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除安全保障、经济发展之外的第三层面,人文交流历来是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推进,跨国流动和国际传播极大地提升了国际人文交流的战略重要性,各国在人文领域展开了新一轮竞争,人文外交异军突起。尽管各国对人文外交的理解不同,但都把人文外交视作国家大战略的重要支柱,作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利器。人文外交归根结底是为一个国家文明立基的战略,人文基础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源泉。
人文外交的兴起
把国际文化关系说成是近代才有的现象是一种误解,文化导入外交古已有之。古希腊和波斯都曾经利用文化作为战争的一个重要手段,罗马帝国更是特别重视文化(包括语言、学术、秩序、繁荣)在对外扩张中的巨大作用。在罗马人看来,罗马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一个罗马人的主要标志就是熟悉罗马文化,特别是拉丁语和罗马艺术,并为此感到自豪和荣耀。强有力的文化联系,成为维系罗马帝国统一的重要纽带。此种以文化界定国家身份的做法在其他地方也存在,比如在中国历史上以是否接受汉文化的礼制教化作为华夏和夷狄划分的标志,在中世纪也有以宗教加冕作为王权正统的关键。至于国家推动文化交流的现象就更是俯拾皆是,在亚洲、欧洲、非洲等地方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化接触和传播,唐朝玄奘高僧西游印度,日本向中国派遣十几批遣唐使、意大利马可·波罗在元朝时来到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以及近代欧洲的全球传教运动,都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典范。
国际文化交流的频繁进行,直接刺激了人文外交的兴起。特别是19世纪之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逐步建立,文化交流开始受到国家和政府的强力推动。“文化交流逐渐采取了新的形式:对思想和文学、艺术、科学作品进行交流,在这方面,公共权力打算至少像对产品和商品的贸易那样行使控制权。”民族国家的公共权力一旦介入国际文化交流领域,文化便被提升到外交的高度,人文外交脱颖而出。法国是西方国家最早开展人文外交的国家,包括宗教、教育、慈善事业等活动。法国文化的影响在地中海、东南亚、非洲等地区仍然很强劲。20世纪以来,英国、德国、西班牙、美国、意大利等国家也加入了人文外交的行列,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同盟、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富布莱特项目、和平队等在各国外交中逐步声誉鹊起,在全球范围建立了语言教学、教育文化交流、国际服务等分支机构构成的人文交流网络,致力于促进文化、教育、国际关系的拓展和交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角逐“安全高地”“经济高地”的同时,又在“人文高地”展开了新一轮竞争与博弈,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都是这一轮人文软实力竞争的积极推动者,他们纷纷调整国际文化政策,制订国家人文发展战略,加大专项预算投入,吸纳社会志愿队伍,拓展海外人文影响力。人文外交一时间成为各国青睐的外交形式。
作为一个人文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中国历来重视人文外交,在人文交流上兼容并蓄、包容开放。历史上的陆路和海路丝绸之路,四大发明、瓷器、茶叶传入西方国家,佛教进入中国,一直到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欧风美雨在中国铺天盖地的表现,都是人文外交的重要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文外交步入一个新阶段,以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旅游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广播电影电视剧总局为代表的中外教育文化交流迈出新步伐。在推进中外人文交流的过程中,人文外交的理论自觉性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人文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外交工作中的一个亮点。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明确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在总结北京奥运会外交经验的基础上,2008年10月,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题为“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人文外交”的概念,认为奥运会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集中对话和交汇,人文奥运是北京奥运会的核心理念之一。“大力推进人文外交,加深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友好情谊,对于增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2009年7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时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在此基础上,胡锦涛主席明确提出了“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目标。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从战略高度对人文外交及其目标进行了系统阐述,为中国人文外交发展指明了方向。
人文外交的涵义与特征
