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中国日报美国公司总裁、《中国日报》美国版执行总编里戈先生走进人民网舆情会商室，就国内网民关注的中国媒体走向海外问题进行访谈。访谈中里戈介绍了《中国日报》在北美地区发行量以及对西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同时指出，《中国日报》在版面设计上虽然获得了西方受众的认可，但在内容表达上仍存在较大难度。
访谈记录：
嘉宾：中国日报美国公司总裁、《中国日报》美国版执行总编里戈
主持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
主持人：人民网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龙年节后第一天，我们非常有幸请来了中国日报北美分公司总裁、《中国日报》美国版执行总编里戈先生，请里戈先生给网友们打个招呼。
里戈：人民网的网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一个特别的场合和一个特别的主持人来一起做这个节目。之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的场合是因为我曾经也是一名人民日报记者，之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的主持人是因为祝华新秘书长呢，当年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是同班同学同宿舍，所以很高兴与他一起做这个节目。
主持人：谢谢里戈!今天我们一起探讨国内网民都很关注的中国媒体走向海外的问题。记得西方有位政治家说过：近年来，中国出口了电视机，但还不擅长出口思想。但在今天，从我们的人民网、《人民日报》、新华社到《中国日报》，都在走向海外的传媒市场。就《中国日报》而言，作为代表中国的国家级英文日报，目前在北美地区发行量和影响力如何?你们的读者覆盖哪些社会群体?对于西方主流社会，有多大的实际影响力?西方主流媒体会不会引用你们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西方政治家是否注意到《中国日报》?中国日报网在北美地区的影响力如何?
里戈：《中国日报》是1981年创刊，创刊两年之后在美国发行，但是真正开始大规模地覆盖全美国是始自两年前，就是中国开始大踏步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日报》在过去两年里面，从单一的纽约印点发展到今天在美国九大城市印刷，发行量是17万份，对美国的覆盖还是相当有效，主要的读者对象是美国的政、商、学三界。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在下降，因为世界的热点开始增多，所以从统计数字上来看，去年全世界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同比跟2009年相比，大约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世界媒体引用《中国日报》的数量逆向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这个剪刀差说明，由于《中国日报》是一个英文媒体，所以它被引用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至于西方的主流媒体对中国媒体的信任度问题，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我们一直秉承 “三贴近”原则：贴近中国的现实、贴近西方的思维习惯、拿出西方人熟悉的表达方式来做国际方面的传播。这个我们一直在做，当然还有距离。
主持人：很多人担心目前国内媒体的文宣体系是否适应西方的受众，我们的媒体要走向西方主流市场，从心态到语态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里戈：你这一点说的非常对。
有些朋友们可能知道，《中国日报》作为一家英文媒体，到目前为止聘请的英语语言方面的外籍专家有80多人，在美国当地也聘请了许多雇员，他们的主要功能就是做语言转换，确保语言上的地道。
从形式上说，就是报纸的版面设计，要像一份美国的主流报纸，所以帮中国日报做版式设计的是原洛杉矶时报工作过的设计总监，他为中国日报设计了全部的设计版样。
目前全球印刷的《中国日报》采取了统一的版样，因为这套设计是美国人设计的，也有人说与它与《今日美国》有点相像，但总体上说反映不错，它是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认为中国日报是一份他们在形式上比较熟悉、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份报纸。
接下来难度比较大的是内容上，内容的表达上怎么样让西方读者认为报纸内容是他们所愿意了解的，这里面就是说我们语言上如何比较像，这就需要许多外籍专家不断地改稿以确保这一点的落实，这方面的功夫我们一直下着。
主持人：除了语言形式的调整，是不是也有一个国内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和西方的价值观如何融合的问题。
里戈：这个是必然存在的。我们说，《中国日报》到美国去是给美国的读者传达什么样的信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聘请了当地著名的一家调查公司进行读者调查，从读者的角度来反映需要看什么样的东西，从我们的数据回馈来看，最大的一点是想了解中国的财经新闻，那么我们在这一点上下的功夫也就比较大，从效果来看也是比较好的。
主持人：回到刚才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记得是一位著名的外籍专家爱泼斯坦在文革期间曾经有一个回忆，他说及文革期间我们对外的一些报道使用了很多政治性语汇，比如说“牛鬼蛇神”，这是文革期间原来描述走资派等受政治打压的一些人，他不主张直译，并对这个词语的内容提出了质疑，觉得“牛鬼蛇神”这个词语反映了一种封建主义的思想，他严肃地提出在我们党在对外文宣上要做改进。所以，我们的中国日报在北美地区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是否不光是语言上的polish(打磨、推敲)问题，是不是还有一个新闻事实的选择和事实的分析上如何融合、吸纳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和东西方价值观的交融的问题?
