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的观念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正是观念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浩瀚的星空有一些星星格外明亮，古人依照它们在黑夜中判断时间并确定方位。人文的星空同样如此，在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的上面，观念文化皎洁明亮，它们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凝聚着人类的信念和理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照亮并激励着人类前行。
观念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核心，属于人类文化的最顶层。人类由此看世界，便形成了世界观，由此反观自身，便形成了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类通过观念来认识并把握世界，确立并树立价值，充实并完善人生。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这是我党在新时期新阶段文化高度自觉的重要成果，在会议《决定》征求意见和调研过程中，许多同志建议提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我们深圳的同志觉得尤为迫切必要。在去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活动中，我们由网民倡导发起，组织开展了“深圳十大观念”的评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评选活动缘起于深圳新闻网论坛的一篇帖文：《来深十八年，再回忆那些曾令我热血沸腾的口号》，发帖的网友呼吁将30年来根植于深圳土壤所产生的口号进行收集、总结，让更多喜欢、热爱深圳的人可以借此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这篇帖文的跟帖和点击量很高，引起了媒体的注意。随后，由深圳报业集团主办的评选活动渐次展开，前后经历了网络征集200余条观念、评选出103条候选观念、“103进30”“十大观念评选”4个阶段。最后由学术界、文化界、媒体代表、网民代表等组成评委会，结合市民投票权重和专家投票权重，最终评选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来了，就是深圳人”十条最具影响力观念。
深圳十大观念的评选产生方式，应当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与一般的政府部门发布不同，它完全由民间发起、参与，充分尊重和体现了市民意愿。这十大观念的评选经过反复投票、辩论、讨论，由几百万人投票选出，市民网友的投票与专家评委投票的重合度达到了90%，“十大观念”受到普遍认同。“深圳十大观念”较为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是全民在参与的过程中进一步凝聚形成的共识，反映了民间呼声与市民追求。的确，观念向来存于民间，城市观念彰显的是一个城市的内在文化，源自于全体市民所共享、共有的独特文化记忆。一座城市的精神或观念，决非来自官方的发布甚至是夸耀——这样不仅因为很难把握时代脉搏难免以偏概全，陷于越求全而越不全、越求精彩而越偏颇，即便是某些“精确”的概括也会因失之于个性和特色而难以得到民间的呼应和认可，顶多只是做热闹的文章，最后都难免沦为“自说自话”。这次评选启示我们，观念的提炼也需要以人为本，在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可以通过全民教育和集纳民智的做法，积极发动民间讨论、评选，推选出一系列深入人心、广泛认可的时代观念和价值理念，激发市民对城市核心价值的共识与认同。同时，这次评选活动也雄辩地证明了，深圳为全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不是高楼大厦和物质财富，而是体现时代精神、引领改革开放的先进观念。
深圳十大观念评选出来之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此基础上，今年5月，我们编纂出版了《深圳十大观念》一书，全书25万字，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同志专门作序。几个月来，《深圳十大观念》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几度加印，影响远及全国各地。在第十二届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中，该书被来自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和台北等地的文化和媒体界评委评选为“年度十大好书”，并推举为唯一一本“年度推荐”书籍。
在我的印象中，一座城市以“观念”为主题开展评选活动，可能是深圳的一个创举。在评选和宣传“深圳十大观念”的过程中，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观念之于社会历史，观念之于城市，究竟会发挥何等的作用和价值?为什么创新的观念会在某个特定的地域产生?观念的产生有没有规律可循?在此，我们从城市历史发展角度概括做出解答。
一、观念进步与思想解放
仅从字面上解读，“观”是看，“念”即是想。有所见，就会有所想，看得多了，想得多了，对事物就会形成比较稳定的认识，这就形成了观念。观念不是简单的观感与一般的看法，而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是实践与思考的结果，是主客观融合而形成的世界观。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巨大的思想观念。在被称为“轴心时代”的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三世纪，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无论是东方古中国的“百家争鸣”，还是西方古希腊、罗马的“公民广场”，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也是观念迭出、思想解放的文明繁盛时期。在轴心时代里，东西方的先哲们——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孔子——提出的许多思想原则和观念意识，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直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新的危机或处在新的飞跃时，仍然会常常回过头去，从轴心时代先哲们的思想宝库中去汲取滋养、求索答案。可以说，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观念的变革史和进步史。
