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驳教授的观点
哈萨教授：德国莱比锡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政策学院院长、经济政策协会主席。三年多没有联系了，估计已经退休颐养天年。
我和哈瑟教授可谓不打不相识，从第一次见面起就开始碰撞。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曾经发生过好几次碰撞。
在德国留学期间，本人是典型而标准的“愤青”，容不得别人对自己国家的任何批评，哪怕是对亚洲的批评也内心不舒服，多数情况下会把这种批评与种族偏见联系起来。
第二学期我同时选了哈瑟教授的两门经济政策的课程。一次哈瑟教授在上课时对全球经济政策进行比较，他认为，以欧洲的标准来看，整个亚洲就没有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他以日本为例子，说日本经济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一方面是政府对市场的影响太大，另一方面由于自民党政府长期执掌政权，导致官商融合，不能算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亚洲的另一个好榜样新加坡也如此。
而中国政府管理经济还沿用计划经济的诸多手法，特别是政府掌控的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如石油、天然气、银行、通讯和电力等。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竞争，如果形成垄断就不是好的市场经济。
听了他的观点，我想都不想就怒火中烧，这简直是白人的那种傲慢!我举起手来说：“教授，我不同意您的观点。一、这个地球上根本就没有成熟的市场经济，纯粹的市场经济更是没有;二、以欧洲的标准来看，德国也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例如德国联邦铁路就是垄断经营(我当然知道铁路是亏损的，没有企业有兴趣参与，所以只好由政府来干这个事情，不过一时找不到案例来反驳，只好将就了)。而且，南欧国家与德国相比，他们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很成熟。因此，您说亚洲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好，也就是50步笑100步的事情而已。”
反驳完毕内心还有点洋洋得意，教授很绅士，只是回答：“谢谢你的观点!”这一下让我感到很失落，如同一拳打在棉花上。
不给听课证
第二学期选修哈瑟教授的两门课程，目的是想拿到两个听课证。德国和英国在教育体制上有很大的不同，在德国，即使你很聪明，但是没有熬够相应的年头也休想毕业，这该死的罪魁祸首就是必须拿到无数个听课证。
由于第二学期(9门课)选课太多，所以有些课也是混混而已。也就是去2-3次，打一个照面就不去了。学期结束后我去找教授要听课证，教授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说：“我只能给你一个，第二个不能给你。”我问为什么，他说：“第二门课程你只来过两次，所以不能给。”我心里暗骂这个不懂通融的家伙：“怎么会注意到我只上过两次课?毕竟有200多学生啊!”估计我是唯一的亚洲学生的缘故吧!这下我可惨了，因为下个学期必须多上一门课，好辛苦!
纠正论文错误
我的导师哈瑟教授是个标准的德国老头：灰白头发、高高的鼻梁、身材高大、说话不紧不慢、用词讲究、做事死板!虽然一脸的威严，但是要接近起来还真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很多学生希望找他做导师，但是看到他那样子就害怕了。倒是我这个亚洲人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当然，他也爽快地答应当我的导师了。
如果说在德国留学是一个苦活的话，那么写论文就是苦中之苦了。我的论文前后被这个导师打回8次之多!例如一次看见我拼错了一个单词，就不再看下去，直接给退回了。那是一个什么错误呢?我把表格这个词“Tabelle”错写成Tablette了，估计是晚上太困了胡写的。Tablette 是药片的意思，他很严肃地说：“你的论文上要是让人看到有这么多药片的话，大家会误以为你是学医的呢。”可想而知，当时恨不得马上钻到地洞里面去。
尽管如此，论文答辩还是取得了极为满意的成绩：满分!教授对我的答辩极为满意，结束后专门找摄影师来照相并送我一本他编撰的专著：《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词典》作为纪念，他说：“这本书你今后也许能用得上。”看来我的导师先知先觉，我后来在北大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还真就派上了大用场，真是谢谢他!
