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硬实力的不断增长，国家形象逐渐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门话题。今年3月和7月，由国外媒体、民调公司等机构发表的名为《对中国力量增长的关注正在上升：全球民调》和《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两份报告相继面世。报告显示，对中国经济的评价50%正面、33%负面；对中国军事的评价26%正面、55%负面。而从地区看，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周边、中东、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较稳定，而在欧美国家的波动比较明显。
昨日，在“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广州2011”专题论坛现场，众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们唇枪舌战，就“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和“中国——国民形象与国家形象”两个专题展开激辩。现场火花碰撞，一次探究中国国际形象优与劣、变与革、道与术的思想风暴席卷会场。
同题问答外国人眼中中国人什么形象?
新加坡：
有欢迎也有被动接受
刘宏(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我最近做了一些中国新移民国际形象的课题研究。过去十几年来，我的主要工作地是新加坡，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新加坡的研究个案。
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75%的国家。最近十几年，约有四五十万中国新移民移居新加坡。有人自然而然地认为，老移民和新移民同宗同祖，当地人应该非常欢迎或天然地有感情。但我研究发现，这并非实际。当然有一部分新加坡人，特别是受华文教育的，对中国文化有比较多的认同感，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新加坡人，对中国新移民一部分是欢迎，但也有批评或被动接受等倾向。
日本：
有摩擦但情感有所拉近
加藤嘉一(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中国的崛起不只对中国自身，也对日本和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怎么接受这种变化并尊重它，这是一个跨时代的重要问题。
对日本而言，中国是最重要的邻居、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中国打交道对每个日本人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我刚刚看到一个调查，中、日、韩三家媒体10月中下旬围绕中日关系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简单用好和不好来划分，日本人中认为中日关系好的有17%，不好的有69%；中国人中认为中日关系好的有46%，不好的有48%。去年同期，日本人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有90%，中国人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有81%。这是因为钓鱼岛海域发生了撞船事件，深刻影响了两国人民的认知。但随着中日民间交流增多，加上日本“3·11”地震后得到了中国的大量帮助，两国情感有所拉近。
我认为，在经济关系良好发展的过程中，两国人民的交流势必越来越多。当中国也有越来越多具有影响力的企业走到国际上，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也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人。
非洲：
好坏参半但主流是正面
郝雨凡(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很好，而且无偿援助很多，那个时候非洲人对中国印象非常好。
近年来，中国对非洲再度关注，中国政府对非洲债务也有一些减免，但是这方面宣传不多，而且非洲人现在常受西方欧美主流媒体影响，被欧美构建出来一个中国新殖民主义的形象。客观地说，中国现在采取重商主义，不怎么涉及欧美人最感兴趣的人权等话题。在这种舆论的影响下，非洲民间对中国人的形象有点好坏参半。
但是总的来说，非洲国家对中国还是正面形象为主。但这个形象是动态的，可能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也可能会向不太好的方面滑落，所以公共外交非常重要。
美国：
多数都以华侨形象为主
刘亚伟(美国卡特基金中国项目主管)：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经历过非常多的阶段，例如在188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当然，不久前美国就此法案道了歉。
后来美国人怎么看中国人，这里分好几个层面：首先是老华侨，美国人通过唐人街了解他们；另一部分是新侨，像我。我刚到美国第一年就买了一部车。一块读研究生的人问你怎么有钱买车?我说周未我都在看书，中午别人去咖啡厅，我自己做饭省攒。所以，我留给美国人的形象是勤劳、抠门。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不应该算以上人群，应该是国内的中国人。而这些跟国家的文化、制度是密不可分的，不可能把它割裂开来，凭空去说美国人眼中的新形象。
俄罗斯：
既是机遇也担心挑战
关贵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现在俄罗斯的主流民意对中国的态度是一分为二的：中国的崛起给俄罗斯带来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首先，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俄罗斯的资源有着巨大的需求，资源价格的全面上涨让俄罗斯欢呼雀跃。其次，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一点也和俄罗斯一致。
但是，大部分俄罗斯人仍然认为，中国带给俄罗斯的更多的还是挑战。俄罗斯首要的担心是从资源提供者最终沦落为中国的附庸。而中亚独联体国家深受前苏联影响，对中国的崛起充满了矛盾情绪——中国是为数不多的既有经济实力又讲诚信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中亚通往亚太的重要通道。但是在民族文化和前苏联教育的双重影响下，这些国家从精英到民众对中国存在一种排斥心态。
哪些因素影响中国国民形象?