“人文”最早出现于《易经》中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辞源》中把人文解释为“礼教文化”,意指与人、事相关的人伦道德文化。《辞海》把人文界定为:“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包括“人”和“文”两个方面。在汉语中,将人文和外交放在一起,就是强调以人员交流、思想交流、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的跨国交流现象。比如周恩来总理就把人文外交看作是渗透着人文精神的外交活动,“外交工作者首先就是做人的工作,朋友越多越好。”在外交实践中,他紧紧抓住人这个主体,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德折人,以行化人,赢得朋友遍天下,友谊满人间。
在西方国家,人文外交没有相应的提法,更多与人民外交(People-topeople Diplomacy)、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等概念混在一起使用。比如人们把国家运用创造性表达、交换理念和信息以及增进相互理解等各种文化手段推进其对外政策实施的活动称之为“文化外交”,把输出思想、传播信仰和交流文化价值观的活动称之为“思想外交”(Diplomacy of Thoughts)或者“观念外交”(Diplomacy of Ideas),其最终落脚点是争取其他国家民众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合法性支持。
综合中外学者的理解,对人文外交的界定是相当宽泛的。除了不同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之外,还有人员交流、教育交流、科学与技术、文学和艺术、语言教学、图书、信息服务、不同社会团体或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同企业在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等众多内容,几乎所有跨国人员和社会文化交流都被纳入了人文外交的范畴。显然,对于文化外交的宽泛界定很容易将其导入一个十分混乱的境地,而且经常与国际文化关系混淆在一起,影响了人文外交的内涵准确性、逻辑严密性和具体操作性。综合人文外交的本质特征,可以将人文外交概括为一个国家在思想、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通过鼓励和支持持续性的人员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渐进性地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实现文明推广目的的外交活动。具体来说,人文外交具有四个本质特征。
一是主体权威性。作为一种精神文化领域中的跨国交往,人文外交的载体十分广泛,凡是存在人员互动的地方,诸如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宗教组织、民族族群、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商业机构乃至政府机构,都可以在国际交往中成为人文交往的载体,也就当然可以成为人文外交的载体。
但是,只有具有合法权威代表身份的各国政府机构和被国家授权和委托的非政府机构是人文外交的主体,是否属于国家权威的代表者以及是否得到授权和委托,是区别人文外交主体和人文交流主体的根本标志。
二是内容人文性。人文外交是在人文领域开展的外交活动,涵盖了语言、宗教、民族、思想、文化、教育、科技、旅游、体育、人口等社会领域的跨国交流,交流的内容集中于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传统、社会模式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众多方面。法国推动的“保护法语运动”、英国文化协会的“志奋领奖学金项目”、美国的“富布莱特项目”、瑞士“达沃斯论坛”、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博览会等所有涉及人文领域的交流活动,不管是不是由政府组织的,都是特定人文体系驱动的对外交往行为,都属于人文外交的范畴。
三是方式灵活性。从本质上来看,人文外交是外交向人文领域发展的一种新向度,它是一种强调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去利益化外交,是一种对以利益为轴心、以权力政治为原则的政治外交的矫正。因此,在具体方式方法上,人文外交形式灵活,不拘一格,更加强调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只要遵守相关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只要有利于不同人文体系之间的理解和交流,一切形式和方式都可以,参与交流的各方喜欢用什么方式就运用什么方式,不拘泥于外交礼仪、国际惯例等游戏规则。当然,人文交流也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律,强调相互尊重,尊重各方的人文传统、风俗禁忌、情感吁求,不可盲目胡来。
四是目的战略性。与一般的国际文化交流不同,人文外交的目的具有战略性,从根本上是为了渐进性地实现一个国家的文明推广战略目的,提升一个国家所赖以立足的文明体系软实力。当然,各国在人文交流的目的上各有不同,有的人文外交带有进攻性色彩,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文化霸权,奉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推进整个世界的“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化”;有的则强调保持本民族认同,寻求文化自主性和“文化多样性”,支持开展“文化对话”,拒绝所谓的文化霸权及其在世界范围催生的“普遍的亚文化”现象。人文外交绝非仅仅是进行文化对话,核心还是着眼于长远的外交战略目的,至少是为了在其他国家塑造良好形象,以获取国际舆论的理解、支持,从而为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铺路搭桥。
人文外交的形式与模式
按照外交介入人文领域的程度大小,人文外交的实现形式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思想外交(Ideological Diplomacy)
思想外交是指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中的跨国互动,涵盖了外交政策制定、外交活动开展和跨国民间交流的各个层面,目的要么在于向海外拓展本国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要么在于捍卫本国意识形态安全和价值观独立。
