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解的“琴”缘

 托尼正在给琴柱打孔。(宦翔 摄)

　　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维多利亚桥附近，坐落着一条“手工艺品街”。街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店主们都将最打眼的珍宝陈列在橱窗里，珠宝、古玩、木器、服饰……令人目不暇接。有些店主干脆站在门口，招呼着来往的路人。相比之下，“塔维尔琴行”的迎客方式则有些“另类”：店门口放着一台机床;店里，不时传出“乒乒乓乓”的敲打声。

　　循声望去，店主托尼·塔维尔正在低头修理一把乌德琴。与其说这是一家小店，倒不如说更像一个作坊：1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满当当地挤着一张沙发、两只椅子、一台放着电视机的柜子，除此以外，便是各式各样的工具。天花板上，整齐地悬挂着近20把琴，它们都出自托尼之手。“这家店自从1986年我父亲开办以来，就从来没有停业过。”他自豪地说。

　　乌德琴，音色像吉他，外形似琵琶，是中东国家传统的弹拨类乐器，也是阿拉伯音乐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对于托尼家族而言，这是血脉相传的基因。19世纪末，托尼的爷爷还是一个孩子，他给大马士革的一个木匠当学徒，久而久之，学会了制琴的工艺，就将这门工艺传给了托尼的父亲。

　　年幼的托尼在耳濡目染下也渐渐学会了这门技术。41年前，年仅12岁的他制作了人生的第一把琴。回忆此事，年过半百的托尼仍然像个孩子一样兴奋，“那天晚上，完全是出于兴趣，我照着父亲平时的那套工序做了一个袖珍版的乌德琴。他非常高兴，带我出去吃了一顿烤肉作为奖励。那个年代，吃肉的机会真是很难得啊!”

　　从此，托尼便和乌德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加入了父亲的制琴团队。制作标准型号的乌德琴，对于体力和技巧的要求都相当严格，而托尼“乳臭未干”，显然很吃力。很快，托尼的双手就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但他并没有放弃。“我知道，父亲在考验我。为了继承家族的手艺，我必须坚持。”在不断的磨练中，托尼的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中学毕业后，托尼就成为家族制琴团队中的一名骨干。

　　上世纪90年代初，叙利亚经济发展缓慢，而在地中海南岸，利比亚掀起了一股淘金热。巨大的用人需求，丰厚的利润回报，让年轻气盛的托尼跃跃欲试。他来到了利比亚，成为了一名金匠。凭借着出色的能力和坚韧的耐力，托尼很快挖到了第一桶金。但是，他始终未能克服精神上的考验：“利比亚夏季高温难耐。而且由于宗教原因，那里几乎找不到乌德琴。我总觉得生活中缺点东西。”

　　1996年，托尼返回叙利亚，并正式从年迈的父亲手中接管了塔维尔琴行。别后重逢，托尼对乌德琴有了更深的感情和理解。“这不仅是我们谋生的手段，更是家族的荣耀。”在旺盛的求生欲和强烈的使命感的作用下，托尼的制作技术也突飞猛进，加上“本土作战”的先天优势，他很快便跻身大马士革首屈一指的乌德琴工之列。

　　托尼精湛的制作技艺，也得到了外界的认可和青睐。2009年，一个苏丹商人来到了托尼的琴行，邀请他及家人去苏丹发展，在当地推广乌德琴的手工艺，并愿意为其提供优厚的条件。“当时苏丹的乌德琴制造业相对落后，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托尼说，“但是我最终谢绝了他。我还是更希望在叙利亚把这门手艺发扬和传承下去。毕竟我的根在这里啊!”目前，托尼的女儿也掌握了制琴的技艺。

　　传统手工业该如何在信息化时代生存?托尼认为，应该顺应潮流，但是目前乌德琴的制作仍应以手工为主。在他的作坊里，制琴的10余道工序里只有切板和喷漆使用机器。“一方面，整个制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主动创作的过程。”所有琴身上的花纹都是由托尼亲自设计，并且没有雷同。“创作，极大地开发了我的想象力，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而在另一方面，托尼认为，琴是有灵性的，人需要同其交流。而从科学的角度解释，这实际上是人琴之间的不断磨合与熟悉的过程。“它们绝不仅仅是木板制成的琴。它们是我的伴侣。”工作难免会有枯燥时，托尼便会弹上一段解解乏，同时也做一些保养工作。

　　在托尼看来，叙利亚危机给乌德琴制造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以前，他和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客户有长期的批量买卖合同，几乎每日都能从店里卖出几把。而现在，旅游业的萧条和高额关税使他失去了巨大的海外市场，他仅仅维持了和邻国黎巴嫩和约旦的商贸往来。而动荡的局势，也威胁着手工艺人的生命。托尼家住老城区图马门，经常遭受着迫击炮的袭击。但是生性乐观的他说，“这些‘烟花’是不会影响我工作的。”

　　托尼的人生观很朴素，“我工作，故我在。”他说，工作是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正是这样简单而务实的信念，支撑着他在危机中坚守在岗位上。“我工作，是为了生存，是为了传承家族传统技艺，也是为了保护民族文化。我会一直干到不能动为止。然后，我的女儿会继续完成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