刘宏：根据我的一些访谈，发现新加坡当地人对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虽然语言相同，但当地人认为两个人群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有明显不同。因为新加坡华人来自福建、广东，而新移民各地都有；第二，不少当地人认为新移民来了，是跟本地人竞争；第三，有一部分新加坡人认为新来的移民，对新加坡还缺乏政治上的认同，如他们可能更习惯看中国的电视节目。
可见，共同的民族或文化对于中国人的形象有一定作用，但并不是最重要的作用。
刘亚伟：中国人不要太刻意去追求形象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安全感、自卑感，没有自信的表现。中国是一个大国，但还是穷国。但是在纽约时代广场看到的形象，都是成功、富裕的中国人。另外，美国人看中国的时候受自己限制很多，比如他们有种族歧视的情况，有宗教信仰的情况，有基本政治制度的理念。两国在这些方面是各不相同的。
加藤嘉一：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深有感受，日本人对当代中国的软实力是拿着问号来观察的。我们从小对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思想等接受的教育特别多，很敬仰，但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却处于半空白状态。突然间发现邻居崛起得这么好，日本人觉得有点害怕。这种心态很正常。
另一方面，日本人觉得中国不太透明，比如军事，很难理解它的意图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日本人观察中国的过程始终是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同时，对日本人来说，中国的崛起又是本国离不开、摆脱不了的。在日常接触中，也会觉得中国人是亲切的，但与媒体上的中国人形象可能又有一定的误差。
日本人始终无法接受中国的崛起，跟日本人自信又自卑的心理很有关系，这本身也影响着对中国人的看法。
至于真正促进相互理解的方式，最重要有两点：首先到对方的国家看一看，百闻不如一见。另外，用对方能够听得懂的、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表达自己。中国的崛起实在是太快了，转型的过程可能有争议，所以我们总是抱着一种过高的期望值去看待中国。如何解读中国，既考验中国，也考验着外国人，所以解决之道需通过好的互动来实现。
●台湾故事
台湾台北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郑又平
国家形象重塑
须民间积极参与
我开了一门课：中国大战略，其中三四周是讲大陆的公共外交。我发现，台湾的年轻人非常重视这个题目，因为他们深知中国大陆的发展是未来所有中国人希望所在，所以中国国家形象公共外交自然成了他们非常关注的问题。
我从过去台湾人的形象反思讲起。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台湾的艰难时期。当时台湾在西方媒体描述中是落后的世界，日本媒体就说那是买春的天堂。充满了盗版和仿冒，没有文明礼仪。
这种情况持续到1980年代。1981年我去美国读书，1美元兑48元新台币，但到1985年已升到1：26，那是台湾的“暴富时代”，“钱多到每个人脚踝上”了。
这个时期，西方媒体对台湾的描述是“财大气粗”。台湾人去海外买东西，只问价钱贵不贵，不问东西好不好。到瑞士，一去把所有店里劳力士表全部扫空。当时台湾号称是全世界奔驰、宝马密度最高。那时，台湾充满着投机、拜金，民间赌博盛行，还有虐待动物，缺乏环保意识，地下经济横行，短视文化充斥。
直到1987年，一个从美国到台湾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说台湾人很有人情味，但缺乏公共意识。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很多民间团体开始启动形象重塑工程，时间长达二三十年，其中台湾当局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宣传。更重要的是，为了塑造良好的台湾人形象，还有过“微笑运动”、“礼貌运动”、“中秋节赏月不丢垃圾”、“垃圾不落地”等等活动，在公共空间完全禁烟，这些都是民间团体、民间社会在极力推动。
2005年，台湾有关部门在英、美、日、德、法展开了一项委托调查，问当地人对台湾和台湾人的形象。结论是：台湾代表科技进步、美食观光、经济强劲，台湾人是勤奋的、友善的、爱好和平的。
我认为，是粽子就不要把自己包装成三明治，把粽子的故事说透了就很精彩。当我们塑造一个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有品牌价值的故事时，这个故事必须要感动人心，带动民间参与，启动他们的积极性，政府不必全盘地主导。我认为改革开放是塑造我们国家品牌的根本要点。
如何塑造国家形象
主持人：如何处理好公共外交中国际形象塑造时道与术的关系?
