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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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局势日趋复杂，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综合竞争软实力的主要载体，作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的拉动力量，承载着海内外的殷切期望。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创新，目前已成为事关大局的发展要务。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大学具有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旗帜鲜明地要求把“文化传承创新”作为大学的努力方向。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需要深入挖掘新形势下的文化内涵，动员包括大学在内的科教力量大力投入，切实解决思想认识、联系群众和能力不足等几个关键问题。大学该如何深化文化内涵，提升文化传承创新能力，本报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

　　“我们的文化有责任给老百姓提供一个中国梦”

　　问：我们应追求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

　　张杰：文化是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精神支柱。这取决于文化为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生活形态、价值意义、符号系统和社会规范，从根本上和长远上维护了国家利益，推动了社会进步。

　　当代文化仍然是民族文化主权文化。当前世界局势，尽管以开放融合为主流，但冲突和对立仍将长期存在。其实无论开放融合的时代潮流，还是冲突对立的现实遗憾，其背后都是独立自主的文化主权在发挥作用。我们所追求的，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先进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问：在此背景下，应如何提高思想认识?

　　张杰：文化的意义在于提供生活梦想。当前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之一，是日常生活价值观建设不足，或者说对核心价值观缺乏生动具体的、关联到个人的生活演绎。我们的文化有责任给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一个中国梦，一个陪伴着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然而又是绚丽缤纷、多姿多彩的中国梦。

　　文化的内容需要通过符号系统来实现表达沟通。符号系统是对认知、情感、意志活动的把握和交流，是艺术与科学、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符号系统在传承中追求创新。传承的目的，全在于创新。文化改革与创新，从根本上要求创新符号系统，发现、表达和传播新的生活。

　　文化的功能是形成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民意共识的不成文规则，现代法制与生活秩序的民间根基。社会规范只有依靠文化力量的自觉介入，才能够得到深入人心的推广和自觉自愿的认同。社会规范具有普遍有效的约束力，从根本上成为法治法条的依据和伦理力量的源泉，成为文化发挥独到作用的重要领域。

　　文化的正外部性和文化产业的独有特点，使文化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世界经济普遍萎靡的环境中，表现出独有的增长潜力和发展前景。社会主义文化势必为中国未来的转型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为结构调整和质量提升创造更大的成长空间，为民生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开发更多的就业机会。

　　“大学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战略资源”

　　问：社会主义文化担负着什么样的任务?

　　张杰：文化的目标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文化不能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这样一种文化，势必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激励创造力持续迸发，维护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使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质得到全面提升。

　　文化要主动承担解释现实维系人心的艰巨任务。当前迫切需要的，是以物质为基础的、来自文化艺术的支撑，是从认知、审美、伦理各方面入手的润物细无声的人文关怀。

　　文化将成为公众生活的重要资源。人民群众文化消费的巨大潜力，一方面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了紧迫要求，一方面为文化及其相关产业的改革创新开辟了广阔天地。

　　文化需求将推动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文化及其相关的产业贡献，在这中间不仅具有数量比重的进步意义，而且具有质量提升和结构转型的拉动作用。

　　问：面对这样的形势，应如何推进大学的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

　　张杰：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精神高地，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战略资源。从古代的稷下学宫，到中世纪的修道院，再到现代大学，没有教育，尤其是没有高等教育，就没有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近代大学教育不仅为科学技术和文化繁荣提供基础理论和思想资源，而且往往是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变革的直接策源地。大学历来以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为己任。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科教界有觉悟、有准备、有力量以文化建设为己任。

　　第一，有必要统筹国家科教战略与文化发展战略，组建国家科教文化战略协调委员会。通过顶层设计、有机融合和战略协同，消除文化改革创新的“战略壁垒”。部门分工与资源独占所导致的发展困境，是当前制约我国文化改革创新的主要障碍。这一结构性障碍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文化改革创新的战略机制和路径选择，影响了战略发展理念的创造性选择。

　　第二，适应数字技术和智能移动互联网促进文化发展的战略需要，重构我国的知识产权体系，激励文化改革创新中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现有的知识产权体系主要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数字技术和互联网革命要求改变原有的知识产权形成形式。必须适应数字化革命和智能移动互联网发展所提出的新的要求，展开前瞻性战略部署，通过制度安排释放文化产能。

　　第三，充分尊重科教助推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发挥教科文融合优势，大力开展下一代文化产品及其产能研发工作，力争本世纪开发出能够取代现有文化产品的、具有鲜明中华民族标志的文化产品形态和文化生产形态。下一代文化产品的诞生，可能将与下一代科学技术发明同步来到。

　　第四，大胆突破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传统模式，从国家文化战略需求的高度，推进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为文化改革创新提供体制和战略上的后备支持。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发展教科文融合的新兴交叉学科，主动开辟能够适应和满足文化改革创新所需要的前沿学科,并以之作为新的学科生长点，从而在根本性战略能力方面，为建设文化强国，推进战略性体制创新和学科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