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高下影响对外译介
专访第五届“诗歌人间”与会诗人
深圳特区报记者 杨媚
11月18日，作为深圳读书月重点主题活动，第五届“诗歌人间”活动将汇聚全国二十多位著名诗人，以“诗神远游——建构当代中国诗歌国际传播力”为主题，共探中国诗歌“走出去”的命题。当天下午，主题研讨会将在深圳报业会堂贵宾厅举行。当晚8∶00，第五届“诗歌人间”诗会将在中心书城南区大台阶举行。
日前，即将聚首本年度“诗歌之约”的诗人嘉宾接受了记者采访。他们对此次深圳之行充满期待，不仅和记者畅谈当前的创作动向，还提前为深圳诗歌爱好者解读了当晚将在诗会上吟诵的诗作背景，并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建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吕德安：我的画与诗是一体的
三十多年从未间断诗歌创作，吕德安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他看来，相比于以前那个年代的诗歌，如今的当代诗歌创作有一些观念化的倾向，不太像以前那样直接地表达生活。“其实我对当代诗歌发展蛮乐观的，只是诗歌的社会角色随着经济时代的变化，不像以前那样大面积地进入人们的视线而已。”
如今吕德安的最新身份是“影响力中国网”诗歌栏目的主执，栏目下集结了许多当代诗坛的中坚力量以及新生代诗人。吕德安对这个即将正式上线的网站期许颇高：“诗与社会的互动，其基本出发点之一是对话的愿望。而这也是我参与网站建设的一个基本动力。我喜欢有更多直面人心直面世界的诗歌出现在这个平台上。”吕德安说，希望能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借助新媒体重整诗歌氛围，与生活、与读者更好地联系，这也是诗人的责任感使然。
这几年，吕德安的诗歌创作渐渐少了。他在修改以前的长诗，如断断续续用了一年时间修改《适得其所》，现已结集出版。“在整体诗歌形态上进行了修整，更强调风格化。具体来说就是语言上更加个人化地表达，还加上一些现在的思想进行思考，所以整体上更加有分量。其实改诗也是创作的一种，根据心态和感觉不一样，有时候甚至改得面目全非，很累。”
吕德安说，其实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重操旧业”在画画。“绘画作品的本质也是诗意。在画画的时候，我体会到的感受和诗歌创作非常相近。画画对我的诗歌影响较大，可以这么说，我的画与诗几乎是一体的，包括形式感觉、审美效果等等，我的诗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象化，观念的东西比较少。”
陈东东：让外国诗歌“走进来”很重要
深圳特区报记者 刘永新
谈及阅读与写作，陈东东表示自己对汉语心存感激，至于诗歌，他认为最适合用“坚持”这样的字眼来言说，因为“坚持”不免有勉强的意味，而实际上诗歌对真正的诗人来说一点儿都不勉强，只不过是性情使然而已。
近年现代汉诗的对外交往日趋增多，但层出不穷的活动是不是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却值得商榷。陈东东对此的体会是，诗人和诗人、诗人和读者之间的本质交流其实只能在诗歌作品的层面上展开，在各种诗歌活动上认识国外诗人并建立交往、互动甚至包括友谊，但语言不通这一障碍对诗歌交流实在是致命的，因此也只有坐下来互相翻译对方的诗作，才可能达成真正的交流。
陈东东认为，让当今外国诗歌“走进来”有非常急切的必要，而他本人就是一个对国外译诗有非常大的阅读兴趣的人。但“走出去”的问题，关键是在对方的需不需要。比如中国古代诗歌的被译介至国外，曾对英美诗歌语言构成较大的影响和变革，但主动性都在对方，跟现在我们的诗人如何去创作是两码事。
何小竹：我的诗就是我的生活
深圳特区报记者 刘莎莎
何小竹是一位苗族诗人，他告诉记者，现在诗歌创作之于他，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的诗就是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诗。”何小竹说。他甚至主动摒弃了所谓的个人风格。
他说：“年轻的时候写诗，当然离不开知识和思想，在下笔时也会十分注意语言的处理方法和手段。而人过中年以后，我的诗基本就与我的生活同步。现在，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怎么写。”至于诗歌的语言，在何小竹的境界里，甚至带有物我两忘的“禅修”的意味。他解释说，他追求的诗歌语言是一种与语调、呼吸、声音等身体节奏和谐同步的存在。“语言融化在内心里，再通过身体记录下来。”