嘉宾：在重视传播技术的同时，如果我们忽视了“道”，则可能会陷入更大的误区
需宣传形象更要传播价值观
胡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我们现在非常重视的是“术”，这不是坏事。但是在重视传播技术的同时，如果我们忽视了“道”，则可能会陷入更大的误区。传播只是一种手段，而人的建设才是价值核心。
我举一个例子，中国在美国时报广场的宣传片中出现许多名人，像姚明、李嘉诚、袁隆平、杨利伟等，这个宣传本身是很有影响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宣传最后的效果究竟怎样?在如今国外对中国崛起十分敏感的情况下，这样的宣传可能适得其反，甚至会加重“中国威胁论”的传播。
第二个例子，当年中国共产党请斯诺到延安，《西行漫记》向全世界展示了当时的延安和中共，是非常成功的公共外交案例。我觉得中国人的形象塑造，关键也在一个道，这用当今的术语来讲就是一种价值观——要让外界觉得中国的崛起是不威胁人的，是能够与别人和平共处的。
主持人：中国现代公共外交着力点应该在哪?
嘉宾：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抑或中国人的形象，着力点应该放在国内，讲好中国的故事
尊重自己才能赢得别人尊重
郝雨凡：30年前中美建交时，双方彼此了解并不多，但是大家都往好的方向看对方。但经历了30年政治、经济、文化多领域的交流后，双方猜疑反而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如果说过去日本人是俯视中国的，那么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平视甚至仰视中国了，不仅是美国、日本，这种心态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在这个大背景下，外国媒体、学者，甚至是普通公众，突然开始关注中国。
但我们发现，中国自我感觉的形象和外国人所认识的中国形象似乎是有差别的，问题出在哪里?我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国外对中国的报道主线基本上是比较正面的，最近这几年才稍微有一点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些报道也在折射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应该反省，做好中国公共外交，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抑或中国人的形象，着力点应该放在国内，讲好中国的故事。只有尊重自己，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比如说改善中国政府的形象，国内公共政策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公正、弱势群体。
主持人：在塑造中国人新形象时，精英群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嘉宾：精英不仅代表着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开放程度，还体现着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和国家的公民素质
出访官员更应展现气魄涵养
崔洪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研究员)：在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形象好感度下滑的今天，社会精英的主体意识和引导作用极为重要。
社会精英是对外交往程度、能见度和认知度方面的“三高”人群，其言行构成中国人国际形象的主体，在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形象的认知中具有导向作用。社会精英不仅代表着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开放程度，还体现着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和国家的公民素质。要建立中国人新形象，需要精英群体通过发挥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作用。
武克刚(云南省政协常委)：如今，普通老百姓出去旅游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不文明现象已经逐步改进了。但作为社会精英人士的部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却成为了破坏中国人形象的代表，一些代表团甚至把国内养成的坏习惯带到国外，肆意炫耀。所以，我们出访的官员应该展现出中国普通民众的那种勤劳、勇敢、朴素以及大国公民的气魄与涵养，这样，中国人的新形象才会得到提高。
主持人：国民形象与国家形象，哪个在先，哪个在后?
嘉宾：在公共外交中，我国不应该那么重视国内和国外的差别。增强个人素质才是正道
国家形象与国民形象密不可分
王义桅(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第一重要的是人的形象。在欧洲民众的观念里，政府和个人分得很清楚。政府天然带有有限度的恶，而作为个人的国民则是善的。我们以政府的身份去推动公共外交，很容易引发抵触情绪。但依靠个人形象去打动欧洲人，就能起到较好的效果。
在公共外交中，我国不应该那么重视国内和国外的差别。增强个人素质才是正道。当每个在国外的中国人的举手投足间都能成为中国价值的载体，欧洲人自然就会接受中国的国家形象。
赵进军(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前驻法大使)：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密不可分。中国自近代以来国家形象最好的就是最近几年，这种良好形象是中国日益增强的国力决定的。在法国戛纳举行的G20峰会和美国夏威夷举行的APEC峰会上，中国强大的形象展示得淋漓尽致。今年初利比亚内乱发生时，中国在10天内撤出了3万多名侨民，这是国家能力和形象的体现。如果去国家化、去政府化，这样的事就不可能发生。
在世界范围来说，很多国家都比中国的国家主义程度更甚。在美国，爱国主义教育无孔不入，美国青年踊跃参军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欧洲，虽然欧盟已经建立多年，一旦经济危机出现，各国就把国家利益置于欧盟利益之上。最近，法国、德国与希腊就为了债务问题爆发了冲突。所以，我国的公共外交不能“去政府化”。 （专题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林旭娜 见习记者 赖竞超 实习生：邵美欣 刘竹溪 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王辉 实习生 郑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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