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与“茅奖”：扭结与纠结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在今年8月评出并公布之后，在文坛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并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其实，这正是人们在乎和看重这一文学奖项的别样表现。在时下的文坛，议论话题中的热点，常常就是人们关注中的焦点。

　　我曾参加过第五届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初评，此后一直跟踪长篇小说的年度创作状况。就我了解的情况看，茅盾文学奖与当代长篇小说，越来越有一种彼此依托、相互促动的关系，也可以说存在着一种深刻扭结又不无纠结的内在缘结。而这一奖项的功过是非，乃至具体作品的长短得失，如果置于这样一个关系之中来予以观察和考量，将会看到更为真实的风景，并从中得出相对切实的看法。

　　“茅奖”与长篇发展

　　“茅奖”作为一种既有权威性又有连续性的评奖活动，对于创作、出版与阅读等各个环节，都施予了积极而有力的影响，它其实是长篇小说长盛不衰在市场与传媒的两大动力之外的一个内在引擎。

　　根据茅盾的临终遗愿和稿费捐献而设立的茅盾文学奖，1981年正式设立，1982年启动评奖。第一届的评奖范围为1977年至1982年，此后从第二届开始改为四年一届，33年来，已进行了八届评奖。1977年，正是新时期文学劫后复苏的起始之年，因此也可以说，茅盾文学奖是与新时期文学一同开启，一道前行的。

　　上世纪80年代伊始，茅盾在他的生命弥留之际捐献出25万元稿费，留下“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的遗愿，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的捐献与遗愿设立茅盾文学奖，正值短篇小说一马当先、中篇小说长足崛起之时。长期出任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与中国作协，着力于积极扶持在当时还相对薄弱的长篇小说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此后，经过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涅槃”，尤其是90年代与新世纪以来的市场运作与媒体炒作的合力推导，现在的长篇小说，俨然已成为了当代文坛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超级文体”。长篇小说有如一日千里的巨大演进，与“茅奖”的设立与评选在其中的引领与推导，事实上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长篇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年产也就50多部；到1992年达到100多部；1995年增到700多部(见蔡葵《长篇之旅》第312页)；1999年则上升到1000多部，及至2009年之后，每年猛增到3000多部(见拙作《阅读与时评》第11页)。对于这样一个持续性兼跳跃式的数量激增，人们较多地关注到了图书出版日益走向市场化、网络传媒带来写作普泛化等因素的主导，而忽略了“茅奖”在其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其实，“茅奖”作为一种既有权威性又有连续性的评奖活动，对于创作、出版与阅读等各个环节，都施予了积极而有力的影响，它其实是长篇小说长盛不衰在市场与传媒的两大动力之外的一个内在引擎。

　　一种文体的流行与发展，有其相互勾连又彼此依存的内在链条，长篇小说的生产情形更是如此。创作者的饱带激情与创意的不断探索，出版者的卓具眼光与魄力的精心运作，阅读者满含热情与期待的强烈关注，都为长篇小说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而带有肯定与奖励、宣传与排行诸多功能的“茅奖”的评选，在这三个环节上都有“加油”的功用，使得创作者由此获得自信或明确了目标，出版者由此获得契机或得到启迪，阅读者由此得悉佳作或知晓资讯。作家贾平凹以《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之后，曾向人们认真地表示：“作品获奖得到肯定，给了自信心和力量”，“我会更加努力，将根植于大地上的敏感而忧患之心生出的翅膀飞翔，能够再写出满意的作品。”两年之后，他又创作出不输于《秦腔》的《古炉》，这显然与“茅奖”给予的自信和力量不无一定的关系。获得“茅奖”的作品，因为传扬不断、评说不休，会更加地引人注目，销量也较前明显看涨，一些卓有内力与魅力的作品，更会由此跻身畅销图书行列。如《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等作品，获取“茅奖”之后，每年都在重印，各自的销量累计都在百万册以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之后，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毕飞宇的《推拿》、莫言的《蛙》、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5部作品，随即引发热销，在全国很多书店，几部作品获奖当日就销售一空。获奖图书在网上书店同样热销。目前“当当网”只有《你在高原》有货，其余均已售罄(见8月25日《光明日报》)。

