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建议一经出台就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关注，就中国“大外交”中国网约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向阳，以下是陈向阳对“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的中国“大外交”前景进行的精彩解读。
2010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分为十二个部分、五十六条，全文一万八千多字。由于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日益紧密互动，新时期的中国对外工作呈现全方位、多领域、“大外交”的蓬勃发展势头，因而《建议》的多个部分不同程度涉及到了未来五年的中国对外工作，相关阐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建议》在“导语”部分，开宗明义、高屋建瓴地界定了“十二五”时期的时间“节点”与特殊意义，指出，“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建议》的第二条是“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须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与挑战。强调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议》对中国在“十二五”面临的国际环境做出了明确的战略判断，强调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主张“抓住机遇”、“大有作为”，这对开展并做好未来五年的中国对外工作，可谓是画龙点睛。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崛起与实现“民族复兴”的世纪，其中，实现“完全崛起”的时间“节点”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也即2049年前后或二十一世纪中叶。而实现“基本崛起”的时间“节点”则是2020年，也即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2021年）之前，“十二五”(2011-2015年)正好处于中国实现“基本崛起”与“全面小康”的前夜，不可谓不关键，“十二五”的中国外交堪称重任在肩。
准确研判国际形势是做好对外工作的前提，《建议》的第二条对当前与“十二五”的国际形势作出了精辟而辩证的论述：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交织、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建议》要求“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建议》的第三条是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这对“十二五”的外交工作同样具有指导性，因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为内政服务”。《建议》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十二五”时期的中国外交应继续服从与服务于国内发展大局，而作好外交工作本身也需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办外交”。
《建议》第十七条“发展海洋经济”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新思路，即开拓海洋。《建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科学规划海洋经济发展，发展海洋油气、运输、渔业等产业，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加强渔港建设，保护海岛、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环境。“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这一条尤其具有现实针对性与前瞻性，当前国际与周边海洋形势持续升温、异常复杂，海权角逐加剧，中国的海洋“维权”面临诸多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强化海权意识、加快制定海洋战略、完善“海洋外交”。
《建议》第二十二条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愈演愈烈，“气候外交”变得更加重要，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对此，《建议》强调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开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建议》第三十九条是“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当前，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与话语权斗争形势仍将复杂严峻，“文化外交”与国家形象建设任重道远，《建议》为此提出，加强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建议》第十一部分是“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该部分规划的是“十二五”时期的对外经济工作，属于在中国“大外交格局”中举足轻重的“经济外交”。《建议》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模式”的“升级”与“转型”要求，即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时“有效防范风险”。
第十一部分具体又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促进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与贸易收支基本平衡；“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注重完善投资“软环境”，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海外工程承包，扩大农业国际合作，深化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逐步发展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维护我国海外权益与防范各类风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深化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
随着中国GDP总量在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话语权与竞争压力同步增大，“十二五”的“经济外交”必将大有可为。
《建议》第五十五条是“积极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属于“传统“与“严格”意义上的外交范畴，集中体现了“十二五”时期中国外交的精神风貌，可谓未来五年中国外交政策的“高度浓缩”。
第五十五条首先阐明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方针路线，即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第五十五条接着论述了中国外交的“布局”，基本上延续了“四个布局”的一贯思路：一是针对发达国家，提出“扩大交流合作，增进相互信任，提高合作水平。”“发达国家是关键”，对发达国家外交强调的是增加“互信”、减少相互猜忌与疑虑；二是针对周边国家，提出“深化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周边是首要”，“周边外交”强调的是“深化”、“做深”、“做实”与“精耕细作”，当前尤其需要防范“域外国家”在中国周边利用甚至制造矛盾、离间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三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加强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维护共同利益。”“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自己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新时期对发展中国家外交强调的是“加强团结”，当前尤其需要警惕发达国家给中国戴“高帽子”、分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四是针对国际组织与多边机制的“多边外交”，提出“深入开展，积极参加国际合作。”多边不仅是“重要舞台”，还是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博弈国际新秩序的“前线”与“重要阵地”，中国的“多边外交”将更加注重增进国际机制改革话语权与制度性权力。
第五十五条最后指出了中国外交的两个重点领域：一是针对中国不断增加的“海外利益”，提出“维护我国海外公民和企业正当权益”；二是针对全球化、信息化、大众化的“外交新时代”，提出“加强公共外交，广泛开展民间友好交往，推动人文交流，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展望未来五年，国际形势风云际会，中国的和平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的“大外交”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继往开来、推陈出新，迎难而上、乘风破浪，谱写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崭新篇章。（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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