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思路
陈炎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其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发生在西欧的基督教改革原本是出自信仰动机，但新教伦理所表现出的现世的禁欲精神、努力的劳动观念、理性的生活方式却无意中暗合了经商逐利的市场行为，从而促进了现代经济的发展，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的宗教伦理中缺乏上述精神内涵，因而也就成为这些地区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的障碍。应该承认，马克斯·韦伯的这一研究在方法论上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因为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出发，试图寻找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动力。过去，人们只知道石油是资源、煤炭是资源，而没有意识到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经济的相继崛起，马克斯·韦伯的具体观点却遭遇到了现实的挑战。人们开始意识到：以世俗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文明并不像他所理解的那样，是与现代社会无法兼容的一具僵尸，而是潜藏着人们尚未认识的巨大活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范围的儒学研究热潮逐渐升温，儒家文明所包含的内在价值正在被学术界重新估量和评判。进而，儒家文明的现代转型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显然，这种文化的研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放眼世界的竞争：从资源的竞争到资本的竞争，从军事的竞争到科技的竞争，从人才的竞争到教育的竞争，从制度的竞争到文化的竞争……文化的内生动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文化的软实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然而，有竞争就会有冲突，文化间的竞争也会导致文化间的冲突。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认为：冷战之后，意识形态的冲突仍然存在，但已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次上认同文明。”他认为，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是很难兼容的。如果法律允许，一个人是可以有双重国籍的；然而我们却难以设想，一个穆斯林同时也是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因此他预言：“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然而，它的权利相对于其他文明正在下降。……其他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则试图扩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抵制和‘用均势来平衡’西方。因此，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就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出版不久，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爆发了。接下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乃至“基地组织”和所谓“伊斯兰国”（IS）等极端恐怖集团的兴起，好像都在为这部著作增添着注脚。因此，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如何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避免出现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结盟而对抗基督教文明的局面，又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当然了，不仅西方人关心儒家文明的当代命运，关心这一问题的，首先应该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华文明便开始了艰难而痛苦的现代化转型。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前无古人的情况下渐渐选择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这个“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实现传统的儒家文明的现代转型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孔子的故乡曲阜时要求理论工作者要把四个问题讲清楚：“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是有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近些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研究儒家文明的学术机构、学术组织、学术刊物、学术论著、学术会议大量涌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在选题方面，不少研究者缺乏问题意识，无法将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现代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爱做死学问，缺少新思路。第二，在视野方面，不少研究者缺乏全球化的学术视野，不能跳出儒学来看待儒学，在世界范围的文化比较中来研究儒学，从而也无法使儒学研究成为全球瞩目的世界课题。第三，在态度方面，不少研究者喜欢将自己的民族情感或乡土观念带进学术研究，将冷静客观的研究与激情澎湃的宣传混为一谈，从而也就难以保持一分为二的科学精神。第四，在方法上，不少研究者受制于传统学术范式的影响，喜欢延续传统经学的理路，不是对经学文本进行名物、训诂、考证，就是对圣人的思想进行微言大义的引申与发挥，而未能使研究的水准达到现代学术的高度。第五，在学科上，不少学者受制于自身专业的限制，不会从跨学科的角度思考和研究儒学，从而也就难以获得突破性的进展。第六，在手段上，不少学者仍然习惯于书斋式的演绎、推论的研究方法，既不会做社会学的统计分析，也不愿意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从而限制了学术的进步。针对这种局面，要使儒学研究实现一种历史性的突破，就必须联合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学校、不同国家的学者进行协作攻关，并搭建“文化基因”“文化实力”“文化转型”“文化安全”这四个研究平台。
