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研究者刘晓真《走向剧场的乡土身影》(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年3月版)对以鼓子秧歌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民间舞蹈风貌作了细致的历史探究和发展论述。但作者并未耽于线性的考察与民间舞蹈“知识性”描摹与梳理,而是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对当代中国民间舞蹈在新时期的价值做了深入的思考和理性的阐述。
本书究竟是去拓展、探索或者巩固、充实学科边界?还是在采访和文献资料里进行文化的重新判断?这是贯穿作者写作始终的问题。作者在这种问题意识下,既从一个秧歌的视野展现了中国民间舞蹈的当代史,也在文化价值的追溯中洞悉时代风云。这打破了以往民间舞蹈研究注重本体的范式,将民间舞蹈作为切入点,对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民间艺术进行文化分析。在作者的论述中,“走向剧场”不仅仅是表演场域的变化。这个过程中,原生环境中的民间舞蹈面临着功能、形态、心理和身份的多重选择,并在国家与乡土社会、官方与民间的选择中逐渐抛弃原有的信仰观念。
由于农耕社会长期的文化特质和历史积淀,中国的乡土艺术在走向当代的进程中并没有消失在大传统的精英光环中,而是在“剧场”和“乡土”的双重行走中完成互动与吸纳,并在新的形式中开始雅与俗、精英与大众、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文化循环。本书把1949年作为民间舞蹈研究的时间起点,并非是对 “新舞蹈艺术” “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以及“延安新秧歌运动”所形成的民间舞蹈舞风进行切断,而是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中找出横跨两个世纪、不同历史时期民间舞蹈发展共同的文化和政治底色。
中国民间舞的“乡土”空间阔大,身份各异,种类繁多,动作令人眼花缭乱。时代的变迁,必然产生不同的走向与语言的重构。作者写道:“在被打破了封建壁垒的文化废墟里,民间舞蹈又进入新的社会秩序并发挥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鼓子秧歌在传统的改造中无疑是个幸运儿,它以“剧场”民间舞“第二自然”的作品形态,与“乡土”民间舞“第一自然”的原生形态共同存在,前者按照不同的创作主体、不同的创作动机剥离民间舞元素而整合出不同的表演形式,用身体的语言变化与再造对国家意志做出回应。
书中还指出,无论鼓子秧歌在这个对传统的改造中是多么的幸运,但对于大多数乡土民间舞而言,都没有逃离从小传统到大传统走向的最终结局:在舞台的斑斓灯光中,既没有建立真正的身份认同,又迷失了自己。对于强大的代表都市和精英文化的“学院派”以及舞台化的“民族民间舞”的定名,乡土民间舞仍是概念之外尴尬的徘徊者,只是被采之“风”和被表演的对象,其命运仍然是被“加工”与“提高”的无情切割与随意组合,它所涵盖的文化密码随着剧场竞技与荣誉的角逐而逐渐消失。此外,以“旅游歌舞”作为终点的方式又将民间舞化作“与市场消费共生的图景”,政治与经济的力量影响着乡土民间舞蹈走向……或许正是这些多元生存的形式,中国民间舞的文化自觉和舞蹈自律才以“非遗”的形式迫在眉睫地提到日程上来。这里的“舞蹈”主要成分即“乡土”民间舞,包括它们身体的“观念表达”“表现方式”“技能”及与之相关的服饰道具和文化场所。失去了这一真实,那些变换的身影就会成为魂不附体的真正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