里戈：当然有。刚刚你提到了爱泼斯坦，他最后加入了中国籍。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安排。
说到中国日报在美国的考虑，这个问题是有的，比方说在语言的翻译上，实际上语言是不好翻译的，比如说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由于不同的翻法，在西方引起了许多不同的反响，总体上这个翻译被西方解读为：中国现在默不做声，但将来要做很大的事情，总体上理解比较负面。后来，曾担任过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熊光凯专门为此发表文章认为：翻译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准确，不然的话，由于翻译的不准确会误导西方的公众。当然这个从语言上说是个难点，但更大的是你刚才所说的，要从观念上让西方读者接受这样一份来自中国的报纸。
简而言之，从《中国日报》来说，我们努力要扭转一种观念，就是说出发点不能是说我们要你看什么，而是说我们一定要了解读者要什么。
主持人：里戈先生在美国工作多年，包括现在的《中国日报》和早期的《星岛日报》，您感觉从西方的文化环境中，媒体的理念和新闻价值观乃至于一些新闻报道评论的方式对我们国内从事传媒工作的同行们有有一些什么样的借鉴?这个话题有点大，请您谈一下最突出的印象，对我们将来有志于从事对外传播的新生代来说有什么忠告呢?
里戈：我觉得是这样，大家都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新闻报道事实上是有一些限制的，这一点许多媒体届的同行会有一些说法。我想，有些限制也是有一些道理的，纽约时报也不是什么样的文章都可以报，总编辑也有权力选择怎么样报。
我在北外讲课时曾经讲到过新闻自由的局限性，大家事实上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这条线划在什么地方，当我们有了一条线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过“足球场还是足够大”，我们能不能够在既有的足球场上把球踢好。
回到你提到的我们从西方媒体从业人员和新闻事件当中能够学到哪些东西上，还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借鉴，比方说新闻的一些基本要求是有道理的，例如它要求新闻的报道必须要平衡，就是说当你给出了一个观点的正面的时候，你不能只说这个正面，你同时也要说对这个观点的不同意见方是什么，要做某种平衡。当然你要看这种平衡是否平衡的有道理，比较令人信服，这是新闻事件当中的问题。
正反两方面都说，西方的新闻观强调的比较具体和现实，当然事实上如果回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话也有同样的要求，只是我们在工作当中是不是得到了贯彻。
主持人：但是我们感觉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否存在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里戈：简单的回答，肯定是有的。这种印象我觉得要追溯的话要从“麦卡锡时代”。从冷战一直走到今天，包括“红色时代”这种提法也慢慢地少起来了，但西方一提到中国还是有一个惯性，它对中国的看法能不能真正做到客观，目前还见仁见智。跟美国的同行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会很客气地跟你讲，当我们说你们哪些方面不好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美国媒体也经常挑自己的毛病的，我们对自己的政府根本不相信。事实上，他们采行的标准还是相应的标准，但这里还要看这个记者对中国的了解有多少，从什么角度谈问题的基本评估。
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华盛顿邮报有一个著名记者潘文(John Pomfret)，他有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一篇文章写华为，它的开头开得很精彩：有一天，AT&T公司高管的办公电话响了，来电话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安全局电话中说:不要跟华为签约，如果要跟华为签约的话，今后不会有政府订单。潘文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不要因为华为的老板任正非是退伍军人就说华为跟中国的军方有关系，说华为有中国军方背景的说法是不对的，我认为潘文在这篇文章里很公道地替华为说了话。但同样是这个记者，当他写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登陆美国的时候，他却写了一篇调侃的文章，说国际台在墨西哥湾的一个小岛(加尔维斯顿岛)买了一个频道，不知道这个频道要覆盖给谁听。后来我去休斯顿的时候专门去了这个小岛，我意外地发现其实这个台也能覆盖休斯顿的大片土地。他这篇文章没有提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个记者是有意所为，所以我想这个记者怎样把握也是个问题。
主持人：我们总担心美国人对中国形成某种“刻板印象”，甚至妖魔化中国。以您的感受，近年来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报道，是否趋于客观和观点平衡?它们的涉华报道，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和中性报道，各占多少比例?