所谓“文化基因”研究，当然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即从“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出发，考察儒家文化的义理结构及其构成的历史原因：为什么在四千年前的黄河流域，会出现这样一种非宗教性的世俗伦理文化？如果说，此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要从“时间”这一“量”的角度上判定中华文明产生的渊源，那么我们的此项研究是要从“义理”这一“质”的角度上判定中华文化产生的原因：其生命的源头在哪里？其本质的规定是什么？所谓“文化实力”研究，即从“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出发，通过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判定儒家文化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找到传统文化的“富矿”，以说明我们的“软实力”究竟在哪里？以及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其功效的问题。所谓“文化转型”研究，当然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即从“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出发，研究原属于农业社会的儒家文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扬弃其历史性的糟粕，弘扬其民族性的活力，并寻找到实现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的有效途径。所谓“文化安全”，同样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从国内的情况看，要研究儒家文化如何“走向基层”“走向民间”，从而有效地抵御各种邪教组织的入侵，恢复基层民众的道德素养，克服整个社会的伦理危机，确保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从国际的范围来看，要研究儒家文化如何“走出亚洲”“走向世界”，从而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教文化等其他域外文化相互补充、彼此共荣，防止误解、避免冲突等问题。
以上这些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既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既是专业的问题，也是非专业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都是关乎儒家文明现代命运、关乎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礼统的当代转化
关长龙
有关儒学之义理启蒙和现代意义的讨论可谓备矣，因应而起的学统追述和读经活动也颇能风靡宇内。然而如何在2500年后重新赓续儒学的大本达道，使之“本立而道生”，从而易俗移风，荫翳当代，似仍有许多学术的解读和体证的功夫要做。此事关系儒家文明（或曰礼乐文明）之传承与弘扬，故有讨论之必要。
孔子云：“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孟子云：“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淮南子·精神训》因而申之曰：“夫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则无一之能知也。”皆致意乎人类的终极关怀，故扬雄论儒者云：“通天地人曰儒。”（《法言·君子》）盖得儒学命字之本意矣。《说文解字》以为“学，觉悟也”，即有生命体证之意寓焉，非仅如今所谓知识的习得与积累也。故朱子每以“一本万殊”喻儒学之法统（《朱子语类》卷二十七），盖正以此为中国儒学之根本特征。
“一本”之论叠经汉宋学人的道体、太一、太极、神明、天命、元气、太虚、天理及其散在万物与人的性理、魂魄、性灵、心性、鬼神等多维表述，又兼佛教、道教之本体、功夫体证的交相佐契，已颇能浃洽士庶之心，成为人们“进善修德”“变化气质”的生命觉证之据。然至今日，人类的认知已在大尺度宇宙学、小尺度量子学，以及全息混沌学、生命基因学诸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儒学的本体“精魂”正宜因此而刮垢磨光，再放异彩，从而继续成为人们生存中值得信赖的生命“主宰”，当心灵的管键触碰到它“唯精唯一”的锁钥之时，灿烂的“道成肉身”之气质转变即得以完成。《大学》于“修身”之前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目之论，则“格物”认知的习得之后，伴随见闻之知的理性边界已然出现，其于未知领域的安顿则要由德性之知来延伸“推测”，斯亦儒学本体论因以形成的基本理据，此与今日科学认知的边界出现之后，由科学假说来足成那些未知领域的可能存在一样，牛顿“第一推动力”的“假说”应该与儒学本体的思考有着不谋而合的“格致”共识。道统之说远矣，然终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毕竟“道”体之弘明才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唯即万殊而言，虽然觉证道体者可以“率性”合义、“不勉而中”，然于尚在“觉悟”路上的众庶而言，其因义路礼门（《孟子·万章下》）而入此“一本”道体的堂室则仍有十分之必要。因此作为“达用”之基本依据的“礼统”赓续在今日亦显得尤为迫切。按《说文》谓“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此“神”即终极本体之谓，而“福”字《礼记·祭统》释为“备”也，乃“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之谓也。历代贤达为此裒集了丰富的“礼统”仪则，以为自己、家人、国人乃至天下“来学”者们的生存依据，传统中国也因此而被誉为“礼义之邦”。然自清末以来西学东渐的强势影响，旧的“道统”信仰之体的转变尚未完成，与之相伴的“礼统”认同之用的现代转化自亦仍在彷徨之中。《礼记·礼器》云：“礼，时为大。”故自礼经形成之后，制礼作乐的实践皆代有因革，文献之存于今者，其国典若唐代之《大唐开元礼》、宋代之《政和五礼新仪》、明代之《明集礼》、清代之《大清通礼》，又有士大夫齐家之作如汉班昭的《女诫》、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宋代司马光的《书仪》、朱熹的《朱子家礼》、明吕坤的《四礼翼》、屠羲英的《童子礼》、清张文嘉的《齐家宝要》，以及各地民间所行之仪等等，其有“事神致福”之功者，皆能契于传统认同的礼义之实。且值此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智慧的交流借鉴之便，足资“礼统”当代转化“坐集千古之智”的缘起。孟子云：“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正谓理义认同的存在可以为生活方式选择的最优化提供可能。因此，与“道统”之当代转化必须借鉴整合当代的科学认知成果一样，“礼统”的当代转化也必须在釐析本国传统的基础上，进而借鉴整合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之智慧才能完成。
