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困境

　　编者按：

　　当中国硬实力崛起时，软实力应该如何跟进?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应该如何定位?这些问题的答案，深深植根于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思想恰恰是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久前，清华大学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举办了“中国软实力与文化外交”学术研讨会，本报约请了部分与会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对文化建设和软实力的提升提供参考。

　　从根本上来说，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由内而外的释放过程，既取决于中国文化资源自身的特性，也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传播，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不利于软实力的提升。结合两方面的因素，不难发现中国软实力的困境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文化精英化。

　　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更多属于少数社会精英的文化。在中国社会，文化被视作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文化与社会地位、财富和名誉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在中国，有文化的人被视为是“圣贤”、“贤能”或者“有学问的人”，可以从社会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受超大规模社会紧张的人与资源关系制约，有文化的社会精英不愿将文化世俗化，转化为被社会大众所共享的公共资源。因此，中国文化的精英化使得文化资源变成了一种硬权力，而不是软权力，文化始终走不出少数社会精英的小圈子，没有转化成为具有世界号召力的软权力。

　　首先，中国文化没有做好特殊性与普世性的转换。任何文明都是特殊性与普世性的统一。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曾与其他文明体系有过三次重要交锋。在汉唐时期，中华文化与佛教文化交锋，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元之后，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明交汇，产生了影响至今的回教文化，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明清之后，随着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华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交汇，催生了一波波的西学东渐浪潮，中国汲取了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大量成分，汇入了中华文化的主流。然而，经过三次文明交融、交汇和交锋，尽管中华文化与各种外来文化实现了融合发展，但中华文化始终停留在亚太地区，没有成为一种普世文化，始终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地区文化。

　　其次，中国文化没有做好经典化与世俗化的转化。由于中国文化为少数社会精英所掌握，在文化品位上更强调高雅文化，过于追求阳春白雪，中华文化不缺国粹精品，在文化艺术领域可谓经典云集。但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缺陷是文化世俗化和大众化程度比较低，大多数文化学人不愿意主动做下里巴人式的世俗文化，不愿意将文化产品社会化和大众化，普通百姓缺乏应有的共享文化盛宴的机会。同时，从对外角度而言，中华文化观是不平等的“华夷秩序”，明确上下亲疏，确立朝拜册封礼仪。一方面要求诸蕃贡使来朝表示自己奉大以诚和一心向化——向往中华文明的追求;另一方面作为“回礼”，天朝大国遣使赴各国施以册封，对诸“藩”国的朝贡、向化之心与实际行动表示嘉奖;同时对诸“藩”王提出要求，要他们“常奉正朔”，“宁人保国”。

　　再次，中国文化没有处理好融合性和冲突性的关系。尽管早在《易经》中确立了“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文化精神，但中华文化自秦汉以后，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影响，更强调文化的融合性，淡化文化的冲突性关系。尤其是经过宋明理学的改造，中华文化崇尚“和而不同”，恪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信条，中国文化不喜欢激烈的冲突，喜欢包容，尊崇厚德，缺乏西方文化那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性。因此，中华文化没有主动向世界扩张，更强调内圣外王，重视道德教化，缺乏基督教文明外方传教的“使命感”。中华文化更安于作为一种地区文化，没有文化扩张的欲望和内在激励，此种安分守己、敬天保民的思想限制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使得不仅宋明之后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受到制约，而且在硬实力比拼上也渐趋下风。

　　第二，文化非杠杆化。

　　任何文化要想成为更大范围内大众追随的生活方式，均需要具有一系列功能强大的支点和杠杆。以西方文化为例，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化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大的文化权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文化获得了宗教革命、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社会权力杠杆。通过这些杠杆，西方文化将自身的文化精神融汇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日用而不觉，逐渐转化为不可抗拒的文化权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世界受到欧风美雨的强大冲击并非完全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软实力影响，更重要的是借助于硬实力载体和各种社会性权力杠杆实现的。

　　近代以来，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之所以下降，从根本上并非软实力的下降，而是国家硬实力的衰落。西方国家照样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西方的汉学家们一刻也没有停止研究中国的步伐。对他们而言，中国的文化充满着无尽的玄妙和魅力。虽然他们极不愿意承认中国比他们先进，却总也不敢公开说中国没有文化，只能说“中国病了”。

　　同时，相比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始终缺乏有效的社会权力杠杆。中国世俗化的信仰结构决定了缺乏西方宗教革命带来的持续性信仰权威支持，道德化的礼俗社会赋予中华文化以不可计数的伦理信条，这些伦理信条指导着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杜赞奇先生所说的“权力文化网络”，但并没有转化成为能够影响其他国家民众的“文化软实力”。

　　近代以来，在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现代性规划冲击下，中华文化始终没有获得抗衡西方文化的能力和空间。因此，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缺乏西方文化得天独厚的社会权力杠杆，大大限制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和空间。如何从总体上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效的杠杆，建立一整套将中华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权力的体制和机制，将是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

　　第三，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出路。

　　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飞速发展的今天，铸造中国的软实力，需要挺直腰杆，大大方方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为依托，顺应时代潮流，掀起中国文化建设的高潮，不断为软实力注入崭新的时代精神和世界影响，使之不断发扬光大。同时，要积极探索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体制和机制，大力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不断开辟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新舞台。具体来说，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出路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现文化软着陆。

　　中华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要善于通过柔性化的手段，实现刚性的文化软实力目的。特别是要用老百姓喜欢看、喜欢听的文化艺术形式表达中华文化理念，将看上去与西方文化存在深刻差异的中华文化理念，用西方民众熟悉的方式和手法传播出去，成为喜闻乐见的文化品牌。因此，各涉外部门要和其他部门相互配合，特别是不仅要在国外长腿，通过驻外使领馆、使团和其他代表机构，建立一个中华文化的传播网，也要在国内长腿，要把触角伸向千家万户，遍及社会各界，唯有如此，才能建立强大的公共外交，实现中华文化的软着陆。中国外交要积极开发中华文化在道德伦理领域的资源，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道德感召力，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资源。

　　二是实现社会软崛起。

　　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崛起速度非常快，国际社会难免会产生一种恐慌心理，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中国既不能因此而放慢发展速度，畏首畏尾，也不能对于此种顾虑毫不在乎，置之不理。妥帖的办法是在硬实力崛起的同时，也要重视软实力的崛起，要充分发挥人文交流的优势，通过大规模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推广取信于人，用心与心的对话感动世界，让国际社会接受一个强大、繁荣和值得信任的中国。

　　特别是要重视开发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优势资源，比如中医、中药、饮食、服饰、武术、气功、京剧、戏曲等，这些社会文化资源目前在海外受到推崇，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要善于挖掘这些社会文化中蕴涵的中华文化理念，凝练和提升文化价值观成分，夯实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是要实现国家软驱动。

　　传统上，驱动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动力是利益和权力，凡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事就做，不利于国家利益的事就不做。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光看重国家利益是不行的。作为一个大国，不仅看重利益，还要看重价值，要讲原则，不唯利是图，要负责任，不文过饰非。要把文化立国摆在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不仅要弘扬传统文化，还要创造新文化，以此来获取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赖，建设一个文明大国。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