里戈：我不是很赞同把新闻报道分类，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事实本身是什么样问题”的问题。比方说温州的动车事故，如果只把事实本身报道出来并给它归类，那么它应该算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这个很难界定。我认为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说专门研究一份报纸，看看它的言论上、社论上对中国是个什么态度。然后在报道中国的新闻时，在新闻的字里行间和评述当中是怎样表述，根据这点可以设定一个指数，就是对中国的客观指数。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研究机构能不能做这样的研究，跟踪研究《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把它们这一年关于中国的所有报道全部列出来，然后重点研究它的社论，看看它的言论当中哪些说的是在理的，哪些说的不在理，哪些说的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这样做一个细致的分类。然后大致可以得出一份报纸对中国的、我们姑且称之为客观指数，这样可能比较好一点。
主持人：去年的小悦悦事件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并且也上了西方主流媒体的重要版面，包括西方的一些电视台。您感觉国内网上大量的负面爆料或情绪化的表达是否影响西方媒体或公众对中国形势的判断?这几年在西方传媒和公众印象中，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形象?是不是西方人对我们的地沟油和小悦悦印象更深?
里戈：我想这个影响毫无疑问是存在的，我记得“小悦悦事件”发生的时候，那天我在纽约的时报广场上，看到大屏幕上路透社的滚动屏幕，还有纳斯达克的滚动屏幕上都在滚动这条新闻，关注的人还是蛮多的。
在传播上有一个特点，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来说，就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要是说谁做了好人好事，谁当了雷锋，这样的事情人们的记忆是比较短的，但是如果是一个负面新闻，给人的冲击力比较强，给人的记忆也比较深，但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推而广之，让读者对中国产生整体性的看法呢?我认为读者当中要分成很多人，有意见领袖，有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也有一些对中国成见比较深的人。所以说到这样一个例子，我想这就恰恰说明了《中国日报》为什么要去美国，就是说当西方媒体选择性地——按照他们的说法是No news is good news.(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以报负面新闻为主的情况下，(主持人：有可能放大了我们的一些负面信息)所以，现在我国这么多媒体现在都在大规模地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事实上就是试图去有效地平衡西方媒体对中国不正确的看法。
主持人：反过来说，您感觉我们国内媒体对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是否也存在着一些观点的不平衡，有人担心国内媒体在表达对国家利益的维护、表达爱国青年的爱国情感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民族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倾向，您在海外怎么看?
里戈：我们需要有一批真正了解国外的新闻人，对国外事情的了解不要以点带面，不要简单地下结论。比方说，中国的媒体驻在美国，主要是驻在华盛顿、纽约，这些媒体的记者在他们有效的任期内，对美国的各方各面能不能有一个多层次的、全面的了解?只有这样，当他们在选择新闻和做某些判断的时候，才能够更加准确，也是避免急于走向结论这样一个做法。
我想，随着现在中国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事实上中国现在往国外派记者的能力越来越强，从数量上来看也在增加，从能力上说也在提高，我想这些方面的情况也在逐渐地把中国对国外的报道层次做得更丰富，也更接近事实的本来面目。
主持人：今天的中国媒体走向海外可能不只是纸质媒体的问题，我们如何借助互联网、特别是新兴的社会化媒体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发出中国的声音?未来《中国日报》的网站在将来会发挥什么作用?我们能不能在美国的主流的社会化媒体，例如facebook或twitter上发出中国的声音?
里戈：哦，简单地说，我们在facebook和twitte上已经有了我们的帐户，我们已经在用facebook和twitter跟美国的读者在互动。
主持人：您的粉丝多吗?跟网友的互动多吗?
