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城市化过程中的乡村记忆

 高井村史馆内陈列的农展品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迅速。据了解，1949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0.6%，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49.7%。与中国高速城市化相伴而生的，是以同样速度消失的农村及农村记忆。

　　如何抢救正在消失的农村文化遗产，“年轻”的市民们如何找寻曾经的精神家园?北京市部分村镇自发筹建农民博物馆，收藏农业、农村用品，重现农村的生活场景。在北京市城市化规划的重点地区朝阳区，就出现了南磨房乡区域特色博物馆、高井村史馆等5家农民博物馆。

　　让城市留下乡村记忆

　　“虽然地方不大，但农村那些老物件都收藏进来了，来到这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常来南磨房乡区域特色博物馆的张大爷说。

　　南磨房乡区域特色博物馆建在心连心广场的一个四合院。农业生产用具和农村生活用品是最主要的展品。刨地镐、开苗镐、象鼻子镐等，各类农具陈列馆中;拐子小磨、箩床、饸饹床子、30年代的小棉袄让人依稀感到老北京农村的味道;此外，博物馆还微缩复原了部分农业生产的景观，如收割场景、挖河场景、小熔炼的场景等。传统的工匠用具、剃头推子等部分手工业用具也陈列其中。“这些老物件现在真是难得一见了，看到它们真让人想到当年农村的生活点滴。”一位游客感叹道。

　　在另一家农民博物馆高井村史馆，村委会复建了一处民居。墙砖是模具，但门、窗都是从一户拆迁的村民家里搬来的，连门牌号也是原来的，在农舍的一侧，玻璃格子中还摆放着50年代的结婚证和喜帖。据村委会负责人介绍，这家农户出嫁了的女儿听说祖祖辈辈住的老房拆了，哭着跑了回来，她母亲带着她来到高井村史馆，指着这处陈列起来的民居说：“闺女，咱家的老房子还在呢，门牌号都还好好的。”

　　与农展品相比，馆内展示各村发展史的区域占更大比例，南磨房乡区域特色博物馆有1119平方米，有一半的空间用来展示南磨房由农业化到国际化的发展历程;高碑店乡高井村史馆用近2/3的空间来展现高井村的旧貌新颜。

　　“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多少农舍消失在推土机的轰隆声下，大批量的农民变成市民。留住城市的农村记忆，就是让我们的心灵有依靠，有归宿。”朝阳区文物管理所所长陈巴黎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魏明孔也表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发展史，积淀下来的传统生活方式比较特殊，传统农具也很丰富。农民博物馆的建立，说明新一代的农民开始有文化自觉性，并意识到农民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村民自营自建免费开放

　　南磨房乡区域特色博物馆现在所在的这块地是当年村民腾退选房的地方。为配合北京市的绿化隔离带建设，该乡各村村民搬迁。2007年规划完成之后，乡党委、乡政府就想在这块地上给村民们留点念想，着手筹备这个博物馆，2010年7月开始对外开放。“现在它倒是成了南磨房的一张名片，一个品牌。”

　　几个博物馆几乎都是村民主动捐赠展品建成的。“当时几乎是一呼百应吧，大家也都想留这么一个地方。”南磨房乡区域特色博物馆负责人说。捐赠展品的居民也经常会来博物馆，向观众讲述自己展品的故事。“有的老村民说到情感深处，禁不住老泪纵横。”

　　据了解，几家博物馆目前均免费开放。博物馆由相应的政府出资修建(如南磨房乡区域特色博物馆由乡政府出资修建，高井村史馆由村政府出资修建)，并运营维护。馆内的工作人员、讲解员大部分也由相应级别的干部担任，这些博物馆都作为村、乡、街道政府工作的一部分。

　　“所有经费都由村委会出资，运转上完全没有困难。”高井村史馆负责人果屹娜告诉记者。其他几家博物馆也如此表示。

　　“博物馆的定位不是对外展览，而是宣传本村的发展历史，为本社区内的人员服务。”高碑店村史博物馆负责人王娟说。虽然几家博物馆的定位都在服务本村，但平时也会接待一些考察团。

　　据南磨房区域特色博物馆负责人介绍，南磨房博物馆的客流量比较少，除了搬迁上楼的本村居民，多是一些单位的组团。王娟说：“高碑店村史博物馆的观众多集中在某些节日期间，如‘七一’前后，一天能接待五六批参观者。”

　　高井村史馆的情况相对较好。果屹娜介绍说，博物馆有时会接待外省代表团，如2012年5月份的青海参观学习考察团，此外，作为学生爱国教育基地，村史馆还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接待过四川省什邡市八角中心小学的参观。

　　运营模式有待探索

　　据调查，几家博物馆在展品数量、结构设计、展示效果上，都还不够成熟。展馆内并未对展品系统分类，也缺少与展品配套的必要介绍，“博物馆的运行，还处在探索阶段，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再完善的东西。”南磨房乡区域特色博物馆负责人说。

　　对于今后的发展，南磨房乡区域特色博物馆正在考虑增加博物馆的展品数量。“博物馆，不仅有物，还得物博，这样才能吸引很多游客。”而高井村史馆并没有扩大规模、丰富展品的意愿。果屹娜认为，“我们的定位是服务本村，将其作为一个教育和实践基地。我们不搞面子工程，有价值的农业用品，我们也有，但是它摆在那里，有什么实际意义?”对有无将其发展成一个全国性大型农民博物馆的想法，三家农民博物馆的负责人皆表示需要区市甚至国家的政策引导。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认同高井村的做法。“建立农民自己的博物馆，说明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与价值开始整理，并有了清醒的认识，其定位在为本村人服务，很值得赞赏。假如为吸引游客参观、发展旅游去办农民博物馆，就把博物馆办偏了。”

　　而魏明孔则对农民博物馆目前的经营模式表示了担忧。“农民博物馆运营费用不低，现在完全由乡、街道或者村政府来运营，当集体资产不再有时，他们是否还有能力将其运转下去?”现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博物馆都将自身定位为全民教育，逐步免费开放，通过收门票来增加收入不太可行。他建议可以尝试利用旅游、展览等形式来增加收入，晋商博物馆推行的以博物馆养博物馆的模式也是可以借鉴的一种方法。

　　魏明孔进一步指出，要将农民博物馆办大、办好是很复杂的问题，比如说游客数量需要一定规模、运行机制需要完善，运行模式也得探讨，还需要各方面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