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电影“22大明星”溯源

　　
从左至右第一排为崔嵬、谢添、陈强、张平、于洋、于蓝、谢芳、赵丹、孙道临、白杨、张瑞芳;第二排为秦怡、
上官云珠、王丹凤、祝希娟、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王心刚、田华和王晓棠。中国电影博物馆提供

　　新中国电影“22大明星”诞生50周年主题影展将于9月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拉开帷幕，带领观众重温那一段段斑驳却又亲切的光影记忆。随着老演员陈强和张瑞芳的去世，“22大明星”的提法频现报端，然而，返回历史现场，“22大明星”却寻不到半点公开报道的线索。

　　“22大明星”是真实的吗?它是如何诞生的?

　　这是一张薄薄的名单，上面的名字却光彩耀目。

　　50年前，风华正茂的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明星。在那个没有电视和互联网、媒体屈指可数的年代，电影令亿万中国人渴望、痴迷，银幕上那些放大了若干倍的人物光影，成为除了政治领袖之外，最令人熟知的中国面孔。

　　随着老演员们一个个离去，“22大明星”的称号被频频提及，最常见的说法是，1962年“22大明星”的诞生是新中国在“文革”之前唯一一次“造星运动”。这份流行的名单里，除了刚刚离开的陈强和张瑞芳，还有崔嵬、谢添、张平、于洋、于蓝、谢芳、赵丹、孙道临、白杨、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祝希娟、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王心刚、田华和王晓棠，共22人。

　　“22大明星”是如何诞生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22大明星”名单出炉的背后氤氲着怎样的历史和政治氛围?

　　当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试图穿过半个世纪的时光隧道，在当年的《人民日报》、《大众电影》杂志等公开报刊资料中找寻“22大明星”相关记载时，却惊讶地发现，“22大明星”失踪了!甚至以媒体常常使用的“新中国人民演员”和“新中国优秀电影演员”作为关键词，仍然找不到任何线索。

　　这谜一般的“22大明星”是真实的历史存在吗?

　　Ⅰ. 周恩来与“新侨会议”

　　评选电影明星不是新中国的首创，早在1933年2月，老上海《明星日报》就票选出“电影皇后”胡蝶。同月《电声日报》选出“中国十大明星”，胡蝶再次荣膺“电影皇后”，阮玲玉紧随其后，年仅22岁的男演员金焰则当上了“电影皇帝”。

　　新中国成立后，“明星”一词渐渐淡出公共场合，“演员”和“电影工作者”成为正式的称呼。与此同时，华美的旗袍和裘皮大氅不再是演员们的标准行头。1949年8月，在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张瑞芳见到重庆上海的影人们，大家都“一袭制服，一顶列宁帽，脂粉不施，素面相向”。

　　印象中，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的明星只有工农兵，文艺工作者一直是思想改造的对象。“电影明星”一词容易引起“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丰富联想。当时的《大众电影》刊登了摄影机朝着身着比基尼的梦露射出子弹的漫画，配文“梦露之死——对好莱坞的控诉”这样结尾，“借用美联社记者的话来说：‘玛丽琳·梦露的故事已经完了!’但在明星制度下的悲剧片胶卷似乎还长着哩!”

　　然而，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在1961年6月举行的“新侨会议”(中宣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文化部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长篇讲话，对文艺界的“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进行了反思，批评“一言堂”和“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提出“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

　　周恩来总理自认为他的讲话是“不免有点情绪”的，他指出“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中，“心情舒畅”竟然出现了6次之多。同时他提出，“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

　　1961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的会议消息称，此次会议提出电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的“四好”原则，“好演员”赫然在列。

　　1967年《人民日报》刊登批判周扬“文艺黑线”的文章，列举的诸多罪状之一，就有周扬在“新侨会议”上的言论：“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在观众中，还是老演员的名声比较大，白杨、赵丹、秦怡……这当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显而易见的是，“明星”问题在会议上被正面提及，与“新侨会议”对极左文艺路线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

　　“新侨会议”推动下，“文艺八条”和“电影工作三十二条”先后颁布，保证艺术民主和按照电影规律办事，中国电影继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后再次掀起了创作高潮。对演员和电影工作者的尊重和重视，造就了一部部万人空巷的经典之作，优秀作品更推出了一批为全中国观众熟悉和喜爱的电影演员，他们不叫“明星”，却星光熠熠。

