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对外翻译与出版，情况一直不容乐观，原因何在?最近，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二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15个国家的27位卓有成就的汉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与中国作家、学者聚于一堂，就此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苏童《我的帝王生涯》俄语版封面、莫言《生死疲劳》德语版封面、毕飞宇《玉米》韩语版封面
这场交流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信息与启迪。尤其是我们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品。但是，囿于传统因袭所产生的政治偏见、囿于文化隔膜所产生的理解困难，加上翻译本身所面临的困境，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仍任重道远。
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两个奇怪的现象：一是无论国内的文学创作如何如火如荼，精品力作如何层出不穷，读者们如何望穿秋水，诸多国际大奖总不见花落华夏；一是中国作家与学者，往往对外国文学大家及文学作品了若指掌，而国外的很多读者却连曹雪芹何许人也都没搞清楚，遑论中国当代作家。
中国文学的引进与输出，创作实力与世界声誉，实在有些失衡。
当代文学莫要“锦衣夜行”
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已让不少中国读者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怨尤。我们果真缺乏优秀的作家与作品吗?答案是否定的。仅以长篇小说为例，从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到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部部可圈可点；从贾平凹、莫言，到苏童、毕飞宇，人人才华横溢。深厚的历史传统，灿烂的民族文化，丰富的当代生活，再加上一批既有实力又不乏雄心的写作者，中国当代文学没有理由输给别人。
原因可能不在文学本身，而在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鸿沟，在于中国当代文学未被世界真正理解与认识，不少与会汉学家、翻译家都谈到了这一点。俄罗斯圣彼得堡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叶果夫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一些应该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作品，中国古老的传统与当代现实在这些作品里交汇，给人留下了上等作品的深刻印象。中国文学不能锦衣夜行，应该积极走出去，让世界真正地认识与了解。”
锦衣夜行，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汉学家认为中国文学锦衣夜行，既有客观原因，比如语言障碍，也有主观原因，比如说一些先入为主的阅读成见阻碍了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我觉得其他国家对我们社会有一种偏见，认为我们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家。在他们眼里，伟大作家如果要出现，那一定得‘反体制’才行。这样的标准显然过于政治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学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作家刘震云说。
外国汉学家、翻译家也不讳言这种阅读偏见的存在。西班牙汉学家雷艾琳教授表示，西班牙读者更青睐那些在中国“备受争议”的作品，比如因为处理性爱题材过于露骨而被禁的作品，却较少分析这些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这样既造成了中国文学不尽如人意的接受现状，也阻碍了西班牙读者真正了解中国文学的精髓。
捷克的情况更为发人深思。捷克学者李素介绍，捷克的读者对中国保持着两种态度，对古代中国的盲目崇拜与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偏见，“捷克读者一向保守，不愿意抛弃自己对中国的想象，只是希望通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来确认他原有的想象与认识”。
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只为确认原有的想象，而非获取新认识，这并非匪夷所思的个别现象。很早以前，爱德华·萨义德就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做过类似的描述：“东方”其实是被欧洲人造型的一种想象。至于这种想象到底准确与否，他们却没有兴趣去一勘究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代文学要真正走进欧洲读者的心里，确实任重道远。
文学对外翻译的“可怜百分比”
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其实早已开始，只是效果似乎一直不理想。与会的学者、翻译家提到，从世界范围来看，21世纪的中国文学几乎是没有声音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声音也比较微弱。在2007年出版的被认为颇有权威性的《朗文世界文学选》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仅有鲁迅《狂人日记》一篇入选。
韩国翻译家金泰成对韩国的文学出版市场做过一个调查，他发现“欧美文学在支配着韩国人的文学阅读”。韩国最大的熊津出版社出版的《企鹅古典系列》，109部书中欧美文学占了80部，北美文学占22部，亚洲文学只有4部。民音出版社出版的234部《世界文学选集》中，欧洲占153部，北美占44部，亚洲只有17部……
