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文明从何而来

　　东西方文明曾发生优劣大逆转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0月29日书评文章】题：现代世界的诞生(作者布伦丹·西姆斯)

　　在《文明：西方与其他国家》一书的开篇，尼尔·弗格森借用了塞缪尔· 约翰逊在其著名哲学爱情小说《拉塞拉斯》中提出的问题。约翰逊让小说主人公阿比西尼亚王子问道：“欧洲人凭什么如此强大?他们为了通商或征服可以轻而易举地踏足亚洲和非洲，为什么亚洲人和非洲人不能侵犯他们的海岸，在他们的港口拓殖，对欧洲王公发号施令呢?”王子的谈话对象回答他说，欧洲人“之所以更加强大……是因为他们更有见识：知识永远会主宰愚昧，就像人类总是统治其他动物一样。但为什么他们的知识比我们丰富呢，除了上帝深不可测的旨意之外，再没有别的原因了”。弗格森对这种上帝眷顾的说法不以为然，他决心深入探究问题的答案。

　　他在书中首当其冲提到，15世纪初，西方的优势根本没有那么明显。他指出，当时欧洲刚刚从黑死病中恢复过来，并且被分割成一个个弹丸小国。相比之下，中华帝国则如日中天，其派出的远征船队最远抵达东非，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则正在无情地取道巴尔干半岛向欧洲中部推进。

　　300年之后，到了小说《拉塞拉斯》中的那个时代，情况发生了逆转。中国已经落入满清之手，之后便陷入了停滞，而土耳其人也已经被维也纳城墙所阻拒，即将沦落为“欧洲病夫”。相形之下，西方国家则显示出可以把力量投送至本国边界数千英里以外的能力，它们在东方攻城掠地，在北美和南美广袤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它们还在关键的资源开采和战争方面表现出卓越才能。在其后的300年间，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6项“程序”发挥重要作用

　　弗格森在解释这些辉煌时，特别指出了他所谓的西方“杀手应用程序”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其中第一项“程序”是“竞争”。按弗格森的解读，政治和经济的去集权化使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正是西方列强之间的激烈对抗，使得它们比拥有广阔和一成不变版图的非欧洲国家更胜一筹。

　　弗格森声称，第二项“程序”是科学发展，它让西方获得了理解和征服自然的手段。其导致的结果毋庸赘述，尤其是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第三项“程序”是法定的财产权，他认为这导致了稳定的代议制政府。第四项 “程序”是西方医学的成功，这不仅提高了生产力和寿命，而且使欧洲人能够应付殖民地的气候。第五项“程序”是消费社会的发展，这造就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第六项、即最后一项“程序”是西方的职业道德，它把前面五项“程序”所造就的具有潜在分裂倾向的社会紧密团结在一起。

　　为了避免有人把弗格森的分析看作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优越论的又一种表现，需要指出他的讨论对象涵盖了整个欧洲大陆。他在书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章中，对开明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崛起与同时代奥斯曼三世统治下的土耳其人的江河日下进行了比较。腓特烈大帝把弹丸之地的勃兰登堡变成了一个强国。对于那些谴责本书宣扬“欧洲中心主义”的人士，弗格森给出了简单而有力的回答。在他笔下，文明崛起的下面三个关键环节都毫无疑问发生在欧洲、而不可能是其他地方：在格拉斯哥、哥本哈根、克拉科夫、那不勒斯、马赛和普利茅斯等6 城市的科学革命；德国西部的印刷机发明；英国的工业革命——弗格森更愿意用“工业进化”一词。

　　此外，通过效法西方，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向西方表达了最高的敬意。弗格森指出，最成功的非西方国家是那些“下载”了上述 6项“杀手程序”的国家。其中的佼佼者是日本，现在已成为西方的一部分。

　　弗格森并未宣称这6项应用程序“软件”能够与所有的社会文化“硬件”兼容。网络连接发生中断，或者只完成了部分下载的国家名单很长，其中包括奥斯曼帝国、满清中国、沙皇俄国以及后来的伊朗王国。

　　西方“程序包” 提供“最佳制度”

　　弗格森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遭遇的最严峻挑战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内部：例如德国和苏联。共产主义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批判，其宗旨是要解决西方的工业化问题，而不是以农业为主的俄罗斯和中国的问题。弗格森提醒读者，不管怎么说，实际上冷战并不是东西方之争，而是 “两个西方、即资本主义的西方和共产主义的西方之间的对抗”。

　　西方的凯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弗格森指出，一直到19世纪，奴隶制一直是西方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种制度的余孽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方还随处可见。今天，西方的主宰地位正在日益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尤其是中国崛起的挑战。对此弗格森抱乐观的态度，他在本书结束时指出，“西方的‘程序包’看来仍然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一整套最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它们是最有可能解放个体创造力的，从而能够解决21世纪所面临的问题”。

　　如此大篇幅的著作不可避免会存在某些不足。弗格森在书中固然提到了代议制政府的重要性，但他却把重点放在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技术优势上。于是，民主没有被列入他的6大“杀手应用程序”。而事实上，如果说有一项特征被写入了封建主义时代之后的西方基因中，那么这项特征就是民众的参与和问责。当1905年日本击败俄国时，这一胜利被西方人——尤其是当时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广泛看作是立宪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战胜。

　　尽管辩才一流，但弗格森在宣讲西方文明的优势时还是打了折扣。他所哀叹的奴隶制确实骇人听闻，但这是自古以来几乎每一个社会的通病，而恰恰是始于 18世纪末的西方废奴主义才与众不同。在欧洲人到达非洲之前，那里奴役盛行。到20世纪初，欧洲人扑灭了非洲的奴隶制。

　　我们可以认同弗格森的如下观点：西方犯下过罪行，但它也取得了远为伟大的成就，应该能够将功折罪。我们也可以向前再进一步，颂扬西方文明所绝无仅有的自我批评精神：不管是在哪里，只要西方发现或者携带去了任何疾患，它都会及时地对症下药子以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