(一)观念的领先作用激发社会变革
新观念是时代变革的先导和旗帜，新观念的产生和形成推动着社会变革和文化更新，社会变革需要观念的指导，许多社会变革就是为了推动某种观念的实践。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指出，“一场革命需要观念来添加燃料——没有观念，出现的仅仅是叛乱或政变。”这是说，一场社会运动只有以先进的观念为引领，才能具有革命意义;一场革命最后在历史长河中沉淀开来，能够形成一段灿烂的光彩，必须以先进的观念为其内涵。
人的思想观念或社会意识发展变化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是不完全同步的。这表现为两个方面：先进的思想观念先于社会存在而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存在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因而具有先导性;另一方面，某种社会意识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地强化和固化其格式、惯性，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稳定性，也即社会思维定势或观念定势。这种稳定性相对于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要求又会表现为滞后性、保守性，于是就出现了“思想禁锢”“传统束缚”等问题，在强大的保守思想意识笼罩下，新生的先进思想观念开始冲击、碰撞、突破，解放思想不可避免，社会变革势在必行。
1.新观念是社会变革的号角。
新观念通过其领先作用，集中表达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启迪着社会大众的觉悟，引导着社会变革的开始，开辟着社会发展新道路。在西方，以人文主义新观念为引领的文艺复兴运动，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开辟了人类文明的新道路;正是由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启蒙运动先驱孕育出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思想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先导，开启了近代人类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在中国，先秦的“百家争鸣”推动了新思想新观念的繁荣，奠定了古代中华文明的学术文化基础，其所推动形成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儒家正统思想，引领着强大统一的中华帝国的崛起;而新文化运动的发动重新开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解放新局，五四运动的爆发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打破传统僵化封建的儒家文化束缚，唤起了现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觉醒，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2.新观念还对巩固社会变革成果、完善社会组织形态具有强大的能动作用。
社会变革的目标和成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会受到习惯势力的挑战。社会变革中形成的新观念，为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和完善指明了方向和准则。例如，深圳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主要针对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锅饭”。它的振聋发聩的意义并没有在这个口号提出时显现，而是由于深圳的践行带来了“大锅饭”体制机制最终被打破，引发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进而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此过程中，这个观念对社会变革所发挥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和完善功能，也逐步显现出来，并最终在全国得到认同和普及。同样，十大观念中“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等关于读书的观念和“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这些是在社会变革完善过程中提出的，它们适应了城市发展“拼管理”阶段的要求，成为制度建设的风向标和准则。
(二)社会变革催生观念的创新
新观念是时代变革的产物。观念的创生与发展，是社会变革中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聚合反应，是社会历史演进和跨越的鲜明界标。
1.新观念不是任意产生的，观念更新在社会变革中迸发。
从表面上看，一个观念好像可以随人心愿任意地提出来，但实际上，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经得起磨练的观念，却是要经过一个较长的甚至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能产生。回顾人类历史，真正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新观念恐怕并不算太多。这就是说，观念并不是随意产生的。观念的产生，是直接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观念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它归根到底要受经济基础的支配。可以说，社会生产生活制约着观念的内容，社会生产生活的变革决定了新观念产生的必然趋势。
2.观念转变不是机械的、刻板的，它是思想解放的先导。