德国学者雅斯贝斯（KarlJaspers）指出：“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儒家文明的赓续也必须回到人类理性发展的共识之途，返本开新，激活并坚振我们心中的道统本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周易程氏传·序》），进而绽出和谐清新的礼统之花。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儒家文明的现代价值
翟奎凤
“文明”一词出自《周易》贲卦的彖辞“文明以止，人文也”，又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由此可见，“文明”在中国固有的文化系统中其基本意思即是指人文教化，其目的是要化成天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使社会和谐，致天下太平。应该说这些也体现了儒家文明观念的基本内涵。
一说到巍巍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我们会想到很多，包括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文学艺术，甚至科学技术等等，但是其主体显然是儒家思想及其在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中具体的历史的展开。在国际文化和世界文明的视野下，一定程度上儒家文明就代表了中华文明，孔子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中华文化，这是我们今天在海外以孔子学院来传播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重要原因。
一般认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实际上就儒学的根本经典六经而言，孔子是“述而不作”，他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六经是尧舜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结晶，代表了古老中华文明的大传统。孔子及其弟子通过作传、述论解经的形式对中华文明的大传统作了创新性发展。之后的汉魏隋唐、宋元明清，儒家一直居于中华文明大传统的地位，维系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生生不息与繁荣发展，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不断拓展、中国社会的和谐进步作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
当然任何一个文明体，都不是天然就有，也不会一成不变，文明本身也总是在随着历史而推陈出新、生生日新。一种文明若拒绝与外来思想文化进行碰撞融合，长期在一个封闭体系内故步自封，其命运必然是走向枯寂衰亡。儒家在历史的展开中不断与诸子百家特别是与外来的佛教进行对话、交锋和融合，才保持了自己旺盛的生命力而绵延不绝。近代的“打倒孔家店”，儒家文明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大挑战，这可以说是儒家文明的凤凰涅槃。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儒家文明实际上经受住了历史的各种挑战与考验，不断调整、充实自己的经典体系，不断发展更新自己的思想理论。如果说宋儒比较成功地回应化解了印度佛教的冲击与挑战，那么现代新儒家也初步有力地回应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结合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源，发展了儒家的思想理论。世界文明仍在大开大合地激荡着，儒家文明在这次文明冲突融合中，要想重振辉煌，仍有比较长的路要走，仍然要继续吐纳百川、呼吸四海。
在这次大开大合的世界文明混化中，我们要在民主、科学、理性、平等、多元、包容等现代精神视域下重新审视儒家文明的根本基因及其活的灵魂，来认清儒家文明的一些基本的特征特色。世界的宗教教化系统，有的偏于理智型，有的偏于情感型，无疑，佛教是智慧解脱，主于理智，而基督教讲博爱，重视情感，很多人到教堂常有被爱所浸润的温暖感。与佛教、基督教相比，儒家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一套情理交融的中和的人文教化系统。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教、乐教是孔子很重视的，可惜这些在后来没有很好地进一步发展弘扬起来，特别是宋明理学，无疑受佛教影响，太偏重理智修身，对情与爱就不大重视，甚至把情与爱作为负面的“气”的因素来克除，这与孔子教化理念无疑有着一定的偏离。今天儒家文明的新开展，应该着重发展弘扬好孔子的诗教、乐教精神。
中道、中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特征，在对鬼神的态度上也是如此。孔子既没有断然否定鬼神的存在，也不会把鬼神说得太实，而是把人们思想精力拉回到当下现实的生活，在生活中来学习修身以成德成智成人。孔子不讲“怪力乱神”，重视“智仁勇”三达德，但是孔子儒学重视“天”。“天”在孔子儒学中就有种终极信仰的意味，“天”在儒家中的重要性仍需要进行重新探讨。从《尚书》《诗经》等早期文献来看，天高高在上，有一定人格神意味，从《论语》来看，在孔子那里“天”的外在人格神意味有了一定弱化，但孔子并没有决然取消“天”高高在上、超然的宗教意味。“天”“天命”的超然性、至上性、神圣性在孔子儒学那里有着头等的重要性，“天”有着一定的情感意志性，又是道德和智慧的最高化身。汉儒一定程度上过分凸显了天的情感意志性，而宋儒则更多的是彰显了天的理智性，甚至认为“天”就是理。汉儒和宋儒的积极因素在今天都需要有一个综合的扬弃。