在美国的文学市场上，翻译作品所占比例大概只有3%左右，而在3%的份额中，中国当代小说更是微乎其微。而且，美国大多数商业出版公司似乎已经认可了这种“美国人不看翻译小说”的现实，对出版翻译小说逐渐失去了兴趣。对此，美国翻译家白睿文表达了自己的愤慨：“(美国)文学上的排外主义已经发展到根深蒂固甚至非常离谱的程度。就连出版翻译小说的时候，都不愿意在书封上标上译者的名字，仿佛生怕读者一发现是本译作就会马上溜之大吉。”
与美国相反，德国是一个翻译家国度，如今德国图书市场上的文学类作品，每两本书中可能就有一本是翻译作品。德国的翻译家们不只热衷于引进“世界经验”，翻译文学本身也成为他们的一个可观的经济因素。但即便如此，中国当代文学仍然只占德国文学市场中的极小份额。
带上“种子”，也带上“水土”
我们的当代文学在国外图书市场占比有限，预示着我们的文学向外走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原因在于水土有别。文学的翻译与出版，恐怕首先也得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即直面文化的差异。换言之，想要把中国当代文学推向世界，不光要带着种子(文学作品)出去，还要带着水土(文化背景)出去。
不难想象，如果外国读者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一无所知，那么对生长于这种文化历史背景里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他们也不可能理解与接受。美国学者桑禀华一直致力于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学，她说：“在美国大学生中，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知道宋代是什么，科举考试是什么，或是听说过《红楼梦》这个书名。对孔子有所了解，知道毛泽东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一。所以要把中国文学推荐给他们，首先得让他们更了解中国。”为此他撰写了一本《中国文学简介》，并寄望于这本书能帮助美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与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由于忽视了文化背景的差异，意大利出版的《狼图腾》成了橘化为枳的案例。这本在中国极度畅销的小说被意大利蒙达多利出版社以高昂的版权费买了下来，孰料在意大利图书市场上却遭受冷遇，蒙达多利出版社因此赔上了大笔银子。埃及翻译家阿齐兹翻译了沈从文的两部作品《边城》与《萧萧》(译为《小新娘》)，两本书在埃及的境遇与中国恰好相反，在中国大受欢迎的《边城》销量反倒远逊于《小新娘》。阿齐兹分析说：“这可能是文化差异导致的，《小新娘》的书名更为吸引埃及人，而且大多数阿拉伯读者更爱看短篇，并且偏重于故事情节。”
除此之外，则需要克服翻译本身的问题，包括语言的掌握与翻译队伍的培养。很多与会外国专家都提到一个困境，那就是在他们的国家，精通中文的翻译人才极度匮乏。不少国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都不是直接从中文翻译，而是从其他语言的版本转译，这样往往使译作与原作相差甚远。另外，由于当前翻译报酬偏低，出版社出于商业利益考虑又不能容忍十年磨一剑般的翻译进度，因此要想培养一支高质量的、负责又稳定的翻译队伍，殊非易事。阿齐兹说，他在埃及几乎就是孤军奋战翻译中国文学作品。
文学远征应当谋求合力
正因为向外传播尚面临着复杂的情况，中国当代文学要想登高涉远，谋求合力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个合力包括政府与民间，中国作家与外国翻译家，以及外国出版商之间的合力。
与会翻译家直言，当前中国文学的翻译与出版缺乏规划。德国翻译家郝慕天说：“在德国，一本中国小说的出版，仅仅是源于一次巧遇或一种尝试。而且这种无计划性表现在不仅对作家、文学流派的选择随意性较大，就是对同一位作家的作品翻译，也缺乏系统性。”毫无疑问，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多样，远不是几位作家几部作品所能代表。这就需要政府与民间形成合力，最好能制定一个系统全面且有所侧重的翻译计划，并给予有力支持。而且，在有计划推介文学作品的同时，相应地进行中国文化的推介。
其次，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归根结底需要依赖一批精通中文的外国翻译家与学者，如果中国作家能与这些外国翻译家进行有效沟通，形成合力，将既有利于外国译者快速锁定有价值的中国作品，也有利于中国作家深度了解别国的读者心理与出版行情。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作协连续两次举办的汉学家文学翻译研讨会，确实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因为它在中国作家与外国译者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促成了一支稳定的中国文学翻译队伍的形成。
外国出版商之间也需要进行协调。这两年，国外出版中国文学作品已逐渐由大学出版社转向商业出版社，甚至一些国际出版巨头也开始关注中国文学，这当然值得喝彩。但是商业出版社必然会优先追逐商业价值，这就可能导致碰见畅销书就一拥而上，书不畅销就一起撤兵。这种骤冷骤热的恶性竞争，必然会戕害到出版市场的长期发展。与其这样，还不如提前有效沟通，细分市场，做出各自特色，形成出版市场的共赢。
今天，世界阅读中国已有很多渠道，但是文学始终是一个独特而富于魅力的选择，世界需要通过文学观察中国，中国也需要通过文学来展示自己的真实形象。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早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只不过这次驼背上托载的不是瓷器、茶叶，而是文化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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