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诠释中国话语

　　中国话语权的困境在哪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中国要想成为一个文化强国，首先应该讲出让世界感动的故事来，让大家产生认同感。讲这种故事，靠的不是大场面和大建筑，即使北京奥运会的焰火照亮全世界也不行。我们要看中国的小说、电影还有无数普通中国人的行为是不是真的能够感动世界。目前这方面还是不够的，牵涉到潜在的价值观念。我们必须认识自己的盲点，给中国文化注入新鲜成分。

　　周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我认为，一、话语权的意义不在“说话”，而在所说之“话”包含的价值；二、不在普通意义上的价值，而在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三，不在表明一种普世价值，而在提供实现这种价值的制度与实践范例。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几千年文明，我们理应对普世价值有所担当。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普世价值，而是要不要西方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提供自己的普世价值，中国的话语权不仅在于普世性，而且在于我们文化实践能够表现这种普世性。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话语权本质是一种文化输出，当你提供这样一种模式，你提供一种智慧，你提供一种思路能够面对人类解决问题有所贡献的时候，你话语权自然就会提升。更重要的是中国自身能够提供解决人类发展困境的东西，外功要内修。

　　刘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我觉得话语权首先要说得好听，并吸引人，严肃的话题也可以变得很娱乐。让大家听了很开心，这就是一个话语权很重要的标志。让别人愿意听你的话语，需要将话语娱乐化，却不能完全卡拉OK化，不能太自娱自乐。话语不是说给我们自己人听的，而是说给全世界的人听的。

　　王义桅(同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为什么中国缺少国际话语权?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基本上还是按照以西方游戏规则为主导的全球化逻辑展开的，故长期以来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此外，中国传统文化难以支撑中国的全球崛起。比如在南海问题上，我们说南海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西方多少人这么认为呢?这就是传统内陆文明走向海洋的话语困境。

　　如何释放大众的话语力量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前不久，中国影院上映的一个小电影《失恋33天》，票房连续10天压过好莱坞的《丁丁历险记》，这说明中国在话语权博弈中是有其力量的。好莱坞都按照中国的口味在调整自己，全球奢侈品都按照中国市场在调整自己，这些变化我们要注意到，中国话语权其实是在弥散的状态。中国80后、90后的这些年轻消费者们在决定着世界未来，他们在改变着我们社会，乃至于全球文化生态。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提出一些有效答案来回应这种新的变化。

　　喻国明：一种话语表达如果不能够对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产生有效的影响，并且能够部分形成某种共识，这种话语权也很难走向世界。今天政府和社会所面对的难题、压力，实际上是多元化的意见表达当中政府的决策扮演的问题。如果政府扮演意见的一方必然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政府拥有巨大的资源，如果在现实中选择跟某一个利益集团扭结在一起，整个社会利益平衡就不能保证。所以，政府决策应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成为社会话语的一个组织者，或者社会话题的设置者，平衡规则的维护者。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老百姓对于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民生问题、发展问题的智慧才能产生出来，而这种智慧才能影响世界，才能成为世界文化当中的一支。

　　周宁：话语的真正意义是要提供说话的观念、价值和其中的权力。中国要在国际文化中拥有话语权，就必须对中国的现实与当今世界的意义价值给予明确回答，为中国崛起提供文化合法性。我们讨论问题要面对中国现实，而不是西方理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思想，要给中国现代性、“中国模式”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解释。只有这一步做好了，才有话语权，否则没有。

　　文化话语权必须志向高远。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生存与历史意义，什么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目标，这些问题必须明确。目前我们需要一些既切实又宏阔的国家历史叙事。我认为这是文化精英们不能回避的历史责任。当下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此前30年我们的核心任务是经济发展，此后是文化发展。在国际政治上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国内政治上增强国民的幸福感与文化认同感。

　　该怎样争抢中国的话语权

　　王义桅：我们对中国国际话语权不满意，主要是因为跟我们国力不匹配，跟我们文明古国不匹配，也跟我们近14亿人口不匹配。中国文化是一种取经文化，世俗文化，强调“为而不争”，缺乏普世意识和传教精神，在扁平的全球化时代便显得很拘谨。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面临5000年传统文化困境和500年西方话语霸权困境，还有50年来靠武斗、文斗赢得的话语权在“不争论”中日益流失。

　　破解之道是实现传统文化的大复兴、与西方的大和解，实现包容性崛起。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话语权很大程度源于公民的“志愿者”意识。所谓“领导源于服务”，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取得从根本上也取决于中国能够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什么公共产品。

　　陆建德：我觉得有很多“术”是用“道”包装起来的，两者不能断然分开。我们常说“西方”如何如何，实际上西方每个国家都不一样，走的路也不同。认识到“道”背后的“术”，不等于否认超越的价值。西方很多文化产品也让我们感到道的力量。这种本事应该学。我们如果能深刻认识世界，并且善于反思，那么，我们才能更好地、有针对性地、有比较地讲好自己的故事。

　　喻国明：我们现在所谓软实力建设，基本上是闭着眼睛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方式在向世界表达，而不管世界是不是愿意听、是不是听得懂。另外，新媒介(如微博)的出现，不仅为人们增加了一个表达平台，也是人们把握世界方式的新转变。正是在这点上我们跟西方比智慧，在机会方面没有太大的差距，这恰恰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地表达自己话语的智慧和力量的机会所在。

　　张颐武：互联网确实很重要，在微时代里面我们要掌握这种主动权。但我们的传播不能急，慢慢来。硬实力是软实力最好支撑，只要经济上不做错，实力越增长，话语权一定越好，熬到最后就是好。

　　刘康：争夺话语权首先要争夺话筒。但拿到话筒后，说出的东西要让别人听得懂。想要明白世界究竟怎么看中国，如何愿意倾听中国，需要我们做大量踏踏实实的实证调研。只有了解他国民意对中国的看法究竟怎样，我们才能有的放矢。一个字要“实”，务实，有实际的态度，有实证的方法，还要有实践。话语权真正在哪，首先把这个话说出来，人家认了你的话就是话语权了。

　(本文系2011年12月17日召开的环球时报年会“2012：世界变局·中国战略”第五议题对话内容的缩编。该议题由邱震海担任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