在外交活动中,意识形态具有指导行为、合理化和社会整合的功能,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外交纷争,说到底是争夺真理高地和价值观的标准,把本国的意识形态视作为“普世价值”必然会赢得话语权的优势。在国际关系史上,向来不缺乏意识形态外交的先例,近代西方殖民者在所谓“白种人的责任”“上天的使命”“神圣的委托”意识形态旗帜下,拿着枪炮和商品向有色人种“传播基督教的福音”。二战期间,希特勒的“种族优越论”、西方的“白人至上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论”和“武士道”精神,都带有类似的使命,成为侵略他国的意识形态依据。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几乎都高喊着意识形态的口号贬斥对方的合法性,为本国外交寻找道义依据。冷战后,“人道主义干涉”“华盛顿共识”“普世价值论”等不断涌现,各国都在提出新理念、新主张、新概念,加紧争夺国际话语权和“道义高地”,意识形态外交从来没有停止过。
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
文化外交是人文外交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思想外交强调政府主导传播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真理标准争夺相比,文化外交更偏重于教育、科学、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国际交流,在运行机制上也更倾向于政府隐身幕后,由文化团体和组织充当文化交流和对话的主角。
与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外交不同,学术界和思想库推动的学术外交则更具客观性和互动性。作为非官方专业人士之间围绕官方外交政策开展的国际对话形式,学术外交又被称之为第二轨道外交(Track II)。相比政府官员开展的正式外交谈判,第二轨道外交的目的在于通过非官方的专家对话,提供战略策略、影响公众舆论和组织人力物力资源,帮助解决这些团体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实践中,人们往往对那些有官方背景的思想库或者专业人士之间开展的一些对话、研讨会、跨国沙龙等活动统称为第二轨道外交活动。作为第二轨道的学术外交有自己的独特优势,比如讨论自由,专业性强,可以为外交开辟新思路,甚至锻造各方共识,有助于跨越利益和价值观的障碍。因此,国际学术外交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包括1.5轨和第二轨的外交对话也日益活跃。除了专业性极强的第二轨道学术外交外,与外交联系更为松散、宽泛的文化交流是文化外交的主力。法国推动保护法语运动提升法国海外影响力,挪威就充分利用诺贝尔和平奖影响某些地区的局势,韩国利用“韩流”文化塑造良好海外形象,加拿大政府支持国际禁雷运动推动渥太华进程等,都是文化外交的重要例证。
人民外交(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如果说思想外交和文化外交更多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过于偏重于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和文化名流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发挥作用,人民外交则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侧重社会各界人士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大规模往来。在实践中,各国都从自己的资源优势出发,创造了各具特色的人民外交模式,包括:以色列依靠海外犹太人开展的族裔外交模式,美国和梵蒂冈、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利用宗教组织的宗教外交模式、借助跨国公司开展的商贸外交模式,注重普通大众之间友好交往的人民外交模式。中国就是人民外交的模范。建国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十分强调外交依靠两国人民来进行,并戏称为“3958部队”(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在中国,从事民间外交的机构很多,如对外友协、工会、共青团、妇联、教科文团体、体育代表团、卫生组织。中国注重从普通民众着手推进外交的做法最典型的是中日之间“以民促官”、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周恩来后来把这一过程归结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官带民、官民并举。
夯实国家人文基石
人文外交就是推进全球人文交流和对话的重要战略工具,它以全民为主体,以人文为核心,通过不拘一格的灵活形式,充分发挥人文在外交中的优势,致力于提升一国人文体系的世界影响力,拓展一国外交的人文空间,是夯实国家人文基石的重要战略。在全球化时代,妥善化解不同文明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和摩擦,防止陷入文明冲突乃至战争的泥潭,是人文外交一项重要使命。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具有极其丰富的人文资源,在全球文明交流和碰撞中具有潜在优势。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将丰富的人文优势转化为外交优势,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人文外交化和外交人文化的战略,缺乏将人文优势转化为外交优势的战略平台和体制机制。近年来,随着中国全面加入国际主流社会,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博鳌论坛、太湖文化论坛等众多人文外交平台的建立,中国人文外交正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展望未来,中国外交应该准确研判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明确以人为本和人文搭台,外交唱戏的指导思想,着手制定实施统揽全局的人文外交战略,全方位推进思想外交、文化外交和人民外交,为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赵可金:《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副主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