里戈：我们的互动还是比较多。目前我们在twitter上的粉丝有将近6万，在facebook上有两万多，我们也专门跟美国的社交媒体做过探讨。他们说的很明确，就是你不仅仅要看你的粉丝的数量，还要看粉丝的质量。美国做社交媒体的市场公司跟我们讲，如果你单纯想追求数量的话，我们有很多办法帮你把数量做上去，但是当你想提高跟读者之间的有效互动的话，这里面有很大的学问。
说到这儿，其实媒体万变不离其宗，内容为王，就是你要用什么样的内容去跟读者来互动。Facebook是一个敞开的、公开的平台，在国外都可以用。在国内，其实目前在新浪微博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的情况下，我觉得其实twitter也没有什么，两者的功能都是很相似。我们在这两个媒体方面的功夫下的也是蛮大的。你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好，他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我在《中国日报》在美国的发展问题上经常讲一句话：报纸的印刷量不断地上升，但到了某个点之后就不能再上升了，他必然有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出现的时候，移动多媒体、社交媒体、互联网必须要上升，纸质媒体必须要下降，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所以我们在亚马逊(Amazon)的书店(Kindle)——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阅读器，我们在上面的排名相当不错，在上面全世界190家报纸中我们是35名左右，我现在希望这个排名在进内争取进入前20名，这个是有机会的。
在网络上，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在苹果平板电脑上也逐渐建立了一个收费模式，这个大的方向是必须的，《中国日报》既然要到美国去，就要跟美国主流媒体同台竞技，在此情况下如何让它成为一个市场化的媒体，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发展方向。
主持人：谢谢。最后一个问题，面对新兴媒体的方兴未艾，特别是面对国际主流的传媒舆论场，您觉得年轻一代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特别是国际新闻传播的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特别是我们的媒体走向海外，您觉得最重要的是技术装备问题，是新闻观念问题，还是人才的问题?
里戈：简单地说，这些问题都存在。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才问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有一批真正既了解中国又了解美国，既懂得传媒技术又懂得传媒内容的这样一批领军人物来把中国的国际传播的事情来做好，这方面其实国际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
我经常跟我的同事讲，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我们现在国外冲的很猛，但如果用市场化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在市场化的标准上，我的观点是只有在市场化的前提下，你才有可能推出一份让西方观众比较认可的一份出版物来。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美国读者，他看到某一天的《中国日报》，假如那天基本没有广告的情况下，他就会说，你们这个报纸没有广告，你们是靠什么生存呀?随着我们发行量的增长，最近我们在广告方面有很好的突破。比如说著名的珠宝商 Tiffany(蒂芙尼)主动上门来给我们送广告。还有著名的电力公司Western House(西屋电气)也来，中国自己的公司，例如中国银行、国航，美国当地的银行也来我们这里投广告。所以我们是在做一个相对市场化的媒体。同时我们秉承“三贴近”的原则，逐渐地，这份报纸被美国读者的认可度会越来越高。
主持人：再追加一个问题。80年代是留学潮，今天是有产阶层的移民潮，但也有不少像里总这样的穿梭于大洋两岸，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海鸥”。您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我们现在强调的文化产业大发展给我们这些“海鸥”人士带来什么发展机遇呢?对出于出国和回国事业发展两难选择的中国人和入了外籍的同胞，有何建议?
里戈：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其实当“海鸥”并不是一件很轻松、很愉快的事情，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基本上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人们追求的是一个安定的生活。当年我们看《人到中年》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还是青年人。现在一不小心，我们也是中年人了。这个时候的人需要的更多的是一种稳定。在海外也是一样，很多人在海外还是愿意回国的，但是遇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太太的工作问题时，这个选择就受到了障碍。
我又想到龙永图当年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在国际会议上能够坐在中国的标牌背后感觉非常骄傲，事实上在海外有很多留学的学子，他们都有一种报效祖国的愿望，但是时间越长，这个机会成本就越大，他再动起来也就越难，很多“海鸥”家庭面对的挑战也非常大，所以刚才你的问题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就是一方面客观上能创造多大的机会，另一方面主观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安排好自己的家庭生活，安排好自己的太太和孩子，这是一个很综合很具体的问题。
主持人：谢谢里总，今天我们人民网的舆情会商室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里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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