费品变为日常生活用品。于是大小城镇争相兴建茶馆、茶楼、茶亭。茶馆的功能也从喝茶场所的单一功能向多元化发展，成了交际、欢会、议事、休闲的去处。历代文人雅士喜欢在茶馆聚会，在那里赋诗作对，海阔天空地说古论今。“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的诗句说明唐宋时茶文化的兴盛。

　　四

　　中国有茶馆，英国有酒吧。

　　酒吧(Pubs)是英国人最爱去的公共场所。酒吧历史虽不如中国茶馆，也有两千多年了。公元前55年，罗马军团在凯撒率领下，入侵英国。公元43年，罗马彻底征服不列颠，使其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统治英国五百年。英国酒吧起源于罗马人统治英国的时期。罗马统治者对酒吧倒是从不干涉。到了英国都铎王朝时代(1485—1603)，统治者发现，酒吧乃传播各种小道消息、议论时政、抨击时弊之地，便采取了干涉举措，对申请开业的酒吧老板要作一番审核。

　　莎士比亚、狄更斯等英国文豪是酒吧的常客。18世纪英国“文坛大可汗”塞缪尔·约翰逊也常去酒吧，陶醉之余，留下名言一句：“人类没有哪一项发明，能像酒吧那样给人带来这么多快乐。”我国李白、杜甫、白居易、贺知章等大诗人饮酒赋诗，留下许多轶闻趣事。这乙醇与缪斯的亲密关系不仅见于现实生活和历史，更有哲理的支撑。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1872)中，把人的精神分为阿波罗精神(太阳神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酒神精神)，认为这两者的冲突、调和与融合推动美学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悲剧。尼采把酒神比作醉境，因为在酒的作用下原始人的酒神激情苏醒，激发强劲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白居易在《醉酒先生传》中曾说到“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的醉境。英雄所见略同。

　　1996年在牛津时，应英国友人之邀去酒吧小聚。平素比较拘谨的友人进入酒吧后开怀畅饮，一杯啤酒下肚就敞开心扉，滔滔不绝地说东道西。他说当年莎翁正是在酒吧喝得似醉非醉、飘飘欲仙时，才妙笔生花，写出十四行诗和剧本。他又说，如果有朝一日，飞机把你空投到一个陌生处，只要看到那里有教堂和酒吧，即可断定，此乃英国无疑。他还夸张地说，不去英国酒吧，就等于没有去过英国。

　　英国酒吧最让人心醉的是它的大众化和其乐融融的气氛。

　　人不分贵贱贫富，来者都是客，一概一视同仁。“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是一个社会各阶层人士、来自五湖四海域外游客与本土居民享受片刻平等、友好、融合、忘却烦恼和郁闷的场所。无论你是政府高官、企业高管、富商、贫民，一样地去酒柜点酒、取酒、付款。想坐吗?自己去找座位。没有人来侍候你，一切请君自理，也就无需为服务付小费。素不相识之人在此相逢，酒酣时，互吐衷情，酒罢各自东西。英国首相也去酒吧小酌，同其他酒客一样，也是自己去取酒、付款，不享受任何特权。

　　国门大开后，外国餐饮业大举进军中国，大中城市处处可见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日本料理、酒吧……，其中发展最快的是酒吧，不少大城市已经出现“酒吧一条街”。酒吧数量的快速增长大有超越茶馆的势头。

　　这十几年来，最能见证中外文化交流繁荣的是饮食文化的双向走势——遍及全球的中餐馆，在华夏大地接踵而至的各种洋餐饮店。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众多的外国餐饮店在我国与本土餐饮店共存同荣。国人口味的“土洋结合”既说明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反映了我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萨瑟克区的乔治酒吧狄更斯和其他文艺名流常出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