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考古

　　如果从1922年成立考古学研究室算起，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今年已经整整90岁了，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北京大学不仅为国家培养了2000多名文博人才，而且一直引领着中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4月28日下午，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考古文博学院以一场高水平的《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学术报告会》隆重庆祝了这一生日——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顶级考古学家讲述了他们眼中的中国考古。

　　罗森——

　　中国的蒸煮传统导致青铜器和冶铁技术很容易得到提升和改造，在技术和艺术方面都迅速领先世界。

　　巴翱夫——

　　中国未来旧石器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能否在中国发现尼安德特人的化石。

　　斯蒂芬·申南——

　　建议中国考古应更加重视人口统计学的研究。

　　罗泰——

　　希望中国考古界可以跟更多国外学者采取适当的合作，让中国考古成为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牛津大学副校长罗森爵士的题目是《早期中国及其创新技术》。她的研究覆盖中国艺术考古的各个领域，曾先后担任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主任和大英图书馆艺术基金顾问委员会委员。她对比了西亚和中国不同的饮食加工传统，认为西亚的烘烤传统和中国的蒸煮传统非常深入地影响了各自的文化发展。中国的陶器主要是炊器，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早期的炊煮传统，商周时期高温陶瓷器的产生，显示中国掌握了高温控制技术，而正是这一技术带来了中国早期铜器与铁器的高度发展，形成了与西亚冶金术不同的途径，这一差异表现出中国与西亚地区礼仪、信仰的不同。中国的蒸煮传统导致青铜器和冶铁技术很容易得到提升和改造，在技术和艺术方面都迅速领先世界。

　　身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世界旧石器考古的权威，巴翱夫的报告题目更有前瞻性，是《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研究》。在他看来，中国未来旧石器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能否在中国发现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农业起源以及农业革命之后对人的生活、行为带来的影响。在未来20年的考古中，中国需要发现更多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详细资料，并利用多学科研究，在农业起源问题上取得突破，农业与经济生活可能是了解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桥梁。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理论考古学教授，斯蒂芬·申南在报告中强调，应该将文化史的研究视为一种运动，找到运动的规律，再对这一规律进行定量分析。比如文化的变异与生物的变异相类，生物或文化基因的继承与变异机制，既有自然选择，也有人为选择，所以文化的传承也与主动选择有关。他认为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分析方法，就是将不同的文化元素分解开来，如纹饰、器形，再上升到不同地区的区系类型。这种方式对于理解中国文明的起源有深远的影响。

　　和其他考古学家不同的是，申南的专长是统计学，他将人活动的频繁程度与年代数据交叉比对，再选用农作物、种子与花粉孢粉的碳十四数据进行交叉比对，以观察欧洲早期人类的过渡。得出的结论是，农耕时代，国家出现时，花粉和农作物都会达到峰值。特殊遗迹如巨石阵、燧石石器的开发利用频率，也与人口的波动相对应，而波动曲线也能得到植物波动曲线的证明。他建议中国考古应更加重视人口统计学的研究。

　　《从国际立场看当前的中国考古学》，这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及艺术史系教授罗泰的演讲题目。罗泰非常看重自己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求学经历，邹衡和俞伟超两位老师的教诲让他记忆深刻。这位会说英文、中文、日语和德语的学者用普通话充满感情地回顾了中国考古学在西方世界从冷门变成令很多人魂牵梦萦的学科的过程，也回顾了中国考古由传统金石学到现代考古学的发展道路。他认为世界考古学已经历了几次范式变换，但这些新的理念与方法并没有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参加国外的考古研究，也希望中国考古界可以跟更多国外的学者采取适当的合作，让中国考古成为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田野调查为特征的考古学本来就是由国外传来，并在20年代开启了中国考古与世界的交流，而北京大学考古学的传统之一便是不断保持与国外学术界的紧密联系。1923年考古学会成立时，法国学者伯希和便是通讯导师。1927年，中外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就有多位北大师生。1984年，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应邀在北大讲学，系统介绍了西方的聚落考古学等新理论，开启了北京大学考古学“请进来送出去”的交流之路。近些年，中国考古为世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资料。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60年所庆时，学术讨论的主题是“考古学上的中国与世界”，这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庆的主题“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可谓异曲同工，显然，中国考古学在世界的分量正在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