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谈“当务之急”三条

　　鲁迅与一般的思想家特别是西方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始终不曾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思想，更没有写过什么理论专著，而只是随意加以发挥，或在若干文学作品中有所流露。这其实正是传统的中国特色。中国古代的哲人固然不排斥专著，而尤其喜欢做这样的随意发挥，例如最大的思想家孔夫子，他最重要的见解见于他同学生以及别人的谈话，后来被记录在《论语》里，无非只言片语，而其影响却大到难以估计的程度。老、庄虽有专著，但《道德经》只有五千言，《庄子》的内篇是他本人写的，半天即可读完，其中寓言居多，结论很少。老、庄的书影响深远，而如果放在现在的评估体系里，大约不能被承认为正式成果。

　　鲁迅说他的哲学在《野草》里，但这不过是二十来篇散文诗，文章的弹性很大，阐述的空间相当辽阔，历来的解说阐释真可谓五花八门，几乎言人人殊;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从他的杂文以及小说里那些相对明确的言论出发，设法打通了理解，这样或者可以比较切近地了解他的思想。

　　鲁迅很早就在《文化偏至论》(后收入《坟》)一文中提出，根本出路在于“立人”。这一提法得到近人高度重视，但这“人”怎么“立”，他并没有多谈。比较起来，《华盖集·忽然想到(六)》一文中有几句话最为切实靠谱。他说，为中国人着想，“我们目下的当急之务，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最后落实到发展，非常深刻——发展是硬道理啊。

　　就当年的情形而言，这三条固然都非常重要，而为劳苦大众着想首先要争取解决前两条。如果温饱为难，生存就是大问题，还谈什么发展。《阿Q正传》中有一节的题目是《生计问题》，阿Q缺衣少食，天冷了还打着赤膊，肚子又饿，住处也大有问题，因为“管土谷祠的老头子说些废话，似乎叫他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全都得不到正当解决，流氓无产者阿Q不免多少干了些非法的事情，同时也颇神往于“革命”，而最后竟被杀了头。《故乡》里的闰土是个老实人，“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这样的苦人，离“立”自然都相当遥远。首先要让劳苦大众不受压迫和剥削，有了平等的社会地位，他们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求得生存和温饱。生活有了保障，人格自有尊严。

　　而为知识分子着想，主要是争第三条。那时的知识分子因为家庭背景相对富裕，自身又有知识，一般来说生存和温饱大抵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要得到积极的发展也不容易。《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一直在各地教书，但颇为家族中的俗务以及东家的约束所困，做了不少自知无聊的事情，当他担任家庭教师时，教给学生的是《诗经》《孟子》《女儿经》之类，连算学也不教。他对老朋友辩解说：“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发展，只能如一只虫子“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因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就遭到攻击，失去职业。后来他以倒行逆施向社会报复，终于走向灭亡。为知识分子求发展，就得让他们有谋职和言论等方面的自由。要争取这些，其实也非常不容易，鲁迅本人为争取这样的自由，几乎耗尽了毕生的精力。

　　为劳苦大众争平等，为知识分子争自由——只有争到这些，发展才有希望，“立人”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