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旧址沦为停车场。 图②：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旧址内部寄居着100多家公司。 图③：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旧址的正门，停着许多车辆。 图④：张治中公馆大门紧闭、门面斑驳。
一边，是古建筑被拆改的现实，从北京的梁林故居，到济南的英领事馆，再到南京的张治中公馆，随着一块块砖瓦的掉落，文化的记忆也随之陨毁;而另一边，却是在遗迹上重现飞檐斗拱的愿望，据报道，曾经被拆毁的魏源故居如今已复建。
古建筑的命运为何如此“反复无常”，有的拆、有的建，有的拆了又建?要留住并保护好它们，到底难不难?有人曾经提醒，我们走得太快，把灵魂丢在了后面。本版从今日起推出“保护古建留住记忆”系列报道。
文物保护单位竟然被挂牌6000万元出售?如此惊人的消息发生在江苏省南京市级文物张治中公馆。据报道，公馆北楼被开发商房主用来当成了某豪宅的售楼处，南楼则单独出售。实情到底如何，记者进行了探访。
憾
张公馆成了假文物，“大法院”变身大杂院
没有任何显示是文保单位的标志，铁门紧闭：这是记者于12日下午来到张治中公馆时首先看到的情景。多次敲门没有回应之后，记者来到同样关着的偏门，透过门缝，可以看到里面正有人走动、忙碌。
多次敲门后，偏门终于打开。当记者请站在门口的年轻男子介绍一下房屋现状时，对方摆摆手让记者赶紧出去，并称，“怎么又有人来”、“这里不是什么故居，就是私宅”。
公馆现在的主人是谁?按照有关报道中提及的房产公司名称，记者查询后发现，南京市鼓楼区沈举人巷26、28号，现为南京卓立房产置业有限公司的注册及经营地址，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
针对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出售传闻，虽然没在探访中得到答案，但是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护处一位负责人介绍，“据调查，目前该产权人没有出售该建筑的意向，产权人认为是某些媒体故意炒作。”
但是，经过产权人的“巧手”，这幢建筑早已不是昔日的模样。家住张公馆附近的一位老先生退休以前从事建筑设计的工作，也一直在关注张公馆，“我们住在附近都知道，开始拆得不伦不类，后来又返工了几次。现在就是一个假文物!”
在南京，这样的憾事不止张治中公馆一桩。当记者站在南京市中山北路101号，眼前只是疏于管理的一个大杂院兼停车场，可谁曾想到，60多年前，这里曾是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所在地，是著名建筑师过养默的精心之作。
尽管依稀可见民国建筑的风骨，但是当年的风采已荡然无存。在黄白相间的楼房前，竖立着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牌，由于被小汽车挡着，几乎看不到。“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旧址”的黑色指示牌，就挂在楼前，也没有半米开外的“悉田画室”广告牌来得惹人注意。
据门卫恒大物业一位值班工作人员介绍说，“这里现在就是个大杂院，里面至少有100多家公司吧。”
愤
产权人借修缮之名却行拆除之实，25万元罚款犹如挠痒痒
张公馆是如何沦为假文物的?一个堂堂的民国古建如何在文物局、在民众的眼皮底下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据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护处一位负责人介绍，该建筑从民国时期建成后就一直为私产，2006年以前，在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时，经交易成为现产权人私产，当时，该交易并不需要走文物备案程序;2006年6月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根据《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监管。记者查询到，《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一位在文物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透露，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只要不威胁建筑安全，目前有房产公司在办公一事本身，其实无可指摘。”
但是，就是这样“无可指摘”的行为，2007年被爆出“非法拆除”了张公馆。南京市文物局对此的回复是，当时产权人以“年久失修，结构严重老化”为由向文物局提出维修申请，但暗地里行的却是拆除之事，直到媒体将此事捅出。而文物局对此的处罚是“罚款25万元;责令改正”。
拆改一座价值数千万元的建筑，却仅仅是被处以几十万元的罚款，对于产权人来说无异于“挠痒”。文保专家指出，新的建筑尺寸变大，内部结构扩张，用文物价值的损失来换取翻番的市场价格，这种处罚力度根本就不足以遏制产权人拆旧建新牟暴利的冲动，而政府有关部门的失职也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已经变身“大杂院”的“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旧址”，到底应该由谁负起修缮、维护之责呢?寄居其中的上百家公司，又该如何监督?对此，南京市文物局并未给出明确的回复，只是用书面形式告知：“其使用要符合规定，不能对建筑造成损害，否则将针对使用人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理。”
因
拆旧建新更有经济回报，人手紧张、经费不足让保护说易行难
南京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失守，张公馆不是第一起。此前“法拉利在明城墙玩漂移”的事件，似乎并没有让这座六朝古都有一些警醒。很多市民都痛心地追问：我们的文物还能留下多少?我们的文物为什么得不到保护?
重利，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学鹰认为是文保困境的根本原因，拆掉要比维护更有赚头，“修缮民国时期的文物建筑比拆掉重建会复杂些，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可能更多些。而借名修缮实际上拆除重建，却会带来一系列的便利。”
这些便利有很多，周学鹰举例说明了其中一种：“向下挖掘一层或两层地下室，并向庭院地下扩张;向上设置阁楼，既利用空间，又实际上增加颇为隐蔽的建筑面积。再加上文物的帽子，身价无疑会倍增。”
既然私人业主无法对古建筑进行有效的保护，是否可以禁绝买卖?周学鹰介绍，我国法律法规不阻止民国别墅的私下买卖，原因之一是参照国外已有的成功经验，希望通过社会、个人的力量，使得它们能在有实力的房主手里得到更好的维护，“初衷是好的”。
但是，对于现实的一再“变味”，周学鹰没有正面回应，反而反问：“是否应该追问这些业主背后的力量是什么?他们到底有什么权利能够绕开规划、文物等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他们为什么没有得到严惩?”
对于文保单位的寥落，很多人会迁怒于文物部门。但是，文物部门坦言也有自己的苦衷，据相关人士透露，南京市有512处市级以上文保单位，文物保护面广、量大，管理人员实在不足，同时文保经费并不十分充足，给保护带来了难度。“一方面是因人手不足等做不到全程监管、监管不力，另一方面，对于个人保护的政策优惠、支持尚不充分，开放度不够，形成的影响力和成效也不够。”
除了人力物力的捉襟见肘，略显陈旧的《文物保护法》也给文物部门执法带来了不便。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护处一位负责人认为，《文物保护法》从2002年修订至今已有近十年时间，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有些滞后，“特别是在关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利用方面规定过于原则，针对性不强、可操作性不强、罚则力度不够等。建议《文物保护法》进行修订，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社会认识的纠正，则是周学鹰更看重的事情，“文物建筑进行修缮改造甚至拆除重建，必须建立在全社会对法律法规神圣敬畏的基础上，真正确立法治社会理念，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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