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文化强国

　　在中国优秀道德文化传统中，各种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理论相映成辉，从各个层面均代表了中国人对于理想道德境界的追求。为此，我们分别从社会、国家与民族、个人3个维度尝试对优秀道德文化传统中的部分内容加以辨析，以提炼对当下文化强国建设富有建设性的道德资源。

　　以公天下意识为核心的美好道德理想有助于提升文化强国建设的道义水准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追求公天下的理想为显著特征。分析来看，公天下的道德理想包含4个方面的道德理念，即天下为公、厚德载物、仁者爱人、尚中贵和。

　　天下为公的道德理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所设想的大同社会是人类美好的理想社会，实现大同则需要循从天下为公的大道。一个没有私有观念的公天下的社会，是贤能得其所用，人与人之间真诚而和睦的社会。正是在公天下道德理念的感召下，中国人表现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

　　天下观念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根基，其他社会性的道德理念皆由此而生发。厚德载物、仁者爱人、尚中贵和从一种普泛道德的立场，提示人们如何社会生活中保持一种高尚的道德姿态。儒家所倡导的仁者精神，就是要利民济世、博爱大众。在仁爱精神的引领下，尊老爱幼、体恤孤独、济困扶危、风雨同舟、大爱如山等具体的道德规范，为公天下的道德理想提供了人们如何行动的指南。尚中贵和的道德精神体现的是高度的和合思想。提倡中和之道，主张以和为贵，为的是人与人之间相生相助、和乐如一。由此出发，公天下的社会道德不仅是对人们社会生活的美好期待，更是对大同理想的快乐期盼和追求。这些道德理念和规范的实施带有中国道德文化的特有气质，那就是将人类自身的道德追求放置于一种快乐、和谐的美好境界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承不竭的道德能量。相比于西方道德文化追求以理性精神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念，公天下的道德主张具有非常高的道义水准，这为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高起点的道义支撑。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价值观体系涵盖了社会、国家和个人三个不同层面。其中，在社会层面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要求的天下为公、厚德载物、仁者爱人、尚中贵和，也主要是从社会层面对于人们道德行为的基本规范。在公天下的道德理念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都是其追求的价值基点。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必须是富足的、人人平等的、社会高度文明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也都达到了和谐的状态。因此，我们说，如果合理地继承以公天下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对于当今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建设裨益良多，对于文化强国建设也会起到促进作用。

　　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为核心的道德理念有助于强化文化强国的民族意志

　　中华民族的先民生活的环境相对较为复杂，从早期的大禹治水，到后来的战乱频繁、外族入侵不断，这一切使得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儒家在倡导王道仁政，道家反对统治者过分干预百姓生活，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等，都有着内在的忧患。他们忧患于天下不得治，忧患于百姓生灵涂炭，忧患于苛虐暴政，希望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些饱含着忧患意识的居安思危的精神，体现着人们忧国忧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防患于未然的心态，是中华民族始终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为深沉的民族道德心理。

　　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为核心，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建构起一整套家国道德观念，主要包括民贵君轻、尊师重教、任人唯贤、清廉公正、协和万邦等。民贵君轻的本质是一种民本精神。在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的时代，普通人特别是被统治阶级很难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中获得话语权。但是国家是否能够得到长治久安恰恰又需要基础的稳固。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观察历史的成败得失、总结国家兴亡的经验过程中，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民为万世之本”的治国理念。《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在古人的国家治理观念中，只有各民族平等相处，天下百姓对于国家政治清明抱有极大的希望，万邦和谐、共同发展的局面才会到来。

　　面对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局势，如何找准当前中国未来发展的定位，需要强大的民族意志。以居安思危为核心的忧患意识其实就是中华民族求生存、谋发展的强力意志，以上所提炼的民族国家道德观念无疑都是这些意志的具体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在国家层面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其所依据的道德基础很多都可以从传统道德文化中加以汲取。如平等的价值观就根源于民贵君轻的道德观念，公正、法治也是传统国家治理过程中廉政文化的具体要求。中华民族古老传统形成的民族意志，在今天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文化强国建设需要激发民族意志，一个团结的民族、一个意志坚强的民族，才能够在世界民族的竞争潮流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见利思义为核心的行为道德标准有助于显现文化强国的主体意识

　　在天下情怀的召唤下，在忧患意识的激发下，道德自我的主体性在传统道德文化中异常凸显。在对道德行为的要求中，以义制利虽然是一种较为难于达到的行为标准，但是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却是约束行为的主要规范。在义利关系规定的范围内，诚实守信、自强不息、威武不屈、杀身成仁等道德规范，都在义以为上的道德观念规范下，成为普通人的道德要求。

　　现实中的人总是以群体的方式生活着，孤立的、个体的、原子式的人是不存在的。在我与他的关系中，利益关系是我们行为方式的依据。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任何社会、任何人都要遇到的问题。儒家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鲜明地提出以义制利、义以为上的观点。“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对义利的不同取舍代表了道德主体的君子和小人之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将义作为行为的主导标准，是对道德自我主体性的要求，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自觉意识。

　　义作为约束个体行为的最高道德规范，在现实的各种活动中，是以各种具体道德要求表现出来的。这主要包括诚实守信、自强不息、威武不屈、杀身成仁等偏重于个体性的道德要求。言而有信、一诺千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等都强调任何个体必须在诚信的基础上去从事各种活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没有诚信的人，是普遍不受欢迎的人。除了诚信的底线要求，每个人还要能够自强不息，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勇于挑战自我，实现人生的超越。广泛流传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传说，其实就是对自强不息精神的写照。在自强意识的激发下，一代代志士仁人百折不挠、锲而不舍、拼搏进取，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取得灿烂辉煌成就的精神基础。敬业乐群、勤俭节约等具体的职业和生活美德，也是从个体层面提出的要求。

　　在义以为上的道德精神感召下，可以阻止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在人们思想中扎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这种重义传统，充分调动了个体对于自我道德人格的培养和修炼。如果所有道德主体都能够很好地遵循义以为上、以义制利的道德原则，再加上社会法制生活的不断健全，主体行为就一定规范得体，主体的道德行为也就真正获得一种自由。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对个体道德的价值引导，诚信作为其中的价值原则，应该是最为核心的。一个诚实守信的人，一定是爱国的人，也一定是敬业友善的人。当全社会形成一种诚信有道、义以为上的道德风尚，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道德主体性就会卓然挺立。

　　(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哲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