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贵族陈情书

　　在旧制度下，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等级制社会，全国的人口被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教士，第二位贵族，第三就是除此之外的所有人。在这一等级社会中，贵族占有了绝对中心的地位。在全国人口中，贵族的人数大约在35万人，占法国总人数的0.5-1.5%之间，这些贵族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佩剑贵族，由于他们是用剑来保卫国王，以战争为业，故称之为佩剑贵族;二是穿袍贵族，主要担任法官等。这些贵族享有着各种封建特权，例如免服兵役，免除盐税、军役税以及各种徭役。在财富上，贵族占有国家土地的三分之一，享有四分之一的农业收入，贵族犯罪由特别法庭进行审理。除了经济特权，国王任命的政府大臣都是由贵族担任，法院的法官由贵族出任，在军队中也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军官。这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索布尔所说，贵族阶级在18世纪中更加自我封闭起来，这个集团垄断一切军事、司法和教会官职，平民百姓被排除在外。此时的贵族阶级已完全成为寄生虫，贵族阶级以它的无用、奢求和拒不考虑整体利益自绝于民族了。尽管随着王权的强大，贵族在政治上的治理权已被以王权为代表的行政权力所取代，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贵族等级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贵族作为个人却获得了他从未享有过的特权，或增加了他已经享有的特权。这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等级制社会中，贵族享有了过多的封建特权，不仅直接和第三等级相对立，而且也变成了凌驾于其他等级之外的特殊群体。

　　这样理解贵族的特权地位还不够全面。其实，面对旧制度的种种问题，贵族们也清楚地知道必须改革，否则，现状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因此，我们看到了在这样一个贵族享有特权的严重不平等的社会，贵族却主动上书要求改革。这些上书被称为“陈情书”，也被托克维尔称为“我们先辈在大革命爆发之际的精神状态”的文献。

　　托克维尔写道，阅读这些贵族的陈情书，人们可以清楚看到贵族阶级的绝大多数人顽固地要保持哪些旧特权，情愿让出哪些特权，并主动提出牺牲哪些特权。

　　作为对未来新社会的呼应，贵族在陈情书中强调要给予人们以个人权利。贵族首先要求起草一份有关一切人的权利的明确宣言，该宣言要确认人们的自由，确保人们的安全。要让人们获得人身自由。贵族希望在尚存封建领地奴役制的地方废除奴役制，每个人均可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自由旅行或定居，不论是在王国之内还是王国之外。这些权利还包括：财产自由与不可侵犯，商业、劳动和工业自由，工业和商业自由，宗教自由，个人信仰自由，非天主教徒的公民地位和财产权利，出版自由，邮政保密不受侵犯。

　　贵族也提出，所有法国人均有权直接或间接参与政府，也就是说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样，面对旧制度下人民的苦难，贵族迫切地提出必须关心人民。大量陈情书坚持要求对人民给予更多关心，要求彻底废除劳役制，允许赎买使用领主磨坊、面包烘炉的税费，允许赎买通行税。

　　尽管贵族阶级要求改革，但却拘囿于旧制度的种种原则。他们坚决要求维持教士和贵族特殊等级的地位。陈情书甚至要求多方设法保持贵族等级的完全纯粹，因而禁止以金钱为代价获取贵族头衔，在某些场合不许再授予，唯有长期为国家立功效力方可荣膺。陈情书希望对假贵族追查和起诉。所有陈情书最后都要求维护贵族的全部荣誉。有一些陈情书要求给贵族颁发一种从外表即可认出的特殊标记。

　　从这些陈情书的表述中分明可以看到，他们希望改革，希望给予人民以自由，正如历史学家孚雷所说，贵族陈情书更多地使用了启蒙运动的词汇，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或人权诉求。但贵族们的前提条件是自己的特权地位不受损害，同时努力要求得到更多的特权性地位，哪怕是在身份认同上的一些象征。因此，托克维尔破解了贵族陈情书中所表达出的两面性。“贵族们极端蔑视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当局，尽管他们不时有求于它。即使他们放弃旧权力，他们仍然保持着他们先辈的骄傲，既仇视奴役，也仇视法规。他们毫不关心公民们的普遍自由，对政府在公民周围加强控制心安理得;但是他们不能容忍政府的控制落在他们自己头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要时甘冒种种风险。”

　　其实，历史还为我们揭示了贵族等级的另外一面。随着时代的演进，特别是到了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国王为了解决其财政危机，通过卖官鬻爵，很多资产阶级在缴纳了很多钱财后进入贵族阶级。贵族成员来源的这一变化也对贵族阶级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贵族阶级的内部产生了分裂。旧有的传统的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对这些新封贵族嗤之以鼻，认为他们玷污了贵族阶级的纯洁性。因此，法国大革命前“贵族的反动”就表达了贵族对国王这些政策的不满。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要将此看作是法国大革命的开始。因此，贵族陈情书中所提出的要对假贵族加以追查、保持贵族阶级的纯粹性等内容，可以被看作既是这个等级之心态的反映，也是这个阶级为保卫自身等级利益所做的抗争。

　　历史学家孚雷在谈到旧制度的体制和贵族陈情书中所反映的贵族心态之后，为我们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他写道，自路易十五之后，法国一直受到等级制和社会流动这两种对立方式的制约。就社会流动的界限来说，特别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流动的界限来说，这条青云直上的福运线在18世纪变得太僵硬了，难以满足日益加大的需求，但它同时又太柔软、太容易被金钱买通了，不值得去捍卫。由此，他得出结论：18世纪社会政治危机的关键答案并非如某些人假定的那样是由于贵族关闭门户，或者贵族假某种想像的“封建性”之名与资产阶级全面为敌;恰恰相反，关键答案在于贵族等级本身是否开放，放得太宽则危及等级内部的凝聚力，太窄则不利于时代的繁荣。法国历史的两大遗产即等级社会和专制，已经陷入没有退路的冲突。于是，贵族率先发起的反抗为未来革命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后面的革命所呈现出的激进和彻底，无非是其继续而已。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