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视剧：追问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中国人其实活得挺开心，所以，电视剧虽然重要，但未必重要到赋予其形而上学的拯救功能。从观众角度来提，我很想看专业的评论家到底是什么样的批评主体位置，是不是中国老百姓真像你们想象的那样，都生活在资本主义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假定整个批评主体由于都来自某种理论，它便必然走向一个绝望的结论，因为这个理论本身不允许产生任何正面的东西。我想，如果电视剧能够被理论一网打尽，恐怕也是不行的。

　　中国的电视剧确实处在国家审查体制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但这些制约未必就是负面的。任何高水准的创作，一定程度上都是基于发自内心的强烈制约，完全随心不可能有好的创作。也不能用常规的思路去套，如果比较内地和香港的影视创作，就会发现香港什么都好，但香港的电视剧就是烂。我想强调，创作即使没有外在制约，你内心也有很多制约，你知道很多东西不能那么写，否则创作都是烂的。评论家们这些年来仍然把西方理论用得非常熟，但中国电视剧所关涉到的日常生活，完全不是西方那种理论化的日常生活。这可能对中国学者提出一个要求，你得超越那些理论性的东西，真正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如果做到这一点，作为普通观众，我们就能在《蜗居》中看到和理论家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进而，每个人看到的也都会不一样，会感受到普通人各种各样的欢乐、悲哀、愁苦等等。关键是你得去问电视剧中究竟是什么东西抓住了你。电视观众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很多很多普通人，需要去捕捉到普通中国人的感觉。

　　我有一种非常强的反理论的倾向。现在的文学系都变成了社会学系，社会学系都变成了经济学系，这都不是好现象。电视剧研究应该把学院盛行的种种西方话语都抛掉，这点对电视剧创作而言恰恰也比较重要，否则这个电视剧拍不好。电视剧导演就拍电视剧，不要管理论，这个东西很危险。就像文学系一样，多读一点作品，少谈一点理论，这个文学系会比较有前途。现在我对文学系非常担忧，从美国开始，没有人读文学，谈的全是社会、政治。

　　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会对电视剧感兴趣?我觉得，是因为国产电视剧在诸多不同的层面上追问中国、中国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个问题比较大，简单地说，现在有些人试图用社会主义来规定中国，有些人可能喜欢用资本主义来规定中国，说中国不被社会主义规定，就被资本主义规定。中国电视剧在有意无意地超出这个东西，追求的更大。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革命等等，我们中国人不仅仅生活了一百多年，也不仅仅生活在革命之后，中国走过了非常漫长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有很大一部分历史的内涵没有被包进来。无穷多的历史剧，每一个朝代都拍，历史剧不缺作品，而且收视率都不错。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对中国历史的追问。

　　另外的一些电视剧，表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感情方式，中国人的家庭。我认为，这些东西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是很强大，资本主义的确很有传统，但是还有更深刻、更深厚的传统，这是电视剧不断传达出来的。甚至可以说，对社会主义的一个规定，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描述也是在“中国人”这个更大的剧本中来塑定的。比如说社会主义，我看过一个片子《西圣地》，就是讲克拉玛依油田的故事，讲一个普通工人在解放以后的经历。这些东西都不是用社会主义来定义中国和中国人，而是倒过来，用中国人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来给出新的定义。

　　中国电视剧给了我一个文学和电影中所没有的、活生生的、我所熟悉的中国人和中国人民的东西。它首先必须考虑观众的反应，普普通通的中国观众，没有学过后现代主义，没有学过反现代。但我妈妈喜欢的电视剧一定非常好，这很重要，是非常基本的文学判断。这也就是我说的，不要简单地用理论来界定。

　　但是，我也觉得这几年有一些电视剧故意装深沉，就装出很多事情来。比如说，《甄环传》，没有任何伦理，完全就是阴谋，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一点人间正面的东西。这类作品在逐渐地走红，包括《悬崖》，拍得很高明，每一集都是大片水准，但是《悬崖》的结尾说没有人受得住严刑拷打，这是错误的。我妈妈说：怎么没有啊，那么多的革命烈士，当时都是英勇就义的，怎么没有啊?!谍战片的确有一些很不合理的东西，不应该反复渲染，比如必须要枪毙自己的同志，一定要看着自己的亲人受拷打，一定要自己拷打自己的亲人，没有这种必要，更加没有必要作为人性的基本面去呈现，这些都是常识性问题。

　　我最早看的康洪雷导演的电视剧是《青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超过这个水准。从美学上，我更喜欢《青衣》而不是《永不磨灭的番号》。底层有好的底层、坏的底层，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是底层已经败坏了，底层在凋亡。所以，仅仅诉诸底层或相对而言的平民是有问题的，平民也是中性的。康导说过，要把人性当中高贵的东西呈现出来，这是正确的方向。 

　　(本文是作者在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联合主办的“电视剧与当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