　　“茅奖”对于长篇小说的能动作用，更大的意义可能还在于面对当下的多元的文化生态与文学取向，它以思想与艺术相结合的审美尺度选优拔萃，突出了直面现实人生的创作追求，张扬了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维护了核心文学应有的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因为文化的多元繁衍与文学的持续分化，长篇小说已越来越呈现出传统型写作与类型化写作各行其道的基本趋向。以职业作家或专业作家为主的传统型写作，因为偏重审美，注重突破，更多地体现了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进取;而以业余或网络作家为主的类型化写作。因为偏于通俗，贴近市场，更多的意义在于满足多样的读者与大众的消费。而且“圈子”里“叫好”的，不一定在“场子”里“叫座”，而“场子”里“叫座”的，也未必在“圈子”里“叫好”。这种严肃与通俗的两类小说写作并行不悖又各有天地的情形，使得长篇小说领域较之以往更为活跃，也更为繁杂。在这种情况下，专门“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的“茅奖”，选取什么，肯定什么，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因为它在日益泛化的文学现状中，彰显的是长篇小说创作中应有的文学向度与艺术高度。而获奖的长篇小说作品，除了肯定作家个人的艺术劳作之外，还有一重文学的风向标的重要意义，它会以自己无言的表率，作用于其他的小说作者和文学作者，在文学领域发生延伸性的影响作用。

　　第八届“茅奖”获奖作品评点

　　这一届“茅奖”的评奖结果所以不让人感到意外，或者说较为符合人们的心理期待，与评委的年轻化、评奖的公开性等有着相当直接的关系。在这些中青年评委的身上，较少传统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更强调的是文学自身的规律与小说本身的尺度，这就使得他们在选择作品时，较少文学以外的因素考量，相比之下，审读与评选都要更为纯粹。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以2007年至2010年的长篇小说为评选对象，所评出的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刘醒龙的《天行者》，毕飞宇的《推拿》五部获奖作品，称得上在四年来的长篇小说中拔优选萃，6000多部的被选作品中“千里挑一”，基本反映了传统领域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突破与新进取。

　　这一届“茅奖”的评奖结果所以不让人感到意外，或者说较为符合人们的心理期待，与评委的年轻化、评奖的公开性等有着相当直接的关系。尤其是这一届评委的遴选与构成，主要是一批年富力强的作家、评论家与编辑家等，他们本身就处于当代文学的前沿地带，了解并熟悉长篇小说的创作现状，能够做到在大量阅读作品的基础上，相互比较，优中选优;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这些中青年评委的身上，较少传统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更强调的是文学自身的规律与小说本身的尺度，这就使得他们在选择作品时，较少文学以外的因素考量，相比之下，审读与评选都要更为纯粹。

　　就获奖的五部作品来看，它们既是五位作家呕心沥血的扛鼎之作，代表了他们各自的创作水准，它们也各以不同层面的突破与出新，在同类题材的写作中更为惹人眼目。它们的最终获奖，应属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张炜的《你在高原》系列，由10部长篇联袂构成。我读过其中的《家族》、《橡树路》、《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4部。总体的感觉是：小说由宁伽的个人行状与人际关联串结起一个个故事，内蕴包含了历史的回思，现实的审视，乡土的踏勘，都市的研判，以及不同时期的普通人的命运，文化人的思索。多人物的声像，多故事的意味，共同汇聚成了一部社会变迁史、人的心灵史的艺术长卷。每一部都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总起来又嘲尽人情，摹穷世态。我曾在《你在高原》的研讨会上，用“三气合一”的说法来总评张炜的《你在高原》，这就是“底气十足，元气淋漓，正气浩然”。这样的“三气合一”、浑然齐备的长篇小说，实为当代长篇小说领域难得的巨制，不能不让人由衷地钦敬与纫佩。我甚至以为，即便是其中的《家族》一作，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中讲述的家族传奇故事，也是人性之深刻与人生之厚重兼而备之，单拿出来参与“茅奖”评选，也不输于其他获奖作品。张炜的《你在高原》的获奖，可以说，既奖掖的是这一长河性的系列作品，也奖励的是作家可贵的文学精神。我个人认为，这应该也是对厚重异常也影响甚大的《古船》，与此前的“茅奖”擦肩而过的一个必要补偿。

　　刘震云写过多部长篇，但《一句顶一万句》无疑是刘震云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部力作。刘震云的这部作品，既有别于之前他的那些或“先锋”得近乎“天书”的作品，或与影视改编密切勾连的作品。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养女，毅然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辗转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有关。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作品经由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流”，既写出了不同人的特有个性与情性，又写出了乡土河南与乡土中国特有的孤独：想找个说话的人难，想找个过心的更难。不断寻找，不断失去。杨百顺就如此这般，种种机缘使他的人生不断岔开来，顺着与他愿望相反的方向一路走了下去，而一件件看似无关的小事，却一步步左右着他的命运。这部作品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丰沛与丰盈。从阅读感觉上看，由起初的友人与友人的隔阂，父亲与儿子的嫌隙，似乎是写人与人之间难以“过心”的症结；后来又由杨百顺等人的无常又无定的漂泊，感觉似乎又在写人难以把握自我命运的乖蹇；细细琢磨，个中又有对乡土性的反思，国民性的审视，乃至人的孤独性的剖示。可以说，作品在由乡土之国的探究中，既在考察当下乡民的国民性，又在观照平民的精神状态。就语言与故事的相得益彰来看，这部作品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乡土文学的写作经验。

