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濒危

2007年，“十一”黄金周期间，云南丽江古城游客爆满。(杜洋摄)

2009年清明假期，西塘的人潮。(周诚摄)

　　一

　　“如果就用一句话，你想对着镜头说些啥?”我在扪心自问。

　　这是2012年的5月14日。我站在大运河上的塘栖古镇岸边，在央视的摄像机前准备说出5天来的采访感受。每年的5月前后都是最忙碌的。为了“中国文化遗产日”的到来，一个由电视和文字媒介组成的小组已经持续工作了3个月。今年，我们选定古村和古镇，探访的主题是“文化遗产，是否存在濒危”。

　　在我身后，著名的广济桥在细雨中清晰可辨。毫无疑问，它仍是这里所有古朴风貌的核心，两岸的人们仍然以此作为每天生活的重要通道。塘栖古镇当年处在生命低谷的时刻，拆走了太多的古旧建筑材料，运往那时已经开始展现“第二春”的江南古镇，如乌镇，如西塘，甚至干脆烧掉。今天，我要了解的是：它，又在模仿乌镇吗?

　　2006年，乌镇、西塘、周庄和甪直，组合为“江南水乡古镇”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十字形的内河水系将乌镇划分为东栅、南栅、西栅和北栅。1999年，乌镇东栅开发工程开启;2001年，东栅景区正式对外开放，以其原汁原味的水乡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一跃成为中国著名的古镇旅游胜地;然后是规模更加宏大、围墙更高、效益令人惊羡的西栅……然而随着游客的蜂拥而至，真实、完整的风貌逐渐缩小变少，“再现”、“重建”成为最多最大。乌镇，已经可以说是半真半假的了——从列入“预备名单”至今，只用了短短的5年。

　　将摄像机在乌镇、西塘和周庄录下的画面同时展现，你会发现它们有着惊人的一致。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出感想，”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塘栖古镇对着摄像机将所见所闻做个概括：“应该呼吁将半真半假从中国的申遗预备名单上除名了。”

　　为什么?只不过是短短的5年。那时不仅有“江南水乡古镇”，在全社会一鼓作气努力下入选的更有“大运河”;那时的我们意气风发畅想无限。但没有人会想到有这样的时刻，去讨论如何去否定，去“除名”，而除去的，又是我们最好的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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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985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截止到2011年6月，全球共有725项世界文化遗产、183项自然遗产以及28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我国共有41处自然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占世界第三位。

　　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进入充分利用文化遗产，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期。迅速扩大的城市化规模，追求到极致的旅游人数，成为了显著的特征。

　　掰开手指一算，到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刻，我所加入的中国文化遗产日特别节目小组，足迹已经遍及云南、浙江、江苏、山西、湖北、山东、河南、江西、河北和福建的13个调查点。能够展现的，其实只是已拍摄到的众多文化遗产濒危乱象的极少部分。现实是，还有更多的文化历史风貌区，在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

　　几乎不用任何提示，你就会强烈地感到，这种破坏，常常是故意、或者至少是过失地人为进行的。

　　所以，也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来自于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越是频繁，破坏的速度越是加剧。所有的原因皆源于，经济利益成为了各地追求“申遗”和使用文化遗产的核心驱动力。

　　更何况，对利益的贪望，是没有上限的……

　　不得不说的，还有我们熟悉、自豪的云南丽江古城。1997年12月，丽江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丽江古城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的是水。在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述丽江古城的文字中，有着这样的描述：“丽江还拥有古老的供水系统，这一系统纵横交错、精巧独特，至今仍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水，在丽江文化遗产构成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丽江古城的房屋多粘水而居，随着水势构成一条与河流并行的建筑长廊，水道密布穿墙而过，形成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景观。水道与黑龙潭连接，黑龙潭为古城储存着来自玉龙雪山上的融水。北京大学的阙维民教授自2002年开始关注丽江生态环境问题，这也成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必修课程《城镇遗产保护规划》的教学案例。

　　按照阙维民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10年间，玉龙雪山的雪线上升了110米，“这就意味着每年的雪线上升了10米。如果玉龙雪山没雪了，如果玉龙雪山下游的渗水被挡住了，黑龙潭就没有水”，随之，丽江文化遗产核心价值中，水的原真性自然就消失了——这一切，都源自于迅速且过度的城市化，也就是说目前的开发水平，早已远超出了丽江文化遗产能够承载的最大容量。

　　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在真实和完整的标准下，丽江被关注的应是“过度”;乌镇、西塘和周庄，则是过多的“拆”和“假”。所以，如果探究记者为啥会冒出将半真半假“除名”的念头，则是因为现状和认知都在明白无误地阐明：再也不能通过半真半假的东西传递给社会一个危险的信号，即“过度”和“造假”可以瞒天过海、可以有未来。

　　与可以看到的消失相比，这种危险的信号，更加危险也更加缺乏应对的方法。我们称之为“第二种濒危”。

　　其实，“第二种濒危”受到关注，与全社会渴望进一步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密切相关。由关注物到关注人;由关注个体到关注风貌;由激情参与到方法参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如何破解“第二种濒危”的3个核心症结，就摆在了人们面前：

　　1、如何有效解决，在经济利益推动下，故意或者过失地放弃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敬畏和坚守，从而造成假遗产增多的难题。

　　2、如何尽快让公众认识到，文化遗产人人有份，是个于己利益攸关的“民生”问题。

　　3、如何为社会参与者和公众提供明确、有效的法律支持和可行的方法。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人类历史上难以循例的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阶段。“第二种濒危”，也成为这一段历史空间中最厚最锈、最难打开的一扇窗。

　　况且，根本没有退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