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安德思(Peter Anders)，2011年5月起任歌德学院中国分院院长。1961年出生，毕业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戏剧、
电影和传媒专业，曾在法兰克福德国电视一台文化编辑部工作。1990年起在歌德学院工作。
歌德学院中国分院的新任院长彼得·安德思是一位蓝眼睛的大高个，超过一米九的个头，在人群里分外显眼。这位德国文化新使节虽然到中国工作不到半年，但他为世界范围内的歌德学院已经工作了21年，从德国慕尼黑、喀麦隆、巴西萨尔瓦多港、保加利亚到南非约翰内斯堡，文艺科班出身、工作经验丰富的他均表现出色。2011年5月，他来到了北京。
这并非安德思初次来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他曾和家人一起来旅游，在西安、北京、广州和昆明等地呆了几个月，看了昆剧、京剧、粤剧、川剧等诸多中国的“戏剧”。那时他所感受到的中国和自己生活的西方如此不同，而现在的中国和那时的中国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评论中国孔子学院时带有德国人典型的谨慎小心，但安德思仍乐意分享歌德学院推广德国文化的成功密码，并讲述歌德学院如何在依靠政府拨款与保持文化活动的独立性之间寻求平衡。
“有意思”才是文化交流的根源
《国际先驱导报》：你不会说中文，也不是中国通，这份新工作会不会给你带来不小压力?
安德思：确实，我中文说得不好，不过在我来中国之前，我已经学了一些中文。20多年来，我在世界不同国家工作，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努力掌握当地的语言。文化工作永远是一种翻译工作，因为语言来自于自身的文化语境。所以在中国，我去了解外界信息会相对困难一些，但是由于多年从事文化工作，经验起了很大帮助。但我现在每天都在学习中文。
Q：从这几个月的工作来看，你认为来中国工作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么?
A：这个决定是否正确，可能等以后才能进行评判。不过我当然很高兴来中国工作，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会对文化间的对话作出贡献。能够参与和促进中德间的文化对话，我感到非常高兴。当然这也是一种挑战。
Q：如今，中德文化交流中的主要障碍来自哪里?
A：如果讲到障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在不同地方的经验不会造成阻碍，而是会成为合作的灵感源泉。比如在艺术领域，各地的艺术家完全不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解读世界。对我而言，先去了解，然后再与艺术家合作开展项目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歌德学院的使命是创造可能性。我们自己并不是艺术家，不会去创作作品。我们更多是联系各个伙伴，去发掘艺术和艺术家，之后为其提供一个平台，在此之上，从他们的作品中了解对于世界的想法和愿望。
Q：全球化的背景会为你在中国的工作带来什么创新?
A：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因为文化同样也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但我们与自己的传统仍紧密相联。在此之上产生一种对立，如果这种对立通过多种角度得以反映，会更有意思。全球化带来的并不是美国或者说西方文化遍布全球，而恰恰相反，各个地区、各个民族自己的文化得到了发展，并被接受。比如非洲、中国、南美的文化等。
有意思的是我们如何处理和理解什么是德国的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巴西文化等等。我们的工作不只是纯粹介绍德国文化。不只是德国文化或德国传统文化，而是要介绍非典型的，也就是要介绍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因为文化是个体的。
Q：如何理解“有意思”?
A：“有意思”是一种对话的过程，即与合作伙伴共同探讨什么是“有意思”的。去深入理解艺术家的文化背景，去理解为什么这位艺术家有意思，为什么这件作品有意思。我认为你提出的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这正是文化交流的根源所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合作开展有意思的项目。
Q：中德存在文化差异，如果中德双方对于“有意思”理解不同怎么办?
A：举个例子，中国的艺术家或策展人找到我说想做一个系列电影放映和讨论会，初一看，电影的主题可能对我们而言并不是那么有意思，但这之后，我们会仔细研究这个电影具体讨论的问题，并去思考为什么这个主题在当前如此重要。如果确实很重要，我们就要将它翻译成德国的语境，然后会思考，如果这个问题对于你们重要，那对德国意味着什么，在德国有没有相应的艺术家也在就这一主题进行创作或研究。在表面看上去简简单单的“合作”背后，其实是有很多步骤和问题的。
文化只有商业和非商业之分
Q：歌德学院在北京的不少活动挺小众和“阳春白雪”(例如探讨国际上最前沿文化理论的《“超有机”：首届中央美术学院泛主题展》等)，而传统上歌德学院一直是“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的介绍都同样重要”，不知道你如何看?