正因为此，何小竹评价自己是一位没有个人风格的诗人。“如果一定要给我自己下定义，我只能说，我是一个不断靠近诗歌创新的可能性的诗人。简单地说，就是求新。”阅读也是一样。何小竹称，自己是文化饥渴的一代。改革开放之后，曾经阅读过大量的，包括诗歌在内的中西方文艺作品。但是现在他看书却很是随缘。他形容自己目前的阅读状态是“开卷有益”以及“好读书不求甚解”。
顾子欣：对诗要心存敬畏
围绕本次探讨的当代中国诗歌走向国际化主题，顾子欣认为，中国古诗和新诗在国际上的地位悬殊。“中国古诗、日本俳句至今还出现在欧美诗人的模仿创作中，可新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没有真正走出国门，和外国人谈起中国诗歌，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李白、王维等早已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古诗，而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却知之甚少甚至一片茫然。可以说，中国的新诗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都还比较微弱。”
顾子欣说，自己也在思考，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将近100年的历程，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何至今没有真正走出国门。“因为新诗是模仿学习西方诗歌的，所以西方人看起来在表现手法上并没有惊喜。”他认为，中国新诗要走出国门，最重要的是提高诗的品格。“想走出国门与人交流，归根到底要拿出好诗。”其次是提高翻译水平，如郭沫若、艾青等的诗歌都有非常优秀的外文翻译。
顾子欣既写诗，又写散文，他认为：“诗歌是最基本又是最高的文学形式，是人的情感和思想的结晶，所以诗歌是崇高而神圣的。作为一个诗人，对诗应该存有敬畏之心，不能像诗坛上有些人那样糟蹋、亵渎诗歌。”
杨争光：我更在意中国诗在中国的影响力
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樽
说起杨争光，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从两个蛋开始》、《少年张冲六章》等小说名篇，或新派武侠片《双旗镇刀客》、央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等大热影视作品的编剧。很少有人注意到，以小说和影视名满天下的杨争光，其实是从诗歌走进文坛的，他早期的诗作《我站在北京的街道上了》在1984年第一期的《诗刊》发表后，迅速被广为传诵。有一位读者甚至不远千里找到杨争光，只是为站在他面前朗读此诗，以表达对作者的敬意。
在大学期间及以后的许多年，读诗、写诗、想当诗人，一直是杨争光的心结。谈到诗歌与生活的关系，杨争光说，“诗是我年轻时挥霍与享受生命的组成部分。后来，我写小说，继而又写电影剧本了……诗的写作几乎被放逐于我写作的空间之外，仅只是偶尔为之。但我和诗保持着亲密又隐秘的关系。我不想失去生活、生存和生命过程中的诗性，哪怕是在面对和亲历复杂又龌龊的生活事件时——这是我要感谢诗的。”对杨争光来说，“保持而不是毁坏，发现而不是踩踏诗性，比写诗更能让我掂量和感受到生命的意与味。”
谈到个人的当下阅读，杨争光坦称，“我发现，许多非诗的文本比许多诗人的诗作更有诗性。”
如何看待中国诗歌在国际诗坛上的影响力?杨争光表示，自己更在意“中国诗歌在中国的影响力——先走出诗斋，在中国产生影响力。‘肌无力’患者是走不了路的，硬抬出去，其影响力仅只是媒体上一条新闻的影响力。”
郑小琼：好诗要有生命原动力
深圳特区报记者 钟润生
郑小琼说，在她看来，诗歌是生活、生存、生命三者的镜像，一首好的诗歌应饱含生存、生命的原动力，好诗歌与这三个词一样，都应饱含一个“生”字，要有活力。
对于中国诗歌如何“走出去”的热点问题，她说，我不知道我们的诗歌为什么要走出去，因何而走出去，我觉得中国诗歌本身是世界诗歌的一部分，它本身是一个在场者，它如何离开这个场，我觉得我们自身没有足够的强大，对自身的创作怀有自卑，我们才急于需要“走出去”，获得外界承认来消除我们的自卑。我觉得我们更需要建设好自身，让自身的创作构成一个强大的场，吸引人家关注，让人家走进来认识我们的诗歌，了解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诗歌最大的问题依然是自己不够强大，没有构成人家走过来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然后推介我们的磁场。我更关注的比如董继平这样优秀的诗歌翻译者是如何深入到外国诗歌，并且将优秀的诗歌作品带过来的，是什么原因吸引他去进入那些诗歌文本中，然后翻译成汉语，什么原因让他选择了翻译具体诗人的作品。
默默：诗歌是无法翻译的
