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集中读了一些回忆或评述历史的文字,有一点不太舒服的感觉。有些人不明白其实自己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总喜欢相当随意、超然物外地分析历史、臧否历史人物,而每每陷入傲慢虚妄的境地。本来并非局外人,为什么总不愿将自己摆进历史中去呢?
后人看前人,评头论足,原本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但怎么看、怎么评,既体现世界观,也关乎方法论。它既体现评者由关于历史的认知、是非标准等构成的历史观,又反映评者分析、研判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方法水平的高下。
在我看来,妄断历史的常见形态有三种:最常见的是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今天的人读史,尤其是读动荡岁月里的晦暗历史时,常喜欢草率之至的定性,总习惯漫无节制的人格攻击。如今已少有人还耐得住寂寞,认认真真地做足考证功课,获得足量可靠的资料,据此进行细致缜密的分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妄断历史的最盲目的形态是"二元思维"。非此即彼,非善即恶,非对即错,把话说绝,不留余地,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抹杀了处于两极之间的宽广无边的"中间地带"。从本质上看,这样的历史观,是忽视了各色人等的多样、嬗变,忽视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历史评价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历史人物也并不如我们熟知的铁律,一旦打入"十八层地狱"就"永世不得翻身"。近年来,如李鸿章、陈独秀、瞿秋白,以及蒋介石这样的历史人物,获得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有些历史人物的评价甚至被完全推倒重来,反证了当初的所谓依据"铁的事实"而做的盖棺论定,有多么荒唐、不靠谱。
妄断历史的最有害的形态是居高临下、自以为是。这一种妄断危害更大,因其病在根部。假如自评价之初,即主观故意地拒绝尽可能真实、全面地还原历史,抗拒设身处地的将自己摆进去,以辩证的观点加以比照、分析,那就真该反思其道德的某些缺陷了!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过:"以道德代替法治,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一切问题的症结。"这话固然正确又深刻,然而在我看来也还只是说对了大半,因为这里所述的"道德"概念,本身也值得细究甄别,也有正谬高下之分。可怕的是依据自以为是,毫不健全的,又掌握了话语权、宣判权的所谓"道德"系统,害处就极大。这样的道德,是高高在上,自命不凡地立于道德制高点上,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完全无视与唾弃特殊历史背景下,那些挣扎中人性的无助无能,和偶尔的无德。这样的道德评说,完全背离了健全道德应有的平等化、共通性要求,忽略了特定社会条件下道德选择的艰难性,从而不可能内化为一种发自人性深处的同情和悲悯。
相对于前辈,年青一代无疑是幸运的。我们没有经历过动荡的年月里,那种摧人意志、无法躲避的沉重灾难和负担,尤其没有体会过灵魂在极权威势面前无所适从、无处安放的那种无限的恐惧与战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和平舒适的社会中长大的人们,就天然没有盲从、没有武断、没有偏执。当然就更不意味着,当我们面对着在往昔岁月里扭曲的人性时,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置身道德制高点上的优越,具有大而无当的历史判决权或"豁免权",就可以对历史人物随意曲解妄下判词。
相反,我们更有必要常常追问自己:假如我们自己不幸身处那个由愚昧而造成的黑暗时代,我是否有把握保持自身灵魂的纯洁、人格的坚挺?众人皆醉,几人独醒?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魔鬼会不会蠢蠢欲动?一旦有合适的气候与土壤,就产生罪恶的冲动?哪怕未构成事实,罪恶的动机也如司马昭之心?一位领导人在论及"文革"灾难与责任时,曾认真而痛切地说"我们也有份!"可谓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在现今这个尚不完美的世界里,保持良心的警觉是极其迫切的人生命题。良心的警觉就是不盲从、不跟风、不推诿,就是个性化、真诚的良心忏悔与觉悟,就是独立的、理性的、自觉的人文精神重建。
"你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吗?当然是,理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