社会生产生活的变革决定了新观念产生的必然趋势只是表明，这种“决定”只是一种“必然趋势”，并不是说社会生产生活有了变化，人的观念就会随之机械地立刻发生变化。社会生产生活的变化只是为新观念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并不等于新观念就此宣告完成了。例如，十四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市率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并引发了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进而带动了欧洲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中国虽然在明朝中后期(即16世纪)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发达的手工工场却并没有给大明朝带来思想解放运动，也没有产生主导性的新观念。
事实上，恩格斯后来也专门讲到了观念自身发展的规律问题，他指出：“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那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其中的“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实质上就是讲观念自身的生成、更新的规律问题，是研究观念的基本命题。它不仅包括观念随着自己赖以产生之基础的发展而发展以及在与基础的相互作用中充实和检验自身，还包括历史上的思想文化对人们观念生成、更新的影响作用，以及观念之间的冲突和碰撞对观念更新的推动。
3.新观念的产生是历史的、现实的，是生动活泼的，观念的碰撞、争锋有利于打破思想的桎梏。
所谓历史的，指新观念是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历史的转折越深刻，观念创新的程度也就越深刻。深圳观念就是中国历史转折的产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飞跃;再比如，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精神是欧洲历史转折的产物，由佛罗伦萨产生并进一步扩展到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成为欧洲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因此，反映历史转折的新观念一旦产生，就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震撼作用和持久的影响力，就会在思想发展史上赢得历史地位。像这样的新观念，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正如历史转折不多见一样。这就要求我们，对历史转折和社会变革时期的新观念，要特别地重视、特别地珍惜。
所谓现实的，指新观念是在现实条件下产生的。在历史转折中，新生力量虽然在理论上是合理的、有生命力的、有前途的，但是要找到一个现实的突破口，却并非易事。各种新生力量只有聚合在一起，集中形成强大的突破力，在一定时空中占据相对的优势，就能激发出新的观念。比如，中国明末清初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没有带来社会变革，固然在于强大的专制统治，但更为主要的是当时并没有产生能够引领社会思潮的新的观念。当时虽然江南一带也形成了东林学派、扬州学派等文人学士团体，或讲学议政，或吟风弄月寄情山水，或埋头考据皓首穷经，虽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追求自身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但并没有提出政治、文化上的崭新主张，难以影响左右整个社会思潮，使思想启蒙之火花迟迟未能绽放。这也反证出传统封建文化禁锢之深，虽然维持了长期的稳定，但是压制了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
新观念的产生是生动活泼的。它可以表现为文学作品，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可以表现为哲学著作，如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也可以表现为一个口号，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还可以表现为一个故事、一个决定，中国古圣贤孔子、孟子、荀子就是通过讲述故事来阐扬“仁、义、礼、智、信”。
(三)文明之间相互碰撞融合促进观念变革
异质文明的碰撞往往会推动观念创新，进而带来文化更新。观念在流动的汇集处孕育了新文明的诞生。人类的观念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文明并不是与世隔绝、孤立自在和自我封闭的，它需要通过与其他文明的对话、接触和交流，获得新的活力、焕发新的生机，才能茁壮成长、发展壮大。我们要有广阔的胸襟接纳外来优秀文化观念。
1.观念的开放、碰撞与融合，会产生新质的更具生命力的文化。
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以其自由、平等和机会所代表的“美国梦”，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移民，来到新大陆开疆拓土、改变命运、实现梦想。是美国观念把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群聚集在一起，使美国成为文化的大熔炉。几个世纪以来，从清教徒追求的宗教自由，到奴隶期盼的人身自由，到后来的经济自由、表达自由，美国延续了法国启蒙时代的精神理念，改造了英国的政治体制和自由经济理念，以“自由”“平等”等最高价值为中心，源源不断地进行着种族的融合、文化的融合、观念的融合，无论是新教徒、天主教徒，无论是白种人还是其他种族人，在这些问题上得到了统一。所以，在公平和法治观念旗帜下，美国民族实现了真正的融合，最终形成所谓“美国精神”的具有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
这是自由、平等、法治、公正等社会观念的巨大作用。如果美国文化只是诗歌和戏剧并将此当做统合力量的话，未免舍本逐末，历史上也不可能靠这些东西来实现民族振兴。把人民联合在一起的还是要靠观念。是观念使处于黑暗之中的人们看到了伟大光明。
再看在中国发生的观念冲突与融合的变迁历史。以五四运动为发端的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观念变革，就是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结果，它使晚清以降的中国社会，从器物而制度的急剧变化转型，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而且，这种碰撞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于上世纪80年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近代以来中学、西学的碰撞、论争、融合、流变，所带来的观念变革也是空前激烈、亘古所未有。然而，这也不过是中华五千年观念沿革更化的一环，只不过这一环的变革尤为深刻、影响尤为深远。
