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绘文学版图　重建文化生态

　　建树独创性的批评理论或者知识体系，对文学史和当下创作进行有效介入，是文学批评的关键。或从社会结构、科技条件、政治、经济、文化机制及相互关系的深刻变化审视当代文化版图的解构，或从新文学发生的源头重绘文学版图，是批评转向文化和历史大格局的探索，而成熟作家充满活力、原创性的批评则推开了从实践到理论的神秘之门。

　　与其他时期相比，文学批评在今天的语境中需要回答的问题众多。批评能不能对现时代做出独立的判断，能不能引领文学思潮的发展，能不能对文学创作作出独到的阐释，从而回答文学的种种困惑，实在令人期待。综合来看，我觉得2011年的文学批评在重建文化生态、坚持独立精神方面，是有所作为的。

　　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状况，一直是困扰批评界的基本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版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界通常把当下的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与此相对应，文学也被分为主旋律文学、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文学的冲突也被描述为审美与主流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批评界因此仍然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80年代形成的“纯文学”。2010年在谈到文学状况的变化时，王晓明指出，到了“推开门窗”的时候了。在2011年的论文《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中，王晓明不仅重绘了“六分天下”的文学版图，而且深刻揭示了文学版图的巨变背后，是社会结构、科技条件、政治、经济、文化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变化。“最近30年社会巨变，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基本条件、规则和支配力量，都和20世纪70年代完全不同，文学世界之所以‘六分天下’，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些巨大‘不同’的结果。不过，在那些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变化和文学的多样现状之间，有一系列中介环节，需要得到更多的注意。正是这些中介环节，才最切实地说明，文学是如何被改变，又如何反馈那些改变它的因素的。”“在我看来，这些中介环节中占第一位的，就是新的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正是它在90年代中期以后的迅速成形，从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角度，根本改变了文学的基本‘生产’条件，进而改变了整个文学。”王晓明就此提出，面对新的文学格局，评论和研究者必须放大视野、转换思路、发掘新的分析工具。当代世界，文学绝非命定“边缘”之事，就看文学人怎么做了。王晓明的这些分析反映了他转向文化研究之后对文学生产的新认识，这对文学批评的走向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有意义的是，丁帆则在新文学发生的源头上重绘了文学的版图。丁帆曾经在《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的七年(1912—1919)》里表达了“1912年”的重要性，在2011年的《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一文中，他更详细地论述了“1912年”之于“新文学史”的意义。在他看来，按照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的切分方法来给中国清代以后的现代文学进行断代，最合适的切点就在1912年的民国元年。因为它不仅标志着一个旧的朝代的逝去和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和之前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文学进行了本质上的告别，从此开始了一种新文学——内容上的人本主义主潮和形式上的白话文创新实践——的审美跋涉。

　　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密不可分，正是当下的文学批评的累积，为文学史写作积累了基础。丁帆在《关于百年文学史入史标准的思考》中提出的入史标准问题，启发我们思考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中国新文学已有百年历史，文学史的重写工作也到了一个该深度考量的关键时刻，而中国新文学史的撰写，核心是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流派、文学现象与思潮的入史标准问题。丁帆认为，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取得一致的前提下，人性的、审美的、历史的三种因素是关键。考量每一部作品能否入史或者说是否具备经典品质，要看其是否关注了深切独特的人性状貌，是否有语言形式、趣味、风格的独到之处，是否从富有意味的角度以个性化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历史、现实和未来相交织的中国经验——我以为，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在面对思潮、作家、文本时需要深思的关键性问题。

　　缺少独创性的批评理论或者知识体系，一直是文学批评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如果我们重返80年代，那个时期的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创造性工作在今天看来都难以企及。在这些年的文学活动中，某种意义上作家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或许比批评家更具有活力。作家对创作问题的思考不仅贴近创作，而且常常比批评家的理论更独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作家，如王安忆、莫言、韩少功、张炜、李锐、格非等都有不少充满活力的、原创性的思想观点。近几年来阎连科在理论上的求索可以说是具有“先锋性”的。我们未必认同他的一些想法，但他打破禁忌，对一些习以为常的文学基本理论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他的长篇理论随笔《发现小说》发表以后，虽然和者寡，但这篇随笔无疑打开了小说的另外一个空间。《当代文学中的“神实主义”写作》是阎连科这些重大思考中的一部分。

　　在这样一个纷纭复杂的当下，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学研究有无“底线”，也是需要思考的。王尧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向后转”的问题》便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王尧认为，重返“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八十年代文学”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反思以及对当下困境的破解是必须的，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对既往的文学史和文学观点作出反思，但反思与破解，都不能退到那些已经被否定了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判断上去，后来的文学发展进程和学术史已经表明这种否定是必须的。他在《如何现实，怎样思想》一文中也谈到这个问题，认为80年代没有形成“思想再生产的机制”，真正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太少了。思想不能再生产，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文学应对现实的能力自然减弱了。但是，不能把今天的困境和问题归咎于“纯文学”思潮的缺失，不宜笼统地提文学的“再政治化”，也不适合用过去的方式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如果我们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退缩，也就忽视了80年代文学发生的前提，并解构和颠覆了80年代文学形成的基本面貌。王尧在当代文学生产的“大历史”中所作的这些分析，是令人警醒的。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作家作品论的成果，这也构成了2011年文学批评的重要成就。这几年来，复旦大学中文系在陈思和的主持下，召开了一系列作家作品的学术会议，逐渐形成了文学批评的“南派”。陈思和的《低谷的一代——关于“七〇后”作家的断想》仍然保持了他以往厚重而敏锐的风格，从文学史、作家作品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出发去讨论问题。张新颖《一物之通，生机处处——王安忆〈天香〉的几个层次》堪为今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论之一。

　　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当代文学在21世纪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十年。文化生态的重建是长期的，而文学批评在2011年呈现的气象，让我们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