上天有好生之德，“生”是天的根本德性，“生生不息”“自强不息”是儒学与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生生”的精神在儒家就具体体现在“仁”。如果说“天”“天命”是儒家思想的根本，那么“仁”可以说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儒学与中华文化重视和谐，讲“和而不同”“和为贵”“协和万邦”，但是“和”在儒家中并不是无原则的目的所在，孔子云“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者理也，是原则性，这种有原则、有理性的“和”可以说就是仁的精神的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显然，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这六个方面都是儒家的核心价值所在，有着永恒的价值魅力，我们今天需要在新的时代结合新的思想文化资源对此作出新诠释，使古老的儒家文明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21世纪再放光彩。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全球化语境下的儒家文化
颜炳罡
21世纪人类面对的最大焦虑是自我身份认同与全球一体化、同质化的冲突与张力所带来的困惑。面对全球化不可逆之时代大潮，生活于浩瀚宇宙、一个淡蓝色球体上的人们都会问：我是谁？我、你、他有什么不同？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中华文明的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内在根据。
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是中华文明最基本的存在形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儒家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同样是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所恪守的价值标准。正如王岐山同志在中纪委四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DNA，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天经地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首要，这些都是儒家文明孜孜追求的永恒主题，同样是中华民族的长期追求。
儒家文明不是针对中国人而设计的，而是对所有称之为人的人而讲的。在儒家看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不仅中国人要恪守，只要是人都应恪守，否则，人就不成为其人。深入研究与阐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可以更好地维护中华文明DNA的传承，维护中国人的本质特征与主体性，同时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普遍意义。
儒家文明是维护人类文明多样、化解人类文明冲突的重要力量。西方世界，宗教冲突乃至由宗教冲突所引发战争诸如十字军东征等等，不绝于史，直到21世纪，此种冲突甚至同一类型宗教内部派别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反观中国，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长期并存，并没有因信仰问题而引发战争。为什么中国可以避免因宗教冲突而引发的战争呢？其故在于儒家伦理在解决诸宗教之间关系上发挥了平衡、建设性作用。儒家主张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等都是处理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不同文明实体关系的伦理原则。这些伦理原则在中国比任何宗教信仰更加普遍、更深入百姓之心。站在儒家文明的角度审视问题，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不是文明与宗教的多样性，而是文明或宗教背后强烈的“求同”而不能“存异”的独断主义或排他主义的宗教观。任何一种文明，无论是何等高明，如果不承认自身文明之外的他者的存在权就必然导致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如果因自视自家文明优于其他文明而强制性输出其文明，必然导致输入国人民强力抵制，从而引发冲突。儒家的“和而不同”“并行不悖”“和为贵”等恰恰是以肯定文明的他者存在为前提的，故而是处理宗教与文明实体之间的基本原则，是维护文明多样性存在的哲学根据。
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至今依然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三种文明样式。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传播、流衍，儒家文明传入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形成了人们常说的“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事实上都打下深刻的儒家文明的烙印，由此，我们说儒家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最基本表现形式，也是东亚文明的文化底色。经过传教士，17世纪儒家文明传入欧洲，受到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莱布尼茨、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礼赞，更受到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家魁奈等人热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包含着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条件。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对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孕育，对中国人民价值追求的培养，对东亚文明、东南亚文明乃至对欧洲启蒙思想的形成都作出过贡献。我们相信：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儒家文明为代表中华文明一定会给人类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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