　　Ⅱ. 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明星

　　1961年6月末的某天，正值“新侨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以及各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30余人做客中南海西花厅。当时参加会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女演员金迪清楚地记得，在会客室，周恩来对夏衍说，夏衍同志，新中国成立十多年了，为什么我们的电影院里还挂着苏联人民演员和功勋演员的明星照片，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夏衍说，总理放心，我们下去一定办。

　　直到1962年到天津演出话剧《雾重庆》，在电影院看到自己的大照片悬挂在入场处的大厅里，金迪才明白，去年年底厂里安排她拍的照片原来与总理的上次谈话有关。

　　无独有偶，八一电影制片厂女演员田华也并不知道有关“22大明星”遴选一事。现在回想起来，她只记得厂里曾通知说，奉上级指示，让她去中国照相馆拍照，做什么用，田华当时并不知道。不过为了这次拍照，她还特意去烫了头发。这个造型就出现在她后来看到的“22大明星”照片中。

　　随着“新侨会议”的召开，电影界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更加强调电影生产自身的规律。同时，作为会议所呼吁的“艺术民主”的实践和产物，“百花奖”——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群众电影评奖活动应运而生了。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蔡楚生在《大众电影》发表文章《热烈欢迎广大观众评奖电影》，专门提出，最佳故事片奖应该是“四好”;演反面角色的艺术家充当着“反面教员”，“他们的劳动有成就的都应当受到肯定和获得荣誉”。这一条看似个人观点，实际上起着明显的“引导”作用。1962年4月2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公布了“百花奖”评奖结果，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南霸天的陈强获最佳电影配角奖。而此前反面角色能否获奖，并无社会共识，为此，当时的不少报刊还刊登文章进行了讨论。

　　获选最佳配角奖的陈强与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的崔嵬、祝希娟以及票数相当可观的于蓝、王玉珍、秦怡、王心刚、梁波罗、赵丹，他们中的大半也都入选了“22大”。

　　观众的热情令人意想不到，3个月时间，《大众电影》编辑部收到117939张选票。由于回收选票太多，统计任务繁重，编辑部只好邀请北京女子三中的300名同学来帮忙。观众尤其对最佳电影演员表现出更大兴趣，为此，《大众电影》还刊登了崔嵬、祝希娟和陈强的“获奖感言”，刊登了《一封贺信寄崔嵬》、《我投陈强一票》等读者来信。

　　1962年5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前夕，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百花奖”授奖大会和电影工作者联欢晚会。会上，陈毅、郭沫若、谢觉哉、茅盾等亲笔题字的奖状被作为奖品授予“百花奖”获奖者。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参加了联欢晚会，接见了全体受奖人员。

　　在此后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烈火中永生》赵丹塑造的许云峰、于蓝塑造的江雪琴、《早春二月》中上官云珠饰演的文嫂、谢芳饰演的陶岚、孙道临扮演的肖涧秋、《兵临城下》中庞学勤塑造的李忠民、田华在《夺印》中塑造的胡素芳、在《秘密图纸》中塑造的石云、秦怡在《北国江南》中塑造的银花、王丹凤在《桃花扇》中饰演的李香君，张瑞芳饰演的李双双，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

　　而王心刚和王晓棠这对“黄金搭档”在经典之作《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塑造的杨晓冬和金环、银环形象，更使他们登上了电影事业的巅峰。“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的说法流传至今。

　　Ⅲ. “明星”照片的隐秘流传

　　现在仍然健在的当事人田华、金迪、谢芳、庞学勤、秦怡对22人名单的出炉都不知情，而《人民日报》、《大众电影》等公开发行的报刊也寻不到22人名单的蛛丝马迹。可以确定，当年这个22人名单并没有公开颁布甚至公之于众。

　　对于全国观众和演员们而言，只是他们在1962年的某个时间来到各大中小城市的电影院或工人俱乐部，突然看到大厅里悬挂着22位电影演员的大幅照片，而那里以前挂的可能是邦达尔丘克、马列斯卡娅等苏联演员的肖像。

　　为调查“22大明星”出炉的大致过程，通过查阅现有的一手材料，我们已经能够对事件作出相对清晰的描述。

　　根据1964年12月12日文化部向中宣部的情况报告，在全国各地电影院悬挂电影演员照片，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以下简称“中影公司”)提出，经司徒慧敏、袁文殊、夏衍同意，于1962年4月由该公司印制并通知各地悬挂的。