从中国观念史上看，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观念迭出，自不必说。中古以来，儒、道、释的冲撞与融合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五胡乱华”，而后南方士族和少数民族相互融合。两个族群之间本来有巨大的差异，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都不同，是什么东西使他们能够融合形成统一的生生不息的、历史再无中断的民族呢?还是观念的作用。据陈寅恪的研究，判定胡人或是汉人，不系于种族，而系于文化(详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文化的核心即是观念。民族的融合就是观念的产物。共同信奉的文化理念把不同民族的人民融合在了一起。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儒、道、释三家思想并存，儒学历经了新道家思潮(玄学)和佛、道二教广泛传布的冲击而不衰。及至隋唐，国家统一，社会生活发展有序，与此相应，思想文化领域中儒、释、道“斗法”的无序状态也被以儒、释、道“互补”的有序文化格局所替代，儒释道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观念核心。
以观念史观之，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最终的崛起，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来源于文化观念的碰撞融合。衰落是因为文化观念的落后，再次振兴也必然是因为文化观念的改造。正因为观念的落后，造成了这个民族曾经九死一生的尴尬境地，也因为观念的更替，我们开始走向光荣与梦想，使伟大降临到中国的身上。中国几千年来，虽时逢乱世，社会的更化促进观念的迸发，也为观念的碰撞融合带来勃勃生机，推动着文化和观念的升华。
2.观念的变革，通常会在传统束缚相对薄弱的地域产生。
新观念所引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在当时社会思想体系的核心部位和深层部位发动的根本变革，它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不是表面的，而是根本的，它指向的是人的习惯势力和思想痼疾，是在历史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缓慢形成而又习以为常的某些社会意识内涵的缺失和扭曲，是潜藏于人的心灵深处却又支配着人的日常行为的价值习惯程式。新观念的倡导者和捍卫者，并不都是胜利者、快乐者。他们会遭到习惯势力的压迫和打击，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布鲁诺为新宇宙观献出了生命，马克思为新世界观而流亡欧洲。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这样的人物何止万千，有许多鲜活的事例就在我们身边。
这里，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文艺复兴为什么首先会在佛罗伦萨发起?因为佛罗伦萨有孕育新观念产生的各种现实条件。一是新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佛罗伦萨是当时欧洲商业、银行高利贷资本最早繁荣的地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在此萌发，为新观念产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群体基础。二是新政治体制的诞生，佛罗伦萨的城市共和国政体具有比较明显的民主性，为新观念产生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障。三是新文化因素的孕育和成熟，用以反对封建神学的古典作品更多地保存在意大利，为人文主义者表达新思想、新观念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这些因素的共同根源就在于，当时的佛罗伦萨远离欧洲大陆中世纪黑暗宗教神学的长期禁锢，使其能够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主导者，用观念的号角唤醒在古堡中沉睡的欧洲，成为“文艺复兴之城”。
将目光转回深圳。深圳的观念的勃兴，不能否认得之于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变革和社会实践，而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得风气之先，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深圳之所以能够产生新观念，是因为这座移民城市的传统观念相对淡薄，是因为这座前沿城市的文化具有开放多元的特征。我们说，深圳是解放思想的产儿，深圳经济特区就是在冲破种种思想藩篱中横空出世的;深圳又是思想解放的闯将，“敢为天下先”，源自西方的创新精神、平等观念、创造价值等等在此被人们普遍接受。30多年来，深圳正是以大无畏的气概，想常人所不敢想，行常人所未敢行，“闯”入一个个传统观念的禁区雷区，引燃一个个振聋发聩的思想观念大爆炸：关于特区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关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讨论、关于特区是否继续“闯”的分歧和争辩……这些先进的观念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受关注的前沿突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新移民来到深圳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开发创业，开辟了特区改革发展的新路径，开拓了新思想新观念的发展空间，使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进入了一个新境界，推动了深圳经济的超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正是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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