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是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承认一定程度上的道德失落、价值失范、社会失序,是理性、从容而富于勇气的表现。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对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充满期待,对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的世纪充满信心。
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让思想冲破牢笼。时间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十二五”规划正逐渐展开令人激动的美好画卷。值此继往开来的历史关头,只有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作为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突破制度、体制和固有思维习惯、阶段性理论结论的束缚,与时俱进才能真正成为现实,思想进步才能真正更上层楼,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才能迎来姹紫嫣红的春天。
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多一些理性精神,少一些颟顸武断;多一些小心求证,少一些大而无当的空洞论断。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我们涉及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是具体而实在的现实问题。在这样一些现实而严峻的问题面前,需要的是理性精神、科学思维,是基于事实和民意基础上的冷静判断、缜密论证,而不是不经证实的抽象结论。在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面前,任何自以为是的轻浮姿态,任何视群众为群氓的可笑观点,都必须自觉克服。谁也不是先知,谁都不能以真理化身自居。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在面临诸多困难的群众面前,还是让我们谦卑地低下高傲的头颅,回顾走过的路,反思也许并不总是那么理直气壮的抽象结论。
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少一些廉价赞歌,多一些鲁迅先生所倡导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精神。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引人关注,GDP第二更是极大地生发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在“责任论”与“威胁论”相互作用,“捧杀”与“棒杀”相互交织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我们需要的不是忘乎所以和洋洋得意,而是冷静自持,不为所动,既不做吹捧者吹捧的奴隶,也不做诋毁者诋毁的奴隶。相对于廉价的赞歌、无聊的满足、可笑的自傲,我们更需要善意的提醒、直言的忠告、甚至不那么入耳但确有道理的批评。知识分子应该成为“雅典的牛虻”,因热爱而不断地提醒和批评他的国家、他的理性健全的国民。
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真心实意地鼓励创新,唯陈言务去,非新话不说。虽然这是一个极高的目标,在实践当中很难达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起码要有这样的追求,这样的定位。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多一些宽容和支持,少一些变相压制和无限上纲,多一些“建议怎样”,少一些“这个不许”、“那个不行”。特别是要允许和宽容创新过程中的失误和失败,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要创造性地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创造性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不是以现成结论代替逻辑推演,以重复“口径”代替理论论证。要自觉摒弃“正确的废话、无用的真理”,少一些言语乏味、面目可憎的八股腔调,多一些富有创见和才华的个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