记者了解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默默的部分诗作就已经被翻译到瑞典、德国、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印度、日本等国。1993年，在北京的餐桌上，默默偶遇一个法国汉学家，她说她曾翻译过他的三首诗歌，并选入巴黎第四高等师范学院的选读教材。然后，一个翻译专家现场转译成汉语，默默发现那三首诗歌完全被误读了，甚至有点不知所云，让人啼笑皆非。“必须承认一个宿命：诗歌是无法翻译的。每一种语言都有每一种语言独特的魅力。”默默说。
对于中国诗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问题，默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在上海的撒娇诗院和香格里拉的撒娇诗院，他接待过许多来自世界各地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有一次，我随口问了问一个来自非洲科特迪瓦的诗人，他也知道李白杜甫苏东坡，并且说很喜欢他们的诗。“够了，伟大的汉诗能从他们红口白牙里朗朗吐出，已足以证明汉语无穷的魅力。”默默说，他发现那些异国诗人都非常热衷于他们的作品如何“走进中国”。
谈起此次诗歌人间，默默满心期待。他说，期待能在诗会上见到一些久违的老诗友，“我们曾一起匆匆走过了风起云涌的上世纪80年代诗坛。”
胡茗茗：不俗气地活在诗里
深圳特区报记者 梁婷
胡茗茗的作品非常符合大众印象中“诗”的概念，里面不时出现万物生灵、历史怀古等能让读者产生想像的物象、意象，同时又表达一些非常私人化的感情。她告诉记者，在目前的舆论中，关于诗歌的负面新闻多于正面，“梨花体”、“羊羔体”等的流行让人们对诗歌的认知产生偏颇，实际上那两种“体”都是被恶搞的概念。“当前，多元化、平民化、口语化写作是大体的趋势，但这并非与降低诗歌的难度和标准混为一谈。”她认为，好的诗歌是应带有“诗意”的，为读者带来遐想空间。
在胡茗茗的博客上，寻常事物信手拈来，都被她用如花诗句寄意抒怀。她用诗歌记录着个人化、独特性的生命体验。在她看来，在烦嚣琐屑的生活中，诗歌拉开了她与世界的审美距离，“在那个我创造的空间里，我活得还算不俗气。”胡茗茗坦言，她爱的不是诗歌，而是诗歌中的自己，在那里，“体验是高峰、是火，而痛的表达只能冰镇，只能虚实结合，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自由游走，它有着对抗的姿势，即使空无依凭也是满的，正如寒山之句：‘冰火不相伤，生死还双美’。”
高兴：译诗和写诗是一回事
深圳特区报记者 孟迷
“翻译诗歌和写作诗歌不是一种互补，它们就是一回事。”翻译家、诗人高兴如此定位自己的双重身份。“翻译诗歌本质上是一种再创作，而且是一种更为艰辛的诗歌创作，仿佛戴着镣铐跳舞;写作同样艰难，但毕竟海阔天空、无边无际。”对于高兴而言，翻译与写作二者都意味着“焦虑”，而经验档案表明，他在翻译诗歌时有着更大的焦虑，“不过，翻译和写作诗歌时倘若没有焦虑也是不正常的，那是一种急于表达的冲动。”
在陆续翻译《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马林·索雷斯库诗选》、《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等罗马尼亚和东欧诗歌后，视野上的开阔也为高兴带来了创作上的辽阔，他开始自己写诗。“对于诗人与诗歌翻译者，阅历都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磨砺你的目光。”高兴说，“日常生活里处处隐藏着诗意，而只要拥有锐利的目光，你就能发现诗意、展开诗意、深入诗意，而这恰恰也是诗人的天赋。”
翻译与阅读过诸多西方优秀文学作品的高兴，自然对本次“诗歌人间”的主题“建构当代中国诗歌国际传播力”最有发言权。他自信地认为，中国诗歌毫无疑问已经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中国不少优秀诗人甚至已经拥有自己独特的指纹。
不过，对于“中国诗歌走向世界”的说法，高兴在字面上表示存疑，并表示要在“诗歌人间”论坛上好好谈谈。“这句话有着逻辑错误，难道我们不在世界上吗?”他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本身不存在强弱问题，每种优秀文学都有独自存在的理由，只是由于语言的障碍、翻译者队伍不够强大以及汉语本身国际影响力还有欠缺等因素，可能会左右中国诗歌的传播，“但这些都是文学范畴之外的技术性问题，本身并不等同于中国诗歌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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