A：我不想将文化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我而言，只存在商业文化和非商业文化。基本上，歌德学院工作的重点是保护非商业文化存活的环境和空间，这些活动不是以商业价值来衡量的。但这不意味着非商业活动就不能成功。比如，在皮娜·鲍什的创作初期，那时她还不那么有名，歌德学院就在世界范围内展示她的作品，而到后来，她成为了世界巨星。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歌德学院致力于推广新的但并不一定已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艺术，看重的是它的品质和长期的成功。
Q：你们选取艺术家时存在什么样的标准?
A：第一个标准就是质量。一件作品的好坏，经常要看它如何考虑语境(形式)。如果是实验性的创作，它产生时可能相应的标准还不存在。在那时，我们的考虑就是这位艺术家创作的态度是否严肃，是否足够有创意，以及他用于创作的材料或媒介是什么。第二个标准是，所表现的东西应该是对其所产生的语境的一种反映。具体而言，一件来自德国的作品应该反映德国的社会生活。内容和形式是评估其质量的两大标准。好的作品是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
此外，歌德学院在慕尼黑总部有一个顾问团，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专家。他们可以为我们提供咨询。所以，选择艺术家并不是歌德学院某一院长的主观意愿，而是各方沟通后的结果。例如近期举行的“屋顶上的大都会”活动，选取哪几部无声电影和哪几位艺术家也咨询了歌德总部的顾问团。
Q：“屋顶上的大都会”属于典型的中德合作项目?
A：是的。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对我们而言，“文化和公共空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公共空间不仅是地理上的空间概念，它也指可以进行对话或讨论的这种空间。“屋顶上的大都会”系列活动是音乐、电影和空间的集合，它对于公共空间的诠释与朗读会、沙龙等形式“公共空间”在内涵上是一致的。
另外，无声电影《大都会》以及《柏林，大城市的交响乐》的主题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风格在建筑领域有很多代表，比如美国建筑大师斯蒂文·霍尔设计的万国城MOMA。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表现了很多现代主义的元素，比如运动、改变等，与当前中国的现代性如出一辙。
歌德学院的工作独立进行
Q：歌德学院成立50年来，在其发展史上肯定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文化威胁论”，如何排除歌德学院政治宣传功用的阻力?
A：歌德学院建院伊始，德国处于最低谷的时期，那个时候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宣传彻底瓦解。所以德国人当时想，我们再也不要做这种政治宣传了。当时有人建立了“歌德协会”，这是歌德学院的前身。后来歌德学院获得了德意志联邦政府的委托，为联邦政府在德国之外的国家开展文化工作。但是，歌德学院是一个独立于联邦政府的机构，不是政府的喉舌。
Q：歌德学院的经费来自于政府吗?
A：一部分来自政府，大概1/3多一些，另外1/3来自语言教学，其他的来自合作伙伴。这可能让人感到奇怪，为什么政府出经费，但却不控制歌德学院的工作内容，这是由于德国人深信公民社会的理念。
Q：对于孔子学院，你认为它是否应该从语言教学更多地向文化交流拓展?
A：我对孔子学院的使命确实不太了解。歌德学院的工作重心在于文化，此外我们也从事德语推广和信息传播。孔子学院的工作看起来好像更注重语言一些，不过歌德学院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各有不同，有的学院以语言工作为主，有的学院甚至完全没有语言部，会根据当地情况设计工作内容。
Q：你如何看待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发展?
A：我认为孔子学院的工作很重要，因为它在传播语言，而语言永远是促进相互理解的媒介。因为我对孔子学院具体的工作不太了解，所以没法作太多评论。但是，歌德学院在历史上也曾经将一些工作交给外面做，但经验证明，这样并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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