　　莫言的小说《蛙》，未必是莫言最好的长篇，但却是莫言长篇中与“茅奖”评选标准最为贴近的。作品异乎寻常地回到了现实性的叙事，并经由“姑姑”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讲述了一个乡村女医生的性格变异，由此进而揭示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几十年来的功过与是非。妇科医生“姑姑”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鼓励生育的时候被奉为天神，走到哪儿都带去生命和欢笑；60年代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后，她到处宣讲结扎带环；到“一对夫妻一个孩”政策提出之后，她立刻从送子娘娘变身为严厉追查超生超育的“瘟神”。“就落实计划生育政策而言，她是无可争议的英雄，但她的功劳与英名，又每每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与尊严为代价。”姑姑“把她的雷厉风行的个性充分发挥了，许多人却由此蒙上了屈辱，失去了尊严。她一个人的工作进取，构成了许多人的人生失据。个性化与人性化，在这里构成了尖锐的对立。晚年的“姑姑”随着年龄的增长，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计划生育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促使她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回忆与反思，有时候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有时候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始终处在一种矛盾的纠结之中。“姑姑”的这些反思，其实也是替我们过往的社会在反思，“姑姑”这种的心理矛盾，当然也折射着时代与历史的矛盾。这个作品是一个由人物性格结构作品并“以小见大”的写作范例。

　　刘醒龙这次获奖的《天行者》，在容量与份量上明显不及他上次未能获取“茅奖”的《圣天门口》(三卷本)，但却也是在内蕴上最为靠近“茅奖”的评选取向。这部作品在对他早年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的故事的续写中，虽也是在直面凛冽的现实，但却选择了一块变化不大的现实，那就是山区民办教师的生存现状，以及他们为“转正”付出的种种代价。但正是由界岭小学的这三次“转正”，又让人们从中看到了他们的伟大和善良。第一次转正，虽然大家都在渴望，但却一致决定将指标让给已经生不如死的明爱芬，为的是她能走得安详，后来明爱芬在填表时幸福去世，他们又将这个指标给了外来的更年轻更有才华的民办教师张英才；第二次转正的指标本来是给余校长的，但蓝飞趁校长不在私自填了转正表，这使知情者们无比愤怒，但余校长用自己的胸襟与善良成全了这个年轻人。最后一次是全部转正，但每个人都需购买工龄，余校长和孙四海都拿不出钱来，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盼了一辈子的转正化为泡影。一年年地渴盼着转正，却一次次与转正失之交臂，他们每一次的放弃，都彰显了他们的美好与良善。刘醒龙说他写这部作品，是要“向民办教师致敬，为民办教师树碑”。他确实做到了，做得严气正性；我们也看到了，看得敬佩不已。

　　毕飞宇的《推拿》，是他在难度极大的写作中实现艺术突破的重要成果。作者由一个推拿店、几个按摩师入手，渐渐展开盲人按摩师独特而真实的日常生活，这个作品的出新之处，不只在于作者写了在文学与小说中很少得到反映的盲人的生活，还在于作者本着对盲人的极大尊重与理解，站在盲人的角度去感受、理解世界，并以自己诚挚的内心、智慧的叙事，去真切地体味和还原这一部分人群丰富而细腻的心理世界，写出了这一特殊群体的快乐与忧伤、爱情与欲望、野心与颓唐等心绪与情绪。在毕飞宇的笔下，盲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心理世界和生活态度等，是那样的有滋有味，有声有色。他们并没有因为失明而失去对于生活的向往与热情，在他们看不见的世界里，他们无不探摸着自己的梦想与希望悄然前行。作品诚如作者所构想的那样，真正做到了“从最异态画面入手，写出常态来”。也可以说，毕飞宇也以他独特的手法与指法，对广大的非盲人读者进行了一次感觉异样又精彩异常的艺术“推拿”。

　　几点反思与感言

　　要真的通过评奖的方式扶持和奖励网络小说，显然只有两条办法切实可行，一是在“茅奖”评选标准上增加弹性，列入适合于网络小说的评价尺度；二是索性在“茅奖”之外，再行设立新的奖项，专门针对网络小说、类型小说等，另行予以评奖。

　　“茅奖”自第一届评到第八届，历时33年，共评选出正式获奖作品36部，荣誉奖作品两部。38部“茅奖”作品联袂而来，构成了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繁荣发展的活动橱窗与艺术长廊。可以说，跟踪着一种文学体裁成长、成熟，并与之共进、共荣的奖项，除了“茅奖”，别无二例。