外表严肃 内心慈爱
说实话，我真的没有想到在北京还能见到我的导师。那是我回国一年后的一天，德国使馆政治处给我来电话，说我的导师来北京，想和我见面。
当时我在北京还是一个淹没在人堆里，任你怎么找也找不到的人，起码通过网络是不可能找到的。直到现在我还纳闷，德国使馆是怎么找到我的。
哈瑟教授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中国演讲。演讲完毕后德国使馆政治参赞设立私人晚宴，邀请使馆的官员、哈瑟教授、阿登纳基金会中国总代表和我几个人。见到哈瑟教授，我内心异常激动，我用德国拥抱的礼节欢迎他来北京。在吃饭的时候他问我工作有什么困难，我告诉他还存在一些问题。他转脸就对政治参赞和阿登纳基金会负责人说：“这是令我骄傲的中国学生，希望你们在中国能帮助他。”这一刻，我想起了在德国课堂上和他的辩驳、想起他不给听课证的不留情面、想起了修改我论文的苛刻，但所有这一切不都说明这是一个外表严厉、内心慈爱的人吗?一生中得遇如此良师，也算我的造化。
算起来，教授今年该75岁左右了。希望教授多吃点饭、多喝水、多注意保养身体!“等我有朝一日成功的时候去德国看望你!”
迷人而严厉的德国女博士
宋雅·豪克博士：前德国联邦统计局联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德国联邦移民署高级官员。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人口学。
当年，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在第三个学期就稀里糊涂地选了宋雅·豪克博士的课，作为学分考试的必修课程。虽然我用了“稀里糊涂”这个词，但当时选她的课还是经过思考的，比如她脸上虽然有小雀斑，但经常露出迷人的微笑，而且笑起来还有点小姑娘的味道，还是有些吸引力。这种人比较有善心，一般来说考试不会太黑。
一个学期听课下来，没有任何意外。到学期快结束时就遇到麻烦了，这位迷人的女博士突然宣布：“参加考试者须事先提交5篇读书报告，每篇不得少于15页A4纸。”可能她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曾告知过，所以德国同学并没有什么意外反应，倒是我却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我事先怎么不知道?太狠了!”估计我当初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只顾欣赏她的雀斑和迷人的笑容，于是走神了，没有认真听讲。
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退路，如果说真有退路的话只能是延期毕业。这基本上不予考虑，毕竟“一寸光阴一寸金”，谁有那么多时间耗下去?因此，只有华山一条路：拼了!
好在我们这一代人吃过苦，晚上不睡觉开夜车也能扛得住。但读书报告不比其他，其他东西不管是否天马行空，最后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而读书报告必须看懂一本书后才能动笔。我边写边感慨：“别看这个人笑起来像个小姑娘，说不定传承了纳粹的基因!”于是边看书边暗骂：“纳粹、纳粹!”
熬了两个星期的夜，加上14个白天，终于把5篇报告完成了，我把作业亲自交给她。看了我红红的双眼，她很关心地问：“眼睛是否生病了?赶紧去看医生!”本来一腔怒火，转眼间烟消云散。最后她给了我很高的分数，让我感到两个星期的辛苦还算值得。当然，最后的考试成绩更为理想，我简直是相当喜欢这个老师。
从此，无论是写中文还是德文的文章，起码没有了以往的畏难情绪。由于她的鼓励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万事开头难，但把头开过之后就一马平川了!此后我撰写十余篇学期论文和毕业论文都相当顺手，盖因当初5篇读书报告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
本来和她的故事到此结束。在第四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必须找到一家实习单位，否则不能毕业。正在发愁的时候，没想到她主动来信告诉我，她调到德国统计局联邦人口所工作了并且问我是否愿意到她那里实习。我当然愉快地答应了。
于是，我成了第一个到德国统计局人口所实习的外国人。实习期间，她带我去威士巴登附近的古堡参观，一起去购物、喝啤酒(德国女人多少还是能喝一些)。当然也做了些正事，比如我们一起合作撰写了一篇论文：《中东欧地区移民德国的人口分析》。实习结束的时候，在她的建议下，所长霍恩教授慷慨地给了我满分的实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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