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后时代的传承守望与思考

　　日前，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题为“呵护传承人，关注守望者——非遗后时代民间文化传承的实践与思考”论坛上，与会专家就近年来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传承状况、遇到的问题与困惑以及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开发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

　　从“重申报”向“重传承”过渡

　　“目前，非遗传承人的生存状况仍然堪忧。”民间文化传承人代表赵兴寿表示，造成这一状况有多种原因：传承人的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村落的消失、大量的农村劳力进城，造成了村落空巢；经济利益的驱动造成民间文化传承断裂，传承人所创作的作品产生了文化上的变异，使非遗面临着消亡；不少地方对于文化遗产的意义认识不够，没有很好地承担起对非遗传承人的管理和帮助；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文化的观念，致使非遗保护在经济发展中仍旧处于弱势地位。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曹保明认为，无论是濒临消失还是尚有活力的民间文化，都要注重扶植传承人，他们的每一个姿态、每一种腔调、每一个表现手法都在传承民间文化的血脉，承载着民族的精神，如何扶持民间文化传承人，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复杂而具体的课题。

　　“非遗大都根植于田野、村落，大批村落的消失会使非遗陷于无本之木的境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建议，一定要把非遗保护和传统村落保护结合起来，这样才会留住传承人，才能保护村落的文化空间、文化土壤、文化生态。

　　从2003年便开始奔走于贵州西部做田野调查，立志做一名苗族史诗《亚鲁王》收集者、整理者的“80后”杨正江表示，要重视培养年轻的传承人，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到保护民间文化的工作中来。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指出，目前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已进入调整过渡阶段，从“重申报”向“重传承”过渡，在梯队构成上，从以高龄行业掌门人或领军人物为主，向五六十岁的中坚力量过渡，也有“70后”青年艺人涌现，目标也是找到合理的衔接点，来促进传承。他建议，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参照韩国“人类活珍宝”保护体系和日本“人间国宝”等做法，通过名录制度来保护文化传承人。

　　专家要提供保护标准和方法

　　如果说鉴定、命名、抢救是政府和专家学者在非遗保护时期的主要工作，那么，进入建立在四级保护体系基础之上的非遗后时代，如何科学保护非遗则成为专家学者面对的新问题。

　　“非遗后时代，专家不能缺席。没有理论的提升和指导，保护工作就会流于表面甚至失去方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杨提出，学者和专家应该充分认识到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理论建设不能脱离实践，要把书桌放在田野，和传承人保持互动。

　　“民间创造，精英挑选”，这是冯骥才对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工作的观点。他认为，文化传播不能肤浅，要想让更多的人正确认识非遗的文化价值及其精神内核，就需要借助专家的有效解读，以利于树立正确的社会传播导向。专家学者要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勇于承担责任，走进民间帮助艺人传承与弘扬民间艺术，这也是专家学者的时代担当。非遗虽然是百姓在生活中创造的民间文化，但要从文化的高度认识，以精英的眼光挑选，才能去芜存菁，找出真正有保护价值的珍品。

　　同时，政府作为遗产保护主要责任的承担者，对保护什么和怎样保护的概念应进一步清晰化。曹保明提出，专家们应该参与帮助政府制定法规和政策，提供具体的保护范围、标准和方法，避免保护工作陷入误区。

　　应建立传承人淘汰机制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非遗就是一种资源，推向市场就是保护和发展，甚至出现不合规律的‘打造’，使其失去了文化内涵。”潘鲁生强调，非遗申报是立“军令状”，是庄严承诺，是向全社会宣示要承担保护该项遗产的历史责任；这不是上光荣榜，更不是做商业广告。如果以保护为手段、以追逐商业利益为目的，不但违背了非遗保护工作的初衷，违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更会使宝贵的非遗遭到不应有的损毁，使我们有愧于先人和后代子孙。

　　“面对经济利益，面对市场，传承人一定要坚守，不要迷失方向。但我们发现，一些非遗传承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在一些投资人的运作下，将非遗弄得面目全非，有的已经失去民间传承人自我身份认同的光荣感和自觉感。”冯骥才呼吁，要对已公布的传承人进行考核，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要建立淘汰机制。

　　文化学者刘锡诚提出，非遗的核心要求是原汁原味地传承，非遗的真正价值不是创新而是保留。既保护文化遗产的艺术形式，也保护它的生存土壤。一定要正确认识非遗的文化价值及其精神内核，树立正确的社会传播导向。他认为，现阶段应以抢救为主，慎谈发展。中国很多传统文化都是传统手工业性质，如果不按照原有的性质发展，而是作为经济资源去追求利润最大化，用机器压制、批量生产，使手工的性质发生改变，非遗就会变质。非遗保护与产业化开发有矛盾的一面，但只要将保护与开发工作分开来做，真正做好生产性保护工作，双赢也不难实现。

　　专家们表示，无论是政府、商界还是专家学者，都应该以适当的身份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中。这其中，政府的定位是统筹管理，学术界是科学指导，而商界则是在科学保护基础之上进行适度参与。政府、学界、商界，任何一方的过度参与都会对非遗的自主传承造成不必要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