　　而究竟是中影公司首先主动提出悬挂明星照，还是经过文化部领导授意、中影公司具体实施，目前并没有一手材料证实。但从文化部向中宣部汇报的材料推断，这件事，文化部并没有大张旗鼓的指示和颁布，虽然对此许可甚至可能有所授意，但在外界看起来，并非政府行为，而是报批有关政府部门的“公司行为”。

　　至于如何确定这份名单，《永恒的星辰》作者刘澍介绍说，中影公司向当时电影“四大厂”(北影，上影，长影和八一)征求意见，根据四大厂上报的六七十人名单再次圈定。

　　也有回忆文章写道，这份大名单由文化部上报总理周恩来，22人系周总理“亲自圈定”，但这个说法目前还缺乏一手材料证实。同样，圈定22人，到底以什么为标准，也难以得到明确说法。

　　就人选来看，“反面角色”陈强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因《武训传》而遭到批判的著名演员赵丹能够入选，可以看出这份名单主要考虑到演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上影7人，北影7人，长影4人，八一厂3人，名额分配上也考虑到各厂的实力和演员阵容。同时，年仅24岁的祝希娟虽然参演电影却并非电影厂演员，也同样入选，应该是考虑到观众对她的喜爱程度。

　　这份22人名单当然也难免有遗珠之憾。出演《暴风骤雨》的刘季云，《上甘岭》中男一号高保成，《平原游击队》里李向阳的扮演者郭振清，《甲午风云》中丁汝昌的扮演者浦克以及韩非、康泰、赵联、秦文等许多知名演员由于各种原因和名额限制没能入选。

　　演员照片悬挂出来的观众反响，今天很难复原，但从各种“口袋装”照片的流行状况就可见一斑。1963年6月底，北京市美术公司派人持公函到电影局面谈，指出目前市场上出售的一些演员照片质量很差，该公司拟根据文化部批准的22个演员照片印制一套质量较好的《中国电影演员》照片，在国内发售，得到电影局的同意。从1963年9月到1964年4月，半年时间里，仅北京市美术公司一家就印制了演员照片753947张，在全国各地销售，已售出714638张。

　　同时流行的，还有私商从各种渠道搞来的诸如《冰山上的来客》等“剧照+插曲”的歌片。算上各种单位和“私商”印制的各种版本，可以想象，数字远比我们所见的庞大。

　　1964年3月，北京市美术公司根据上级指示，停止演员照片印制，于5月份停止销售，并将库存作废。9月，该公司又会同有关部门彻底清查市面上出售的演员照片情况，并分批把照片从商业部门和小贩手中收回销毁。

　　第三届百花奖已经评出结果，还没来得及公布，就戛然而止。

　　1964年9月29日，正当文化部整风，电影局通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并抄致各地文化主管部门，立即撤销在各影院和放映单位悬挂的电影演员照片。至此，公开悬挂了将近两年5个月的22位演员照片从电影院和工人俱乐部的墙上消失了。

　　事实已经水落石出：这份22人名单，只是为在影院和俱乐部悬挂中国电影演员的照片而确定的人选，并非政府颁布的“明星”荣誉。而因为这些演员广受喜爱，照片一旦在各地公开悬挂，就在观众的口耳相传中被命名为“22大明星”。

　　Ⅳ.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1980年，组织决定请赵丹和日本艺术家合作，拍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谁知，强烈渴望重回大银幕的赵丹突然病倒。《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一语成谶。

　　这谶语，也是对一个时代的告别。

　　赵丹没有下完的这盘棋，并不是残局。1981年，王心刚因在电影《知音》中扮演蔡锷，获得第五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秦怡1976年患了肠癌，仍以顽强的毅力战胜病魔，主演了《风浪》、《海外赤子》等电影。

　　孙道临自编自导影片《雷雨》、《非常大总统》，并在两片中分别饰演男主角。谢添导演的《甜蜜的事业》获1981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他本人获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

　　于蓝受命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成为首任厂长;祝希娟则兼任深圳电视台电视艺术中心主任，自此转战电视剧创作领域。

　　……

　　2012年5月8日，电影《飞越老人院》公映，84岁的田华“特别出演”，再上大银幕。

　　2012年6月26日，陈强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4岁，6月28日张瑞芳在上海去世，享年95岁。至此，“22大明星”仅余其半：于洋、于蓝、谢芳、秦怡、王丹凤、祝希娟、庞学勤、金迪、王心刚、田华、王晓棠。

　　半个世纪过去了，“22大明星”和那个年代大银幕上的所有写满诚意的面孔，都已化作历史的光影，写进了所有观众的记忆——

　　人民不会忘记!

　　9月1日出版的《文史参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