　　一个面向文坛内外的文学奖项，看起来是评委在评作品，其实评委的选择与评选的结果，也必然要接受社会的评审与时间的检验。每届评奖之后的媒体的反应、业界的议论、读者的评说，乃至作家的感受、专家的研讨，都是这种“评审”与“检验”的具体表现。

　　作为与“茅奖”有过一些瓜葛的文学从业者，我对过去几届“茅奖”的评奖有过自己的一些看法，并在一篇题为《关于评选与评奖》的文章中做过一些评说，为此还曾引起过不大不小的非议。我把这些文字翻检出来再看，自觉仍属一家之言，并非一派胡言。这些评说主要是以下一段文字：

　　从一个文学从业者的角度看，第一届、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大致上接近于按照茅盾生前的意愿选优拔萃，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特点是“平稳”，既没有特别好的作品，也没有特别差的作品，但拿当时获奖的《少年天子》、《平凡的世界》、《都市风流》和《第二个太阳》，与同时期的《活动变人形》、《古船》、《洗澡》相比，即可看出不少的差距，可以说遗珠之憾比比皆是。到了第四届，四部作品可谓三个档次，只有《白鹿原》真正当之无愧(选评的是修订本)。要是再没有这个修订本《白鹿原》，优秀之作可以说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全军覆没，如是，真不知评选者们何以面对文坛江东父老?

　　在进而分析造成这种不如人意的评选的原因时，我又说了如下一段话：

　　依我之见，茅盾文学奖的症结，问题出在评选，根子在于体制。几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多数人都年事已高，疏离创作，说句不客气的话，基本上属于“前文学工作者”。长篇小说的评选，需要建立在长期和大量阅读作品的基础之上，平素不看或少看长篇小说，怎能在比较阅读中分出优劣，评出高下?因为没有阅读的积累和创作的跟踪，只能是逮着什么是什么，就人论人，就事论事，最终脱离创作现实并进而脱离与作品实际，如此评选的结果自然难以让人信服。

　　以上这些话确实是有感而发。因为参加第五届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初评时，20多位初评委在近一个月的作品审读与相互探讨中，会逐步形成大致接近的共识，并以投票方式评出初评排序。但常常令人意外的是，初评排名靠前甚至是接近全票的作品，往往在终评中靠后和落选，而初评靠后甚至没票的作品，却往往在终评中被评上和获奖。两拨评委的两次评选，结果是如此的大相径庭，使人不得不在诧异中究其原因，因而才有了以上的感言。

　　第八届“茅奖”在评委的遴选、评奖的方式、评奖的过程上，都做了较大的变动与变革，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前几届“茅奖”在体制与机制上的明显不足，这也说明对以前“茅奖”存有的某些问题，大家也是有着一定的共识，有关方面也力图以新的变革努力使“茅奖”的评选趋于完善。事实上，八届“茅奖”的这种变革带来的实效，也是积极而明显的。获奖的五部作品，既在思想与艺术的结合上各有千秋，自具其美，又在整体上旗鼓相当，水平齐整。这种获奖作品均在同一水平线上的情形，在此前几届“茅奖”的评选中委实并不多见。

　　但第八届“茅奖”的评选，也留有一定的遗憾，并非尽善尽美，其中最为人们所诟责的，是公开表明要吸纳网络小说参评，而在一些网络小说真的参与进来后，却在初评与复评中榜上无名，更谈不上最终获奖。这种情形，可能不只会在八届“茅奖”评奖中出现，一定还会在此后的“茅奖”评奖中一再重演。问题并不在于具体的评选，而是在于“条例”的设计。设计者的本意在于放低文学门槛，广纳参评作品，使“茅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与辐射力，这一初衷无疑是无比良好的，但却犯了一个面面俱到、贪大求全的毛病。

　　没有一个文学奖能够包罗万象乃至包打天下，一个奖项一定要在有所不为有所为的选择中形成自己的特点与取向。“茅奖”自设立以来，就一直以传统文学为领地和支点，从“条例”中的评选标准高度强调“现实性”、“人民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几个要素来看，也无不依托着传统或主流的文学观念。如许宏大的文学尺度，主要对应的也是传统文学写作。要真的通过评奖的方式扶持和奖励网络小说，显然只有两条办法切实可行，一是在“茅奖”评选标准上增加弹性，列入适合于网络小说的评价尺度；二是索性在“茅奖”之外，再行设立新的奖项，专门针对网络小说、类型小说等，另行予以评奖。现在看来，另立奖项的办法既较为可行，也更有必要。

　　目前，长篇小说领域事实上已经形成“传统”与“通俗”彼此有别的两大走向。各行其道，又各有其奖，可能更有利于两类小说写作按照艺术的规律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但愿这个以网络小说、类型小说为评奖对象的新的奖项，尽早地登台亮相，并与“茅奖”交相辉映。

　　(白烨 作者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