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鲁迅文化周”散记

　　2012年11月中旬，我率鲁迅博物馆代表团到印度新德里参加了“鲁迅文化周”活动。活动包括印度中国研究所与印度尼赫鲁大学联合举办的“鲁迅及其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新德里各高校中文系学生自编自演与鲁迅及其著作相关的舞台剧、根据鲁迅名著改编的电影赏析、公开讲座等。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生平展》，也是鲁迅文化周的重要活动之一。

　　这是我第一次到印度，回国后，朋友们打趣地问，取回了什么经?在印度短短一周多时间，其实只能匆忙地参观些古迹、博物馆，逛几个市场，刀叉和手抓配合着吃了几顿咖喱饭，浅尝辄止，走马观花，获得的不过一些浮皮潦草的印象而已。

　　研讨会

　　研讨会整整开了两天半，日程排得很满。印度本地和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二十多位学者发表了论文。总体上说，现在的鲁迅研究，对象既是鲁迅，更是研究鲁迅，也就是鲁迅研究的研究。很多学者涉及的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关系，这也是会议的主题之一，讨论的焦点是鲁迅在中国二十一世纪现代化的追求中是否被边缘化。例如，把鲁迅的著作从教科书中删除的争议，在中国已是几年前的事了，但印度学者和听众仍很关心，屡屡问及，钱理群先生等中国学者做了详细的解释。印度学者强调鲁迅的当代性，更多地关注鲁迅对现实的批判，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关心。而中国学者在此之外，还强调鲁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及其对当前民族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有些论文颇有新意，如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艾美莉研究中国对文豪鲁迅的圣化和崇拜，并没有一味从政治利用的角度加以批判，而是从文学的神圣性角度探讨其中的一些合理成分;日本九州大学的秋吉收从鲁迅写作《野草》前后报刊上的发表的作品入手，对野草一些篇章接受的影响进行文本细读研究;印度德里大学的乌比罗依教授以死后生命存在形式为主题，探讨了五四时期宗教仪式和政治之间的对话机制。在西方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政治话语和传统的民间信仰话语这两个极端对立的存在中，却能找到一个共同的主题：“永恒”，对永恒的追求，可以导向两者之间互补的可能性，尽管可能是以不直接相关的方式。

　　鲁迅与泰戈尔

　　在印度召开关于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文学家的研讨会，不能不涉及印度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文豪，来过中国且引起轰动，并影响了很多中国作家的泰戈尔。据印度中国研究所的同仁说，2013年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100周年的时候，印度要举办多项活动，届时，中国也要出版《泰戈尔全集》。

　　泰戈尔比鲁迅大二十岁，1913年获得诺奖。二十多年后，有人想提名鲁迅为候选人，鲁迅说自己不配，拒绝了。一般人的印象是，鲁迅对泰戈尔没有好声气，讽刺挖苦，远没有后来接待萧伯纳时的热情。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尼赫鲁大学中文系狄伯杰教授在《鲁迅对泰戈尔的批评：理解与误解》中，排列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个是要向西方学习，一个则是要保护固有文化;一个对孔子致敬，一个在打孔家店;一个是反暴力，一个是赞赏苏联，倾向革命。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朴宰雨教授也提交了比较韩国和中国接受泰戈尔的异同的论文，并提供了泰戈尔与韩国文士交往的史实。我提交的论文题目是《“但除了印度”：鲁迅对印度的想象》，从1925年《京报副刊》向文化教育界人士征求青年必读书目说起。鲁迅当时的回答很奇特，“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随后加的一段注解中提到印度：“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在众多“外国”中，印度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者之一，为什么鲁迅单单把印度排除在外呢?既然“除了印度”，那么，印度的书是否也像中国的书一样，让人沉静、劝人出世，而使读者与“实人生离开”呢?或者，印度的书还有别的问题?鲁迅没有把“除了印度”的原因明确说出来。

　　鲁迅在写这段话之前，究竟看过多少有关印度的书?他对印度文化的印象来自何处?我认为，在写下这五个字的时候，鲁迅脑海中有泰戈尔的影子。因为在这之前，他对泰戈尔来华发表的某些言论，特别是中国一些文人对泰戈尔的吹捧很反感。

　　鲁迅在讽刺嘲弄围绕在泰戈尔身边的文人学者的同时：“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尽管如此，鲁迅没有在这幅漫画中的泰戈尔身上涂抹污水，他仍然保有理性的看法。只有一个地方，鲁迅误解了泰戈尔，那就是他听信了苏联诗人爱罗先珂的传述，以为泰戈尔赞成“撒提”，于是怒斥道：“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虽然只有这一处误解，但却是很重要的，因为涉及人道的根本问题。究其原因，除了爱罗先珂的误导外，还与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印度的隔膜有关。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到中国乃至东方束缚人性的“非人”的文学时，批评道：“印度诗人泰戈尔(Tagore)做的小说，时时颂扬东方思想。有一篇记一寡妇的生活，描写对的‘心的撒提’(Suttee)(撒提是印度古话，指寡妇与他丈夫的尸体一同焚化的习俗)，又一篇说一男人弃了他的妻子，在英国别娶，他的妻子，还典卖了金珠宝玉，永远的接济他。一个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选择，与人结了爱，遇着生死的别离，发生自己牺牲的行为，这原是可以称道的事。但须全然出于自由意志，与被专制的因袭礼法逼成的动作，不能并为一谈。印度人身的撒提，世间都知道是一种非人道的习俗，近来已被英国禁止。至于人心的撒提，便只是一种变相。一是死刑，一是终身监禁。照中国说，一是殉节，一是守节，原来撒提这字，据说在梵文，便正是节妇的意思。印度女子被‘撒提’了几千年，便养成了这一种畸形的贞顺之德。讲东方化的，以为是国粹，其实只是不自然的制度习惯的恶果。”周作人的批评语焉不详。而这个时期写过《我之节烈观》的鲁迅，对中国封建礼教戕害妇女的罪行深恶痛绝，因为这样的印象，导致他特别写下那五个字，把印度排除在文明国家之外，而且还对泰戈尔产生了误解。假如他知道泰戈尔思想和作品的真实面貌，态度也许会两样。那时，除了一些诗集和几篇小说，泰戈尔的大部分作品没有译成中文——便是到了现在，中国也还没有出版《泰戈尔全集》。

　　鲁迅对印度的现实也有一些道听途说的记述，如“我的一个朋友从印度回来，说，那地方真古怪，每当自己走过恒河边，就觉得还要防被捉去杀掉而祭天。我在中国也时时起这一类的恐惧。”他对近代印度是悲观的，认为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已彻底衰败，成为“影国”。他极想了解印度，但限于条件，对在印度进行的波澜壮阔的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运动了解太少。

　　但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鲁迅行文中不把别的国家如埃及、希腊排除，而单单把印度排除在外呢?正说明他心目中总在关心着印度。鲁迅总有一种预感，印度是一个有潜力的国家，与博大深厚的文明。对泰戈尔，鲁迅特别注意到他本人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我是英国治下的印度人。”并指出，泰戈尔不是中国一些文人给他塑造的仙人形象，而是生活在地上的人。此后，鲁迅对泰戈尔的评价就有所变化，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肯定泰戈尔为印度发出了声音。

　　鲁迅晚年也还在留心搜集有关印度的书籍。我们这次制作展览，就把鲁迅收藏的有关印度的书籍及印度翻译的鲁迅著作展示给印度观众，引发了他们浓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